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金融危机后的世界经济面临挑战
2007年发源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在全球化浪潮下，迅速波及全球，引发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这场金融危机迅速从局部发展到全球，从发达国家传导到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并影响到实体经济，美国、欧元区、日本以及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相继陷入衰退，世界经济增长明显减速。2008年，世界经济增长率下降到2.5%，2009年更是出现了二战以来首次的负增长。
面对危机，全球各主要经济体联手应对，包含了主要发达国家和重要发展中大国的20国集团(G20)取代原有的七国集团，成为世界经济协调的重要组织。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积极倡导下，金融危机后，20国集团先后召开了3次首脑峰会，并达成共识共同制定刺激世界经济增长的行动计划，刺激本国经济，以配合全球应付金融危机。在全球的联合干预下，这些应对金融危机的措施取得初步成效，特别是到2009年下半年，各国经济出现复苏迹象：2009年第3季度美国经济增长了2.8%，中国增长了8.9%，而作为经济晴雨表的国际原油价格也在2009年10月回升至80美元一桶，创下了自金融危机以来的新高。因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0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将由2009年的-1.1%上升至3.1%，世界银行也预测2010年全球GDP的增长将达到2.7%。
但全球经济的发展是否彻底走出了低谷，目前的复苏能否持续下去，仍然具有诸多不确定因素，世界经济的发展仍然面临着严峻挑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全球金融体系的不确定性，金融机构内部的不良资产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据统计，全球金融机构在危机中的潜在损失高达3.6万亿美元，至今尚有一半未暴露出来。这些金融体系内的不良资产一旦全部暴露出来，市场上再有一些风吹草动，可能会急剧恶化。2009年迪拜世界宣布推迟支付三十几亿美元的债务，马上就影响了全球的金融市场。还有希腊政府的信誉被降级，它的国债被降级，也一下子引起了全球金融市场的波动，这都说明全球金融体系虽然大体稳定下来，但是十分脆弱。
第二，各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运用正在走向极限。首先是财政政策的运用。各国的财政赤字都创造了二战以后的最高记录。欧洲、美国、日本，各个发达经济体的财政状况都非常不好。据美国穆迪氏投资服务公司统计，2007年到2010年，全球公共债务将增加约15.3万亿美元，其中八成来自西方七国集团。当前部分欧盟成员国的公共债务已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50%。截止2009年9月25日，全球政府债务总量创新高，达到36.237万亿美元，增速也达到13.21%，因此，各国想用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已经力不从心。其次是货币政策。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各国普遍采取了降低利率的方式，但目前，各国的利率尤其是发达经济体的利率已经非常低了，如美国的利率降到0—0.25。因此，再运用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发展的空间不大。
第三，发达经济体面临居高不下的失业率。美国2009年10、11月份的失业率高达10%，是26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虽然2010年1月份的失业率稍有下降，但仍高达9.7%。美国劳工部2010年2月24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月20日当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增加22000人，至496000人，为2009年11月14日以来的最高水平，且远高于市场人士预期的减少13000人的水平。此外，持续申请失业救济人数也有所增加。欧元区仅在2009年11月份就新增失业人口10万人，总失业人数达到了1570万人，2009年12月份失业率在欧元区成立十年之后首次升至10%。根据欧盟委员会2009年12月份发布的预测数据，欧盟27国的失业率在2010年将上升到10.3%，总失业人数将达到2800万人。发达国家失业问题解决的前景非常不乐观，特别是这次失业涉及到一些结构性的问题。结构性的转换使得将来的就业前景非常困难。就业是民生的根本，失业率大幅增加，将会继续打击发达国家的消费，加剧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使经济复苏变得更加缓慢和艰难。而在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一些贫困国家，高涨的失业率正有促使社会动荡的风险。
