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权稳定论是国际政治经济学中新现实主义者的理论核心,在西方发达国家学术界有着广泛的影响。霸权稳定论不只是一种学术理论,而且是现今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理论指导。冷战结束后,两霸相争的国际政治格局转变为一超多强。不少美国人认为世界是美国的单极世界,可以放手推行美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霸权。因此,弄清霸权稳定论的来龙去脉对认清国际形势的变化和所谓美国单极霸权的本质有着积极的意义。
一、霸权稳定论的理论结构
霸权稳定论是由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P.Kindlleberger)首创,罗伯特·吉尔平(RobertGilpin)加以系统完善的。罗伯特·基欧汉(RobertKeohane)所提出的“后霸权主义”是对霸权稳定论的修正,但在理论上却与吉尔平的霸权稳定论有很大差别。霸权稳定论的主要内容是:霸权带来世界政治经济的稳定,霸主自我牺牲,霸权必衰,霸权丧失导致世界政治经济的不稳定。从理论上作进一步梳理,可以归纳为霸权的战略目标、霸权的运行机制和霸权的发展过程。1、霸权的战略目标。吉尔平指出:“只有在霸权存在的情况下,一种特殊类型的国际经济秩序,即自由经济秩序才能繁荣和充分发展。”金德尔伯格也强调开放和自由的世界经济需要一个霸主或主宰的强国。他认为,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之长期化并酿成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主要原因是:“当时英国的霸权正在衰弱,英国已经无力保障国际清算系统,而美国则在到1936年以前一直不愿从英国手中接过这一责任。照他们看来,自由经济制度是霸权的产物,没有霸权就没有自由经济的繁荣和发展,也就是说霸权是为世界资本主义自由经济体制充分发挥作用、顺利运转而存在的。对二者的关系,吉尔平又作了深入的分析。他指出,自由市场体系的出现和发展必须有三个前提———霸权、自由意识形态和共同利益。这三个前提并不是并列的,后二者是从属和服务于霸权的。具体来说,没有霸权,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国际经济体系就无法运转。但是,有了霸主,自由市场经济也未必能顺利运转,这里有一个霸主国的价值取向问题,即霸主国是否具有自由的意识形态。因此,要使市场机制在国际经济中充分发挥作用,“霸权国本身必须恪守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念”,即“霸主国的社会目标和国内权力分配必须有利于国际自由秩序”。共同利益是相对霸主国及其麾下的主要国家相互关系而言的。一方面,“霸主国家的经济可以发挥对世界经济的运转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利用自己的影响建立国际社会体制”。另一方面,“其它主要国家也必须对市场关系的发展感兴趣,霸权国家可以鼓励,但不可能强迫其它国家遵守开放性世界经济的规则”。当然,这种共同利益形成的关键还是在于霸主国的实力。除了霸主国要提供保证世界自由经济体制正常运转所必须的国际公共商品之外,霸主国还要做到:通过自身的成长壮大来显示市场经济的益处,以此来推动自由的市场经济在其它国家的发展;控制自然资源和原料、金融和资本来源、市场以及特殊技术,以便通过经济相互依存的机制来加强对国际市场经济的管理与支配;在几个举足轻重的经济强国之间进行斡旋与调停。作为霸权保证自由经济发展的具体例子,吉尔平认为,在近现代史上只出现过两次,第一次是从拿破仑战争结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那时英国把世界经济引入了自由竞争时代;第二次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主导建立了以“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为主体的国际自由经济秩序。前者被称之为“英国主宰下的和平”(PaxBritannica),后者被称之为“美国主宰下的和平”(PaxAmericanna)。在英国和美国霸权主宰之下,国际社会从总体上来说享受到了安全与和平,自由的国际经济秩序和国际货币体系基本运转正常,世界经济有了极为顺利的扩张。
