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长恨歌》的主旨是什么?历来聚讼纷纭。较有代表性的有以下三种意见：
一、讽喻说。认为此诗是借李、杨之情事，暴露统治阶级荒淫无耻，讽刺李隆基贪色误国，以致引发“安史之乱”。告诫最高统治者应引以为戒，免蹈覆辙。至于诗歌后半部分对绵绵长恨的描绘，也不是对李、杨表示同情，更不是歌颂，而是通过李隆基晚年失去一切的狼狈景象，隐晦而曲折地讽刺他荒淫误国而终于苦果自尝。
二、爱情说。认为此诗的前半部分中，对李、杨荒淫无度、废弃国事诚然有所讽刺和不满，但这不是主旨。全诗以大部分篇幅描写了两人的爱情遭遇，歌颂了他们之间的爱情。论者还认为，诗中所写的李、杨爱情，实际上已超越了历史事实而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作者通过这一爱情悲剧，歌颂了人们对爱情的坚贞和专一，反映出人们对美满爱情的追求和向往。尽管李、杨身为帝王贵妃但他们的这种爱情与人民的生活、与人民的感情是一致的。
三、双重主题说。认为这首诗一方面对李、杨荒淫无度、招致祸乱作了明显讽刺，另方面对两人的爱情悲剧及彼此间的诚焉相思赋予了深切同情，而且更偏重于后者。整首诗，自始至终贯穿着两重性，贯穿着李、杨身兼爱情悲剧的制造者与承担者之间的冲 突。冲突的体现者主要是两个人物本身，而冲突的必然结果是人物的长恨。
三种说法中，我们认为“双重主题说”较为客观、中肯，符合于作品实际。此就三个方面再略作阐述或补充。
分析《长恨歌》的主题思想，首先必须注意：这是一首叙事诗，叙述的是一个完整的故事。李、杨早先的逸乐和后来的长恨，都是这个故事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而且，这两者之间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早先的逸乐是导致后来贵妃丧生、彼此长根的显著原因，而长恨则是李、杨荒淫误国、终于殃及自身的必然结果。所以，任意突出或忽视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将损害故事的完整性，将割断前后情节的内在逻辑和因果联系而使这一故事失去它本有的特殊意义，其评论当然也就难以符合作品实际和作者原意。
其次还应注意：这是一出经作者艺术处理过了的爱情悲剧，作为悲剧中的两个主人公，李、杨具有特殊的双重身份：一方面，他俩的荒淫逸乐引发了安史之乱，从某种角度上说，也是悲剧的制造者；另方面，安史之乱的发生使他们死生异处，相见无期，自食其果，因而又是这一悲剧的承受者。评论《长恨歌》的主旨，必须顾及这一点，因为它是我们分析、理解作者对这一悲剧的是非态度和感情倾向的必要前提。
再次，也是最为重要的，是必须注意作者对这一悲剧的是非态度和感情倾向。《长恨歌》是一首叙事诗，但具有浓郁的抒情色彩，在叙述李、杨爱情始末的过程中，作者融进了自己的感情，通过感情的媒介，表现了他对这一悲剧的是非评判。对李、杨之娱乐误国，作者显然是意在批评而语含讥讽的，这从“汉皇重色思倾国”、“从此君王不早朝”、“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缓歌慢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等语句中可明显看出。然而，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和悲剧的发生，作者对李、杨的态度也由批评讽刺转向怜悯同情。这从“君王掩面救不得”、“宛转蛾眉马前死”、“蜀江水碧蜀山清，圣主朝朝暮暮情”?“到此踌躇不能去”、“不见玉颜空死处”、“英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等等等等大量饱含感情的描述中，可以获得非常明显而强烈的感受。诚然，作为悲剧的承受者，作者对李、杨深抱同情；作为悲剧的制造者，作者对李、杨又有所谴责。但是，作者的谴责自有其立足点，那就是李、杨的任意纵情，不仅贻误国事、危害社稷，也给他们自身带来了巨大的不幸，自食苦果，并非为了揭露批判统治者的荒淫腐朽(尽管诗歌在客观上有此认识作用)。否则，作者何必化费那么多的笔墨着意铺写渲染李、杨两人的绵绵长恨? 即使按“讽喻说”论者的说法，这是“通过李隆基晚年失去一切的狼狈景象，隐曲地讽刺”，那么，至少第四部分的整段描写就大可不必；而作者亦无须在字里行间倾注如此明显而又深切的同情了!
