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考古发掘和抢救性文物保护工作增加，用物探方法对主要埋藏于地下或水下的古文物进行探察成为考古工作的重要手段，逐渐成为探察古文物的先行步骤。
1978年，应河南省博物馆之邀，河南省地质局物探队在固始县侯古堆古墓用磁法及电阻率法确定了古墓位置，并经开挖证实[6]。
1981年底至1982年初，安徽省滁县文物保护科技研究所及文化部文物局文物保护科技研究所合作在开封西郊南正门村一段地下古城墙遗址上，进行了电阻率法试验，勘查结果与钻探验证结果相当吻合[5]。
1982年，文化部文物局文物保护科技研究所与安徽省滁县文物保护科技所合作用电阻率法成功地找到安徽亳县古墓，经发掘验证为一砖室古墓[7]。
1982年，陕西省考古所等单位用磁法、电阻率法、化探测汞等方法在秦始皇陵进行了工作[1]。对墓室深度及范围有了一定了解[8]。
20世纪80年代初，地矿部门曾主动向国家文物主管部门介绍过物探方法可用于考古，并初步达成共识，国家的大型考古活动可邀请物探队伍参与相应工作。以后我国的考古部门与一些物探单位合作进行了多处考古工作，一些文物部门及下属单位组建了自己的物探考古力量。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物探在古墓及古遗址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工作。主要有，1987年，安徽省滁县文物保护科研所用电测深对安徽凤阳明中都城门遗址进行探察[7]。1987年，地矿部物化探研究所用电磁法、热释汞测量对河南安阳殷墟王陵区及宫殿进行了工作，电磁法异常与热释汞异常基本吻合，异常反映了这些探测对象[1]。1987年，北京地矿局地质研究测试中心用甚低频电磁法对北京延庆山戎墓葬群进行了探察，发现一批异常，经初步验证有一半为古墓[4]。1987年，西安地质学院曾用磁法、电法在秦始皇陵进行了工作。1988年，铁道科学院等单位用中间梯度剖面法及五极纵轴测深法对新疆拜城克孜尔千佛洞隐埋石窟进行了探察，经发掘证实地下有一洞穴[1]。1988年，中科院地球物理所用高精度重力及浅层地震对北京明茂陵进行了探察，绘出了地宫的推断模型，为以后开挖提供了依据[1]。1989年，中国地质大学用探地雷达对湖北大冶铜绿山古铜矿遗址进行了探察，探地雷达绘出的老窿投影与考古发掘基本一致，略有不同[1]。
1989～1992年，中国地质大学与河南省文物所用磁法对河南省新郑战国—汉代古墓进行探察，其结果得到钻探证实。1991年，中国地质大学与荆州博物馆用磁法、电剖面及电测深法对湖北江陵楚故都雨台楚墓进行探察，除在已知墓上有异常外，还发现了新的异常。1991年，铁道科学研究院铁建所等单位用中间梯度法及探地雷达对河南登封县嵩岳寺塔基进行探察，经发掘证实有一填满细土的地穴。1994年上半年，国家地震局地球物理所和日本田中地质株式会社等单位，在重庆云阳县帽盒岭（是三峡大坝工程淹没区）用电法CT、探地雷达、甚低频电磁法和磁法进行了工作，而后中科院地球物理所与地矿部物化探所又在此区进行了地震、磁法、电法、化探等工作[1]。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地质大学用磁法在河南登封圈出了古窑和古井遗址。中科院地球物理所与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用高密度电阻率法对河南商丘东周时期宋国地下古城墙遗址进行了探察，与考古钻探结果十分吻合[11]。安徽省滁县文物保护科研所用磁法、电法对安徽南陵古铜矿冶炼遗址和安徽绩溪县五代—北宋时期瓷窑遗址进行了工作[2]。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室用旁侧声纳、磁法、浅地震在辽宁绥中县海域找到古沉船位置[1]。中科院长沙大地构造研究所用氡气测量、探地雷达对长沙楚墓群的完整性进行了评估[9]。地矿部物化探所用地震面波法对北京附近某战国古墓进行方法试验，表明该方法与文物部门钻探结果基本一致[1]。
在文物保护方面，20世纪90年代以来，陕西省文物保护中心和德国巴伐利亚州文保局合作，曾用超声波方法对陕西彬县大佛寺石窟风化状况及加固效果进行过评估；铁道部科研院铁建所等单位用微电测深对四川乐山大佛表面风化程度和喷涂防风化剂后效果进行了检验。这类喷涂防风化剂后的加固效果检测工作还在山西云冈石窟、河南龙门石窟、新疆克孜尔石窟及南越王墓等重点文物保护中进行过[1,10,12]。
根据有关方面提供的资料知，物探还在陕西周塬-风翔地区西周墓葬群、甘肃张掖西汉古墓、河南战国古阳城、甘肃黑水国古城、河北永清古战道、北京故宫地基等的探察方面进行了工作，还为发现周口店掩埋史前洞穴进行了工作，为了解浙江绍兴兰亭御碑等文物内部破损情况进行了探察。
由于在我国考古及文物保护工作还属于非营利事业，整个工作在国家文物部门指导下进行，基本上是在指定的地段配合考古活动进行一定工作，采用的方法也多为轻便和经济者。物探配合考古进行工作的规模远比物探的其他应用领域规模小。近年虽有许多工作，但它仍属于物探的新兴应用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