2、霸权的运转机制。在构建这一理论支柱时,金德尔伯格从经济学中引进了公共商品概念。他认为,在国际关系领域里,同一国国内开放的市场经济一样,也存在公共商品。国际关系领域里的公共商品主要有三大类。一是建立在最惠国待遇、一视同仁原则和无条件互惠原则基础上的自由开放贸易制度;二是稳定的国际货币;三是国际安全的提供。吉尔平认为,霸主国或领导者有责任提供这三类公共商品,并承担其全部成本。既然是公共商品,必然会存在“白搭车”现象,霸权国必须在意识到此的前提下,毫不犹豫地支付因提供公共商品所需的一切成本。日本学者山本吉宣指出:“霸主国为使自己建立的国际体系扩展到全球去,就不能不以承担成本费用的形式来作出自我牺牲。这既是霸权国恪守自由主义价值观念的体现,也是取得主要大国对其‘正统性’认同形成共同利益所必须的。”
3、霸权的趋势。吉尔平从三方面论证了霸权必衰。首先,他从市场机制的角度作了分析。霸权是建立在霸主国压倒一切的军事经济和科技实力之上的,但是衡量一国经济科技实力的标准,既不在于现有的生产能力大小或对某种技术的垄断,也不在于资源上的自给自足,而是在于该国经济自我改造和对全球经济变化的适应能力。但是这种创新和适应能力是很难长时间保有的。因为尽管市场力量的解放和发展需要一个有利的政治环境,但是市场又是按其本身规律运作的。竞争机制使市场上经济力量分布和格局不断发生深刻的变化,竞争优势是流动的,是不断从一国转向另一国的。新的竞争强国必然要求政治权力的再分配,老的霸主不断面临后起者的挑战。这种挑战非常残酷,最终只能以战争形式来决定胜负。世界史上霸主国的每次更替都是以战争为先导。自从资本主义问世以来,先是法国通过路易十四战争向英国的霸权挑战,后是德国再度向英国的霸权挑战,却均未取得成功。但是,后起的美国则通过二次世界大战,彻底摧毁了英国的霸权,并取而代之。正如吉尔平所言,“市场力量的解放改变了政治格局,破坏了霸权,开创了全世界最终必须适应的新的政治环境”。从这个意义上说,霸权的衰弱是不可避免的。吉尔平接着又从收益角度论证了霸权国家是在自身经济活动中加速衰弱的趋势。为了支付维持霸权的成本(提供公共商品的成本),霸主国家的经济剩余逐渐减少甚至消耗殆尽。根据经济学中边际收益递减法则,霸权国家在提供公共商品的成本与从中获取的收益是成反比的。随着公共商品的数量增加,每一单位公共商品的边际成本增加而其边际收益则减少。用吉尔平的话来说“(霸权国)国内消费(无论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和为保护这种(自由经济)体制而付出的防务开支,比国民储蓄和生产性投资增长更快”,从而使霸主国在经济上逐渐无力负担提供公共商品的成本,进而迫不得已放弃霸主地位,让位于其它新崛起的更有竞争力的新兴国家。“白搭车”是吉尔平分析霸权必衰的第三个原因。“由于存在白搭车者,霸主国往往长时间为保证公共商品的充分供应而付出了远远超出其应付的成本。因此,霸主国对‘白搭车者’感到不耐烦和失望”。白搭车者一方面从经济上加重了公共商品的成本负担,削弱了霸权国家的实力,另一方面又从道德和信心上使霸权国感到沮丧,失去了为国际社会提供自由经济体制的意欲和动力。吉尔平以欧洲和日本为例说明了白搭车对霸权衰弱的影响。战后初期至60年代,为了维护自由世界经济,美国使它的许多狭隘经济利益服从于盟友的经济利益,忍受了欧洲和日本对美出口商品的歧视。结果,美国经济为此大受损失,而欧洲、日本却迅速崛起并成为美国霸权的挑战者。
二、霸权衰落的对策
吉尔平对如何挽回霸权衰落的对策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他先是在《战争和世界政治变革》中提出三条建议:第一,消灭不断增加的导致高成本的原因;第二,界定一个比较廉价的防务范围;第三,减少国际承诺。从逻辑上讲,这三条是减少成本增加收益的唯一办法;但从实践角度来看,却缺乏可操作性,而且也不符合他自己提出的“最终不损害霸权国国际地位”的基本原则。经过一段思考以后,吉尔平在《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中提出了“多边领导”的设想。他在书中详细地分析了日本崛起的原因及影响,一再强调,美国的霸权需要外国伙伴来支持它,“当今时代,这个重任落在日本的肩上”。