二。综观全文，作者的感情经历了三次变化：“乐——悲——乐”，作者的思想也经历了一个由平静到苦闷，再由苦闷而得到解脱的发展过程。而围绕作者感情的三次变化，全篇的行文也随之巧妙展开。“文以载道”，作者如果要使自己的思想感情为读者所清晰的领悟，就必须借助于良好的文学表达形式。苏轼这篇文中的哲思也正是通过他对赋的新的利用而传达开来的。《前赤壁赋》是篇辞赋，辞赋时常用主客问答的方式表达作者的思想与主张，《前赤壁赋》很显然是运用了这种传统的格式。辞赋讲究排比对偶，《前赤壁赋》中也有不少排比对偶的句子，所以它具有辞赋的基本特征。但苏轼的这篇赋却不像汉魏以来的赋一样词藻华丽，仅止于铺陈事物，而少有哲理的渗入其中。这篇之所以长诵不衰，更有它突破辞赋旧格的新成就，我们今天可以称它为散文诗。诗人运用行云流水般的笔调抒写自己心中的感情波澜，使文辞更富的血肉，感情也更加真挚，情感与文字的密合无间。我们不得不佩服苏轼驾驭文字能力的潇洒不凡。
作者的某些语言容易被误解为及时行乐，但这种思想并未从文章中直接反映出来，表明的观点是希望一个人不要发无病之呻吟，不要去追求那种看似超脱尘世其实并不现实防幻想境界；而应适应现实，在目前这种宁静恬适的环境中不妨陶醉于大自然的怀抱。苏轼的这种观点包含一定的合理性，因为他不同意看问题绝对化，注意到事物相反相成的辩证关系。但这种观点并非科学，因为作者沿袭了庄子的相对主义观点，否认衡量事物的客观标准，抹杀事物质与量的实际界限。总之，在当时的背景下，作者的观点还是积极的。 这种“物我一致”的观点说明了苏轼对生命的肯定和对生活的热爱。 大自然是个无穷宝藏，可以作为人们的精神寄托，所以苏轼认为人对自然万物，不该取的不取，该取的就取。不必因“吾生之须臾”而羡慕其“无穷”，而要使无穷的自然万物为“吾生”所享用，从中得到乐趣。
三。张巡：忠心报国，从容镇定，视死如归，博闻强记。
许远：宽厚谦和，为国让贤，以死报国。
南霁云：深明大义，嫉恶如仇，忠贞刚烈。
刻画人物仿效司马迁《史记》笔法，将饱满的爱憎感情倾注毫端，在善于取材和精于细节描写方面，显示出精湛的艺术造诣。
在《张中丞传后叙》中,作者在塑造张巡,许远,南霁云三人的形象时,所采用的方法既有相同的地方,又有所不同,因此很难一一分开来讲。文中所采用的方法主要有以下两种:
1、通过细节描写刻画人物。
本文通过细节描写，将人物刻画得个个生动传神。如写南霁云拨刀断指，抽矢射塔的细节，淋漓尽致地刻画出人物的刚烈与嫉恶如仇的个性。写张巡几乎全用细节，如读书尽卷不错一字，于嵩取架上书问巡，巡应对无错以及操笔立书，未尝起单等细节，极其生动地刻画了张巡们博文强记与文思敏捷以性格特征。
2、人物之间的相互映衬和衬托。
文中，张、许、南三个正面人物，相互映衬，各显个性，许远官职本在张巡之上，因巡贤能，授权于巡，自然其下，并最后一起守城而死。这里既突出了许远的谦和让贤，又映衬出张巡的杰出才能，睢阳城陷落后，敌人劝降南霁云。张巡呼曰：“南八，男儿死耳，不可为不义屈！”云笑曰：“将欲以有为也；公有言，云敢不死！”这里一呼一答，既写出了张巡的大义凛然，视死如归，又写出南霁云想保存实力，何机复仇的心理。而且从他的答语中，可见张巡在部下眼中的崇高威望，两个相互映衬，更见英雄气概。文中南霁云乞师于贺兰进明一段，是以反面人物贺兰进明的卑鄙无耻，衬托南霁云的忠肝义胆和刚烈性格，刻画人物极其传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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