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无韵之离骚”，就是称赞《史记》的文学成就。具体表现在，其一，《史记》为开创我国的传记文学作出了杰出贡献。《史记》创立了以描摹人物为中心的传记，为我国传记文学奠定了基础。在《史记》之前，对于人物言行的记叙，由于体裁的限制而零碎分散，极不系统。以伍子胥为例，《国语》仅记录了他谏吴王夫差的言论，《战国策》记载了他逃出昭关，行乞吴市一事。《左传》记载较多，但把伍子胥的事迹同与他无关的事迹，夹杂在一起纪录，不仅材料不完整，而且头尾不相照应。至于《吕氏春秋》、贾谊《新序》、《淮南子》等书，取材虽多寡不同，只为阐明作者的论点服务，目的不在于传“人”。而司马迁重视人的作用，以人物为历史的主体，为历史人物作传。《史记·吴子胥列传》即以人物为中心，围绕伍子胥，集中有关题材，系统完整地描叙了伍子胥的一生。另外，司马迁摹写典型的历史人物，为我国的传记文学开辟了康庄大道。为历史人物作传，不象寓言、小说可以虚构创作，而必须受客观历史事实的制约。但又不能一切照搬生活现象。司马迁写传，旨在“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总结历史教训，揭露腐朽黑暗，针砭当世。因此，不论是所写的历史人物还是历史事件，都经过审慎的选择。这里既有历史家的科学精神，又有文学家的惨淡经营。其二，《史记》以丰富生动的形象，描绘了波澜壮阔的历史风貌，是一部现实主义的杰作。太史公为屈原作传，而对这一“信而见疑，忠而见谤”的形象，他严肃地指出：“人君无愚智贤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为，举贤以自佐，然亡国破家相随属，而圣君治国累世而不见者，其所谓忠者不忠，贤者不贤也。怀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疏屈原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祸也。”这是在写历史，也是在写司马迁所处的时代。其三，《史记》的语言精湛，风格鲜明。描绘人物的语言，准确、生动、形象地传写人物的个性特征以及心理状态和境遇神情。说理抒情，淋漓尽致，吸收民间语言，俚而不俗。用词造语，崇尚自然。以上这些，足以使《史记》成为一部“无韵之离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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