尽管霸权式微,但是由于“惯性的力量,缺乏替代方案以及主要大国间残余的共同利益和社会目标”等因素的作用,再加上霸权国不甘沉沦、力图重振,霸权国所确立的制度和原则仍然会延续下去。但是,“由于霸主地位不稳,一些潜在的冲突因素日益突显”。换言之,在衰落之中的霸权时代,国际秩序不是由霸主一人说了算,国际公共商品也非是霸主一国提供,需要有关国家在“囚徒的困境”模式的博弈中形成、分担。于是,“责任分担论”一时间成为霸权稳定论者治疗美国霸权衰弱的主要处方。这在80年代中后期日美关系上表现得尤为明显。美国一方面对日本开展汇率战,以压日元大幅度升值的办法来打垮日本的经济优势;另一方面一再要求日本为其分担责任。先是要日本几乎全额承担负责驻日美军费用,尔后又在1990年海湾战争中要日本与欧洲盟国一起为美国分担几乎全部的战争开支。当时,以共同责任分担为目的的“日美合霸论”几乎一度成为一部分日美精英知识分子最乐意咏唱的“赞歌”。然而,当尘埃落定时,日本才惊讶地发现美国对霸权的控制欲依然强烈如故,没有一丝要禅让给日本的意思。到了90年代后期,日本的钱袋已经被掏空,“日美合霸”一说也随之灰飞烟灭。
三、“后霸权主义”
“后霸权主义”是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基欧汉创立的。他曾与奈一起创立了狭义相互依存论,并以此为出发点,主张通过国际制度来对相互依存关系的发展进行管理和调节。80年代中期,他提出具有新现实主义色彩的“后霸权”理论。基欧汉于1984年出版了《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的合作与斗争》一书,提出了“后霸权理论”,其核心是通过多国合作而形成的国际制度来维持国际秩序,用国际制度取代霸权。他强调,“一旦国际制度形成之后霸权国即使衰弱也无妨,可以通过主要国家的合作来将已经形成的国际制度维持下去”。其理由是,因为国际制度创设之时,成本很大,非要有一个具有压倒优势的国家起主要作用不可。然而,国际制度形成后,其维持费用就低下来了,再加上在国际制度培育下而形成的各国协调机制已经成熟,因此从合理选择出发,所有国家都不会赞成霸权国家的存在。虽然从理论脉络上来看,霸权稳定论的“责任共同分担说”和相互依存论的“后霸权说”泾渭分明,前者是霸主确立和维持国际秩序,后者是各主要国家合作维持国际秩序,但是其论证基础却同出一辙,都是对成本的分析。基欧汉的后霸权理论问世后,招来不少批判。不少人认为,基欧汉犯了严重的理论错误。虽然他强调的是各国合作维持国际秩序,而这个国际秩序却是霸权国家所确立的。从逻辑推理来看,他所要求的各国合作结果却成了各国为霸权国家维持其所确立的国际秩序分摊成本。有人据此认为基欧汉的“后霸权论”比吉尔平等人的“共同责任分担论”更对霸权国家有利。毕竟霸权稳定论者还强调霸权国必须独自承担公共商品的成本以换取各国对其国际秩序的认同,而“后霸权理论”则在各国无条件为衰落中的霸权国家承担维持和运营成本。从中可见,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新自由主义者和新现实主义者之间并非是鸿沟相隔,水火不容,而在许多地方是相通相连,甚至水乳交融的。事实上,“共同责任分担论”和“后霸权理论”在美国外交政策的实践中已经融为一体,成为一根藤上的瓜。从1990年的海湾战争到1998年的科索沃战争,美国政府在处理与同盟国关系时无一不是如此,不过侧重点因时因事而不同而已。在海湾战争中,美国强调的是责任互助,它出人,盟国出钱。而科索沃战争则是美国借北约的组织形式把后霸权理论付诸实施的一次成功的尝试。在冷战结束后,北约本该逐步消失,但是美国却仍一再对之巩固和加强,先是实施北约东扩计划,后又以北约的形式把盟国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力量充分动员起来,以人权高于主权为口号为围堵其宿敌俄罗斯在科索沃打了一场热战,确保了美国在欧洲的绝对优势。无论是霸权理论或是后霸权理论,与当今的国际政治经济中的多极化潮流都是背道而弛的。无论什么形式的霸权都只能得逞于一时而最终被历史所埋葬。冷战证明了这一点,当今的多极化潮流还将证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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