第四，贸易保护主义有抬头倾向。在世界经济尚未复苏的大背景下，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国际经贸组织报告显示，2009年4月到8月短短5个月时间，20国集团就出台了91项新的潜在的保护主义措施。据世界银行统计，金融危机爆发以来，20国集团中有17个国家一共推出了约78项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其中47项已经付诸实施。一些发达国家为了保护本国的利益，公开出台一些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如美国2009年初通过的8380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中即规定，必须使用本国制造的产品。
第五，美元汇率加剧动荡。美国长期进行负债经济运行，大量对外发行国债，并且美国社会福利支出消耗掉了大量财政收入，政府债务日积月累，使得它成为当今对世界其他国家负债的冠军。根据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今后10年，美国联邦政府财政赤字总规模将达到约9.05万亿美元。 这种状况将加剧美元汇率的动荡，从而影响世界金融体系的稳定。
2.国际安全形势总体缓和但挑战依然严峻
十七大报告指出：“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上个世纪，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也经历了冷战对峙和磨难，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世界各国人民都对战争感到厌恶和恐惧。由于世界各国人民对和平的热爱和向往，战后50多年来，地球上没有爆发新的世界性大战。随着世界政治经济的深入发展，爆发世界性大战的危险性进一步减小。特别是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失去了发动一场核大战的对手，从而减少了发生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当前，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使世界各国经济和贸易相互渗透，社会和军事安全领域的相互需求加大，世界各国的依存度增高，共同利益的领域扩大。发展经济、创新科技、提高综合国力已成为各国追求的首要目标，因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越来越成为各国特别是各大国的共识。在当前国际格局向多极化发展的趋势下，尽管各大国间仍然存在各种分歧和利益冲突，但已不是全面对抗的性质。各大国日益注重沟通与交流，增强协作，避免对抗，从而使国际形势在总体上保持和平与稳定。但世界仍然很不安宁。威胁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因素依然存在并有新的表现。简而言之，目前威胁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因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南北差距日益拉大影响世界的安全。全球化浪潮下，世界经济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但这种收入分配却是严重失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这严重的影响了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据美国经济史学家麦迪森的统计，自1820年以来，世界人口增加了5倍，世界实际产出则为原来的50倍，这些巨大的收获却是分配不均的。1820年，世界最富有国家和最贫穷国家人均收入比是3：1，1913年为11：1，1950年为35：1，1977年为44：1，1992年为72：1，1997年大约为74：1，2000年就接近75：1，2006年约为141：1。世界上不发达国家数量不仅没有减少，反而不断增加，由1987年的36个增长到2009年的49个。出现这种“数字鸿沟”的根源就于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长期贫困落后，加上各种外部因素的影响，潜在的民族、宗教、和社会矛盾被激化，不断出现冲突和战乱。这种情况长此下去，不仅不利于世界的共同发展与繁荣，而且将威胁到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二是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交织影响世界的安全。传统安全威胁主要是指国家面临的军事威胁及威胁国际安全的军事因素。当前，虽然国际形势总体稳定，但热点问题和局部冲突此起彼伏，各国的国防开支逐年增长，2006年全球国防开支比2005年上涨3.5%，07年全球防务开支1.339万亿美元，比06年上涨6%，2008年全球国防开支1.464万亿美元，占全球生产总值的2.4%，比2007年增长了4%。美国军费比2007年上涨9.7%，占全球的48%，1999年至2008年，美国的军费开支增加量占全球增量的58%。这种状况意味着各国仍然把军事发展作为保障自身安全的重要因素，国家之间发生战争的威胁依然存在。
