一直到现在，评论家们对于“中华”这位作者保持着奇妙的热情。它是文学界的一位老前辈、一位传奇、一枚奇葩（褒义），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漫长的谜。它的作品汗牛充栋，著作等身，荣获无数大奖。更惊人的是，它的创作时间跨度很长。和他同时出道的老作者们早已纷纷隐退，只有它仍保持着旺盛的创作欲望，到现在仍旧笔耕不辍。这在世界文学史上，可以说是一个奇迹。
探讨“中华”的文学成就是一件充满风险的事情。它的作品太多了，每一部都展现出了足够显著的复杂性，与此同时，作品之间还保持着惊人的同调率。作者时而忠厚，时而狡黠，挥动笔墨为书评家和读者们构建了一个复杂的花园迷宫，任何一句不经过深思熟虑的评价，都有可能失之偏颇和武断，进而迷失其间。我们只能以他的作品年表作为一根救命索，紧紧握住，从头回顾一下“中华”的写作生涯，解析其不同时期作品的创作理念，希望能籍此稍微能接近一点所谓的元写作边界。
就和所有的文学新丁一样，“中华”一开始并没有使用这个笔名。它很早就流露出了对文学的兴趣，并尝试着进行创作。一旦来了兴致，就立刻挥笔写下来，很快就积累了大量的散碎片段，可惜大部分都没有保存下来，只有几个短篇流传至今：《山顶洞》、《元谋》、《蓝田》、《红山》、《仰韶》、《河姆渡》、《大地湾》等等。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作品文笔稚嫩，结构散碎，主题和立意都很模糊，只能说是一些涂鸦练笔，很难称得上是作品。不过在这些早期创作中，我们已能感受到作者在写作方面的天分。更重要的是，从这些作品的字里行间，我们能感受到一种粗粝、蓬勃的生命力在强有力地跳动着，迫不及待想要宣泄出来——这对于作家来说，是最重要的天赋。作者通过这些看似没有目的的创作，在探索着一些基本的文学技法。比如在《仰韶》里，作者用大量篇幅练习了彩陶的静物描写；在《河姆渡》中，已能窥见后世种田文的雏形。《红山》中反复出现一头弯曲的猪龙意像，这被评论界视为“中华”作品的一个标示性符号，它在后续的几乎全部作品里都有登场。
随着短篇的积累，“中华”在不断进步。在一个特定的时刻，它终于推出了自己真正意义上的处女作——《三皇五帝》。作者大胆地采用了共时式结构，在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同时起笔，两种截然不同的表现手法同时作用于同一个故事，在故事演进时共时震荡。硬币的一面，作者用的笔法是翱翔于九天之上的魔幻奇想，神祇的诞生与堕落，天地之间的异动与轰鸣，从伏羲到女娲，从燧人氏、有巢氏、神农氏到炎帝、黄帝、蚩尤，从唐尧到虞舜，每一位角色都带有强烈的神性；在硬币的另外一面，却是如青铜般沉重的现实主义素描。英雄们被拽回地面，以人类的身份面对艰局，氏族之间的残酷攻伐，没有超现实元素，只有血淋淋的抗争与融合。
当我们站在现实主义一侧，会认为诸神只是英雄们疲惫时的梦中幻象；当我们站在奇想一侧，会发现英雄们只是神祇在地面的投影。这是前所未有的创作手法。亦飞亦重、虚实交映，让整个世界看起来充满了矛盾，令人眼花缭乱。这不是普通的双线式叙事，因为读者没办法把神话与现实彼此剥离，因为它们早已交熔一体，难以分开。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放弃思考，跟着作者去经历、去感受这眼花缭乱的双面一体世界，看着它隆隆地从洪荒进化成上古。
当时的文学界被这种手法所彻底震惊，评论家们不吝惜自己的掌声，一颗新星冉冉地升起。那个时候，大概没有人预料到，这是“中华”第一部也是最后一部奇幻小说。
事实上，相比起同时代的其他作者，“中华”对于奇幻题材确实不那么热衷。它的世界观设定琐碎而散乱，由一个一个点组成，有时候还彼此矛盾，没有像它的一些同行——比如“希腊”、“印度”和“埃及”——构建起一个完整的世界。当然，在接下来的一系列作品里，“中华” 也并非一味回避奇幻元素，但始终只是花边点缀般的存在，从不作为真正的创作内核。这份执著，成为它一直拒绝撰写宗教题材的心理渊源。
在评论界如潮的掌声中，“中华” 很快就推出了续作。这是一个叫做《三代》的三部曲：《夏》、《殷》、《周》。在这三部作品里，作者回归了传统叙事。诸神仍在，但已淡去幕后，更多的篇幅是在探讨人与鬼——或者说人与祖先之间的关系。
温馨提示：答案为网友推荐，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