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现代科学只在西方世界兴起？
为什么郑和下西洋，发现美洲的却是哥伦布？
为什么中国越来越保守，西方越来越敢于冒险？
为什么康熙大帝、张居正挽救不了当时的中国？
为什么在近代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似乎陷入了静止状态？
当你也有以上或者类似的疑问，这本书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作者伊恩·莫里斯站在长达5万年的东西方人类发展史上，指出为什么西方的统治地位既非长期注定，也非短期偶然。长期注定和短期偶然，这两种理论都无法解释为何在落后的情况下，近现代西方的发展反而远远超过东方。他认为，关键是地理因素。地理因素决定了世界各国社会发展的脚步，社会发展又反过来改变了地理的意义。（虎嗅注：有没有感觉与《枪炮，细菌与钢铁》一书所提的观点差不多。）
本书将各个学科的最新发现联系起来，并独创“社会发展指数”，衡量不同时间和空间的东西方文明的社会发展程度，展示了财富和力量如何从东方转移到西方，并就此奠定西方几百年来的统治地位。
但本书并未止步于此，伊恩莫里斯指出，我们越回溯历史，便越有可能展望未来；我们预测未来会发生什么，会使现在变得更明朗。本书不仅解释了为什么西方得以统治世界，同时通过对过去的梳理，结合战争、能源和气候变化等，大胆预测了在未来的几百年里，世界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论及世界的变化，豆瓣网友维舟写出了书评《历史的发展路径已经确定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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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发展路径已经确定了吗？
历史总能给人以展望未来的启示。然而不同的人看到不同的历史，由之而来的启示也各自不同。说实话，如果你想从历史中找到某些规律和教训来支持你对未来的规划，你几乎总能找到的。
西风压倒东风
成功者如果不清楚自己是怎么成功的，那他将很难复制这一成功；而失败者如果不清楚自己究竟是怎么失败的，恐怕难免会重蹈覆辙。话虽如此，但面对历史上像罗马的兴衰、西方的兴起这类宏大命题，世人往往莫衷一是，几乎不可能有某个理论能令所有人信服，因为在这样庞大而又无法重复的事件中，你不可能穷尽所有的因果链条。
以西方的兴起为例，正如伊恩•莫里斯在本书中简洁概括的，所有的解释大抵可以分为两类：一类认为西方的兴起是“长期注定”的，另一类则强调那只是“短期偶然”所导致。前者强调有某个关键因素（人种、地理、文化、政治等）在很久之前（常常追溯到古希腊）就决定了工业革命必然发生在西方；而后者则认为西欧不过是运气较好而已，而且其优势直到1750年代仍不明显，换言之，西方的兴起不仅偶然，而且领先于世界其他地区不过是最近两百多年的现象。
显然伊恩•莫里斯对这两种观点都不满意（他归纳其论点也主要是为了批判它们），因为在他看来，两者都有一些无法解释的历史事实。因为，如果西方的优势是长期注定的，那么怎么解释西方历史上的低谷？他讥讽说，如果要支持西方人基因比东方人优越，那必将面临一个难题，即每个人都会注意到西方人在公元6世纪的时候并没有基因优势，而在公元8世纪的时候又具有基因优势了。而短期偶然派的理论则关注的时段太短，未能将更长期的历史趋势纳入到解释中来。
确实每一种理论的提出都难免会受到时代限制。1750-1950年间几乎所有解释西方兴起的理论都是“长期注定”这一派的，而这个时代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它本身就是一个西方主宰的世界，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理论与其说是解释了历史，不如说是洋洋得意的西方人为了解释自己的优势是必然的，正如一个贵族在回溯历史时为了解释自己因何比其他人高出一等，总是会诉诸一些看起来命中注定的因素。而“短期偶然”理论本身的产生，也与它所处的时代不无关系：它本身是战后新思想的产物，代表着西方文明内部的一种反思精神，在这个时代，如果将西方的优势看作是与生俱来的，会是让思想界的人浑身不舒服的一件事，那更像是胜利者的诡辩，以及一种自认是上帝选民的不合时宜的自负。
如何尽量避免这种限制？看起来答案之一是把眼光放得更长远。和传统上解释西方兴起的诸多理论不同，《西方将主宰多久》的时空跨度极大，实际上涵括了所有已知的人类历史，上溯500代共一万多年。这么做的好处之一就是让人看到兴衰波动在历史上乃是不足为怪的常态，而不至于为一时的短时趋势所束缚。在作者看来，早期历史上西方确实长期领先，“如果我是在公元500年时撰写这本书，那么我极有可能成为一名长期注定理论家”，但事实是在那之后东西方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一次逆转，之后又有一次大波动，如果因此而将某一方一时的优势看作是历来如此的，那将是对历史的误读。
在这么长的时段中，文化、政治之类以往被强调的无形因素似乎都显得无足轻重了，因为在他看来，不管是哪里的人类，在智力和体质上并无不同，而不同地区的人类所面临的挑战也是类似的，不管他们最终以什么速度、什么理由、用什么方式，最终都自己找到了解决之道。他以一个考古学家的眼光考察了东西方在文明肇始之后的社会发展，结论是：那些标志着文明的社会的各种标志性要素，在东西方都出现了，尽管年代上或许某些事物西方出现得更早一点，但关键是“东西方发生的事情不仅相似，而且发生的先后顺序也差不多”。东西方互相独立，但各自沿着相似的历史轨迹前进，这本身说明西方并无特异之处；没有什么物质文明是永恒的，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西方的优势，也不过是历史中的一个短暂插曲。
因此，他的结论是：“生物学和社会学能解释全球范围内的相似之处，而地理学则能解释区域差异。从这个意义上讲，是地理学解释了西方为何主宰世界。”在他看来，是地理这一非人为因素致使中西方走上了不同道路，这是因为第一，中国“无法拥有属于自己的地中海”，因而就缺乏廉价和便捷的水运通道，导致贸易活动只能局限于相对较小的范围内；其次，地理因素使西方人比东方人更容易到达美洲。他反复强调，“明朝的中国永远也不可能创造一个西方后期大西洋经济的东方版本”，因为对中国人来说“地理是一个极为不利的因素”。
这乍看起来像是又一个“长期注定”理论——地理决定论是许多“长期注定”理论学者的钟爱；但同时其中又包含了一些“短期偶然”理论的观点，例如彭慕兰和弗兰克都认为西方的运气始于偶然发现美洲，从而产生了一个能为工业生产提供动力的贸易系统。不过伊恩•莫里斯显然也清楚地理决定论可能的弱点，因此他又强调“虽然地理位置决定了社会发展过程，但社会发展也改变了地理的含义”，尤其到21世纪地球村的时代，“当社会发展达到一定程度时，地理就会变得毫无意义”，因为地理空间的分隔已经不再成为文明发展的关键因素。
从这个意义上说，东西方之间的竞争才刚刚开始，因为此前双方并未真正自觉地意识到这种竞争，也并未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然而，全球时代又使得这种竞争看起来失去了意义，正如作者所言，“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一大问题，并不是西方是否会继续主宰世界，而是我们人类作为一个整体，能否在灾难使我们一蹶不振之前，突破创新，进入一种全新的生存模式。”这事实上也是他立论的出发点，某种程度上，正是这种理论关怀的不同，导致了他的论证过程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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