当前，伊拉克局势的动荡、朝鲜核问题、伊朗核问题以及持续不断的阿以冲突等热点难点问题的存在，对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带来严重冲击。首先，这些问题的存在，直接影响了世界的和平。其次，这些热点问题都发生在国际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敏感地带，直接或间接牵动世界主要国家在这些地区的战略利益，导致大国利益关系的复杂化，增添了大国关系中的隐患，在一定情况下甚至有可能引起大国之间矛盾的激化，从而威胁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此外，全球核武扩散问题依然严重。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研究报告统计，截至2007年初，全球可通过导弹发射或飞机运载的核弹头数量约11530枚。而且越来越多的国家拥有或者正致力于拥有核武器，如印度、巴基斯坦、朝鲜等。这种状况对世界安全是一大隐患。
非传统安全威胁是指除军事、政治和外交等传统安全威胁以外的对主权国家及人类生存构成威胁的因素，主要包括恐怖主义、贩毒走私、严重传染性疾病、海盗活动、非法移民、环境安全、经济金融安全和信息安全等。非传统安全已经对世界发展和人类生存构成严重威胁，其危害甚至超过战争。9•11”事件夺走了近3000人的生命，超过了美国在珍珠港事件中的阵亡人数。2004年12月印度洋大海啸导致近30万人丧生，给有关国家造成的经济损失更是难以估量，仅斯里兰卡就达到13亿―15亿美元，占其经济总量的6.5%。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使很多国家的财富急剧缩水，甚至引发政局和社会的动荡。而近几十年来的环境污染，造成的全球温室效应，给人类带来的频繁灾难。这些因素都严重影响着世界的安全和人类的生存。
三是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存在与发展影响世界安全。冷战后，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不仅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反而愈演愈烈，并有新的发展，从而影响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为建立单极霸权，美国以自己的价值观和利益为标准，对外实行直裸裸的干涉政策，霸权主义有了新的发展和体现，主要表现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通过三场局部战争而推出的三种新霸权理论：
第一，新干涉主义政策。1999年科索沃战争爆发前夕，美国等西方国家为了顺利的实现北约东扩，借口南联盟科索沃地区内阿族人的人权受到塞族的侵害，打着“人权高于主权”的旗号，发动了对主权国家南联盟的战争，最终迫使米洛舍维其政府下台，建立亲美政府。美国借助这场战争，实践了他所谓的“人道主义干涉政策”，也即“新干涉主义政策”。新干涉主义提倡“人权高于主权”、“主权过时论”;认为主权不再属于国家或政权，而是属于人民;认为保护种族、宗教和少数民族免遭冲突的危害和不受怀有敌意的政府的排斥，是国际社会不可推卸的责任等等。新干涉主义理论实质是使美国对其他国家内政的干涉合法化，从而成为美国推行霸权的新工具。
第二，新帝国主义理论。阿富汗战争后，以美国为为首的西方世界为了进一步干涉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内政，推出了新帝国主义理论。该理论认为，现在的世界存在着三类国家：一类是后现代国家，以欧洲和北美等西方国家为代表;第二类是前现代国家，诸如索马里和阿富汗;介于这两者之间的就是那些正在走向现代化的现代国家，如中国和印度。新帝国主义理论认为，后现代国家正受到前现代国家和现代国家的挑战。一些现代国家在谋求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前现代国家则为犯罪集团和恐怖主义组织提供基地。对付这些挑战，干涉是必要的。干涉的最合乎逻辑的方式就是殖民化，因而需要新帝国主义。新帝国主义理论的目的就是将全世界都置于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控制和统治之下，是美国霸权的直接体现。
第三，先发制人战略。在伊拉克战争前夕，美国企图让联合国安理会授予其攻打伊拉克的权利，但各大国看穿了美国的真实意图，在于控制伊拉克政府，进而控制伊拉克的石油乃至中东地区的石油，因而对美国的这一企图进行了集体的抵制。美国眼看联合国授权对伊动武无望，为了找到一个进攻伊拉克的借口，给国内选民一个交待，布什政府打着反恐的幌子，推出了“先发制人战略”。2002年9月20日布什政府向国会递交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报告》分析了“9•11事件”发生后美国面临的国家安全形势的重大变化，指出恐怖主义是美国面临的主要威胁。打击恐怖主义，防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成为维护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任务。并强调，为了保护美国免遭恐怖分子有预谋的袭击，必要时美国将实施“先发制人”的进攻，即“在威胁到达美国国界之前识别并摧毁它”，借助这项政策，美国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发动了对主权国家伊拉克的战争，推翻了萨达姆政府，扶植了亲美政权。
美国以及西方国家这一系列政策、理论、战略的出台及实践，严重破坏了目前国际社会公认的准则，是国际形势紧张和动荡的根源。
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国内经济发展严重受阻，国际形象也因为布什时代强行推动单边主义而大大下降，在此背景下，奥巴马新政府不得不调整自己的政策，放下身段，谋求与国际社会的广泛合作。2009年1月13日希拉里在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做外交政策陈述时，提出一个新的概念“巧实力”，即美国面临的现有安全威胁要求奥巴马政府必须诉诸“巧实力”，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手段，包括外交、经济、军事、政治、法律和文化等领域可行手段，既团结朋友，也接触对手，巩固原有联盟，形成新的联盟，以便打开美国外交的新局面。虽然更多借助“巧实力”的美国将会以一个更具善意的面目出现，可能会更注重在道义上赢得更多支持，在战术上与各方特别是大国加强沟通与协调。但与此同时，也要看到，未来美国外交政策改变的不是战略目标，而是实现目标的方式。美国在全球传播美式民主自由，维护其全球利益，谋求建立美国主导下的单极世界的大方向没有变，也不会变。
3.国际政治格局多极化不可逆转并出现新的变化
冷战结束后，国际大国格局基本是“一超多强”的局面，美国是惟一超级大国，“多强”一般指欧盟、日本、俄罗斯和中国。现在，这种状况正发生着微妙变化。
首先，是单极与多极的力量对比发生新的变化。这种变化首先体现在各极之间的经济实力有了重新排位。据世界银行统计，2003年欧盟的GDP为10970218美元，美国的GDP为10881609美元，欧盟第一次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2008年欧盟的经济总量高达19万亿美元，欧盟继续超过美国(14万亿美元)的经济总量且优势拉大。而一大批发展中国家的迅速崛起也大大改变了世界经济力量的对比。
2003年10月1日，全球知名投资银行高盛，曾将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四国英文名的首位字母组合在一起为BRICs(发音类似英文砖块)，提出名震一时的“金砖四国”概念，这四个国家的经济在进入21世纪以来获得了高速成长。如中国2008年的GDP高达4万多亿美元，在世界排名由2003年的第7名上升至第3名;巴西2008年的GDP达到 1万6千多亿美元，在世界排名由2003年的第15名上升至2008年的第9名;俄罗斯2008年的GDP为1万6千多亿美元，在世界排名由2003年的第16名上升至2008年的第9名;印度2008年的GDP为1万2千亿美元，在世界排名自2003年开始一直维持12名的位置。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则金砖四国在世界的排名还要提前。
著名投资银行-高盛在首创“金砖四国”之后，再次首创了一个投资新概念：金钻11国(Next-11)。金钻11国分别为墨西哥、印尼、尼日尔利亚、韩国、越南、土耳其、菲律宾、埃及、巴基斯坦、伊朗和孟加拉。高盛预测“4+11”的GDP在2035年可望超越七大工业国家，2050年“金钻11国”的GDP将与美国比肩。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预测，美国在全球GDP中所占比例从2000年的30.9%下降到2007年的26.7%，到2012年可能继续下降为24.3%;特别是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金融风暴，给全世界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同时也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七国经济遭遇重创，西方七国经济占世界比例从77%下降到2007年的57%，到2012年可能下降为51%;而“金砖四国”(中、印、俄、巴西)将从占世界比例的从8%上升到12%;总的看，世界主要国家的力量对比差距正在显著缩小，力量中心增多。经济是综合国力的基础，经济领域的多极化日益明显，并必将反映到政治领域，从而为政治格局的多极化发展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
单极与多极的力量对比发生新的变化还表现在各极软实力的变化。冷战后，美国奉行单边主义，依仗经济、金融、科技和军事的特殊优势，加紧争夺战略要地、战略资源和战略主导权，对外频频发动战争，特别是不顾世界各国的反对，发动伊拉克战争，使得世界范围内特别是伊斯兰世界对美国不满的人比例日益扩大，严重影响了美国的国际形象，使美国的软国力有所下降。2005年6月23日美国知名的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公布了一份“全球态度项目”调查报告，调查结果发现美国的国际形象在世界各地普遍下跌，对美国奉行的“单边主义”政策非常反感。而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美国的西方盟友和伊斯兰世界对中国、法国、德国的印象明显好于美国。而2007年因美国的次贷危机而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更是使美国的自由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神话破灭。
其次，是单极与多极的关系发生新的变化。冷战后，由于美国政府一直推行强硬的单边主义外交政策，追求单边利益和安全，引起了世界各国包括美国的西方盟友在内的强烈不满。特别是美国不顾世界各国的反对，执意发动伊拉克战争，更是扩大了美国和其传统盟友——欧盟之间的裂痕，使得北约政治化和军事同盟性质下降。而俄罗斯面对美国冷战后咄咄逼人的攻势，深感自己的利益受到侵害，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在俄罗斯家门口推行的几场颜色革命，更使俄罗斯寝食难安。在此情形下，欧俄以共同反对伊拉克战争为契机日益接近。
与此同时，中国与欧盟的战略关系得到发展， 2003年中欧确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后，中欧双方高层互访频繁，政治互信不断加强。欧盟还明确把中国列为欧盟六大全球战略伙伴之一。中国与俄罗斯的战略伙伴关系得到进一步巩固，解决了边界问题，并签订了中俄睦邻友好条约，确立了永不为敌的目标。而且中俄在2005年8月18日举行了首次联合军事演习，这在中俄关系史上还是第一次。
中国、欧盟、俄罗斯这三极之间的日益接近，对多极化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第三，是单极与多极的斗争发生新的变化。美国的单边主义行为引起了世界各国越来越多的反对，为了维护各自的利益，各大国纷纷强调多边主义的重要性，反对单边主义，并日益联手，共同推动世界格局的多极化发展。如欧洲联盟2008年11月3日拟就一封致美国下任总统的信件。信的主旨是强调“多边主义”。 2009年6月16日——17日，中国、巴西、俄罗斯、印度“金砖四国”领导人在叶卡捷琳堡举行首次正式会晤，这意味着金砖四国必将加大自己在国际格局中的影响力。而俄罗斯总理普京更是多次发表讲话，表示俄罗斯绝不接受美国领导下的单极世界。
综上所述，当前的国际局势正如胡锦涛所指出的，世界多极化前景更加明朗，不可逆转。
4.世界科技革命竞争日趋激烈
二战后，以微电子技术、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技术、能源技术、空间技术和海洋工程技术等高新技术的广泛利用为主要标志的新科技革命，至今方兴未艾。当今世界，信息、生物、材料和能源等高技术及产业迅猛发展。科技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已由20世纪初的不到20%，上升到目前的80%左右。科技发展特别是战略高技术的发展已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科技实力也越来越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竞争力。
面对迅猛发展的科学技术和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世界各国纷纷采取对策，发达国家以先进的科学技术为基础，积极抢占高技术产品与服务的制高点，而新兴工业化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则不断增加科技投入，努力试图改变不利的科技竞争地位。目前世界主要国家为提升科技竞争力所采取的政策呈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 提升决策层次，加强宏观调控，强化科技投入。越来越多的国家采取政府首脑亲自领导科技工作的做法，成立由战略科学家和经济专家组成的总统(总理)科学顾问委员会，对科技政策和重大科技计划提出建议。美国、韩国、印度等国成立了由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负责的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大大提升了国家科技工作宏观决策的能力。许多国家政府都将对科技的投资视为一项回报巨大的战略性投资。一方面大幅度加大科技投入，另一方面建立有利于增加科技投入的机制。
第二，实施积极有效的科技人才发展战略。人才是竞争之本。许多国家修改了移民政策加大了吸引外国的学生和学者的力度，以解决技术人员短缺的问题。芬兰对掌握先进技术的高收入外国人的最高税率已减至当地人的58%;日本计划在今后几年采取各种措施，使外籍科研人员占科技人员总数的比例达到30%;美国则在移民方面大大放宽对高技术人才的限制。
第三，建设国家创新体系，促进科技与经济的结合。面临知识经济和技术创新的挑战，制度创新受到各国的高度重视。国家创新体系是一种网络，是一项系统工程，知识在人、企业、机构之间的流动是创新体系的关键所在，产业界、学术界、金融界和政府是构成这个体系不可缺少的有机部分。在这样一个国家层次的创新体系中，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科学研究机构和大学是企业技术创新的科技依托和知识源泉，中介机构是知识扩散、转移的桥梁，政府是政策制定者和发展环境的创造者，金融是充分实现创新市场价值的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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