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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明义，在苏轼的众多名号中，最为人们熟知的就是“东坡”，由于这一名号被人们接受的程度很高，所以人们也亲切地把苏轼称为“苏东坡”。
很重要的一点是，“东坡”这个名号是苏轼自己给自己取的，那么，他的这一名号有着怎样的故事和来历？
经过乌台诗案的事件之后，苏轼的足迹踏上了黄州大地。来到黄州后，苏轼最初寓居定惠院，后来搬迁到长江边上的临皋亭，逐渐开始适应黄州的贬谪生活。
随着生活的逐渐安定，苏轼也从乌台诗案的阴影中走了出来。到黄州的第二年，苏轼在朋友的帮助下租借了黄州城外的59亩荒地。之后，苏轼置办农具，亲自劳作，躬耕田间地头。
因为这块开垦的荒地正好在黄州东门之外，而且是一块坡地。于是，他想到了唐代诗人白居易在忠州东坡种花种树的故事，便将这块耕作之地命名为“东坡”，他也自号“东坡”，也就是说，苏轼是在黄州期间才有这一名号的。
那么，苏轼为什么要效仿唐代诗人白居易在忠州东坡种花种树的故事，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内在的关联吗？抑或说苏轼对白居易的生活方式持有什么态度呢？
要弄清楚这一点，就先要走进白居易的故事，以“知人论世”的方法去探讨这一问题。原来唐代诗人白居易任忠州刺史时，曾在忠州东坡垦地种花，并写下了《步东坡》诗：“朝上东坡步，夕上东坡步。东坡何所爱，爱此新成树。……”
原来，白居易在唐宪宗元和十三年由江州司马调任忠州刺史，元和十四年春天到达忠州（重庆忠县）。在任职忠州两年左右的时间里，白居易在工作上恪尽职守；工作之余，他会遍游忠州山水，体察忠州风物民情。
白居易平素里很很喜欢养花种树，到忠州后，这一习惯也保持良好。他在忠州城东的山坡上，开垦荒地，亲手种了许多花草树木，在《东坡种花》一诗中，白居易就这样写道：持钱买花树，城东坡上栽。
就在白居易要离开忠州，离开他心心念念的东坡时，他心中是有许多不舍的，尤其是他亲手栽植在东坡的一花一草、一树一木。于是白居易在诗中写道：“楼上明年新太守，不妨还是爱花人。”
即使白居易离开忠州到长安任职，可是他仍然怀念忠州东坡上自己栽种的花草树木：最忆东坡红烂漫，野桃山杏水林檎。
话说回来，苏轼之所以将躬耕之地命名为“东坡”，而且自号“东坡居士”，除了与白居易种花种草的事迹相似之外，还有一个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苏轼对白居易人格的认同与钦慕，这就有点“异代相逢成知己”的感觉了。
为什么这样说呢，还得从苏轼和白居易的思想转变和认知层次说起。苏轼自号“东坡居士”，这个自号意味着苏轼对白居易处世哲学和人生态度的认可与仰慕，意味着苏轼思想上的个重大变化。
黄州是苏轼人生之旅中的一个驿站，他在这里度过了五年的时光，这五年不但是仕宦旅程中跌宕无尽的晦涩期，也是他人生中的低潮期，而且是经济上为解决衣食而躬耕农田，节俭持家的时期。所以，黄州也是苏轼人生旅途中的重大转换期。
在黄州的苏轼，对白居易心生钦慕之情，如果联系白居易任忠州刺史的背景，则刚好与苏轼谪居黄州的背景相吻合，他们虽然是不同时代的人，但却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和仕途履历。
而苏轼呢，黄州时期的苏轼在遭遇和心境方面都与他一直敬慕的白居易极为相似，这时他靠朋友的帮助有了自己可以耕种的土地，可以种树种花种粮食，自然而然就想到了白居易在忠州种树种花之东坡。
因此，在黄州两年后，苏轼有意效仿白居易忠州种花种树的故事，也在黄州城外开辟荒地，躬耕于此，给地取名“东坡”，并自号“东坡居士”，这就是苏轼对白居易在忠州东坡垦地种植的一种仰慕和认同。
其实苏轼并不是一到黄州，就自号“东坡”的，而是居黄州两年后才有了“东坡”之号。乌台诗案之前的苏轼，书生意气，满怀自信，有兼济天下的志向。
然而经历了乌台诗案后，苏轼在黄州躬耕于东坡，此时的他对仕途、对人生有了新的认识，也有了新的感悟，他的心灵更多地转向自然之趣味。
经历过改写人生命运与仕宦轨迹的“乌台诗案”后，苏轼初到黄州时便已萌生归隐之意。彼时的苏轼，踌躇满志，无所适从，所以才会透露出归隐的想法。
其实苏轼的这种想法也受到了白居易归隐思想的影响。苏轼羡慕白居易晚年对闲适生活的追求，他对白居易的道德称赞有加。
除了对白居易人格、道德方面的赞美之外，苏轼对白居易最大的认同，是白居易持有的人生哲理和处世态度，白居易曾说：“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
小隐隐于野，大隐隐于市。在白居易看来，闲逸潇洒的生活不一定要到林泉野径去才能体会得到，更高层次的隐逸生活是在都市繁华之中，在心灵的一沃净土中独善其身，找到一份宁静，找到心灵的归宿。
小隐和大隐恰似一条线的两端，但白居易并没有在这条线的两端踌躇徘徊，举足不定，找不到合适的立足点。但经过白居易一番严谨的审视后，他将这条线对折了起来，并将目光聚焦在了这条线的折点上，也就是中点，他觉得中点才是最合适的立足点。
换句话说，这时的白居易与隐逸生活达成了一种默契的平衡，找到了一种更适合他自己的生活方式，那就是“中隐”——这条线的中点。
中隐是一种介于小隐和大隐之间的一种生存方式，这是一种动态的平衡。也就是说，白居易对闲适的生活方式是高度认可的，他的思想从“兼济天下”转向“独善其身”。
在黄州的苏轼，不仅在寻求一方心灵的沃土，而且他在努力地适应黄州的生活，他要与自己达成和解，甚至要与生活达成和解。苏轼在黄州时期的一首诗中是这样写的：未成小隐聊中隐，可得长闲胜暂闲。
苏轼认同白居易“中隐”之处世心态，并在后来的仕宦生涯中，保持内心的泰然，并结合自身的思想修养，加以提升，在处世态度上达到旷达而超脱的境界，这更进一步地完善了白居易“中隐”的深度和广度。
哪怕是后来不是在贬谪就是在贬谪的路上的苏轼，即使生活不如白居易那么闲适安乐，他仍然保持着乐观豁达的心境，这样的心态与他选择的“中隐”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的。也可以说，苏轼直接从白居易的“中隐”中获益。
在黄州及以后的岁月里，苏轼觉得自己在人生经历和处世心态方面都与白居易有着相似的轨迹，他不止一次地诉说着异代相逢成知己的贴切与默契。那是苏轼在历经了世事沉浮之后的生命感悟，这种感悟往往意味着各种不为外人所道的心灵体验。
苏轼认为自己与白居易人生际遇有诸多相似，常常在诗词中以白居易自比。如《赠写真李道士》一诗中的“他时要指集贤人，知是香山老居士”，再如《赠善相程杰》一诗中的“我似乐天君记取，华颠赏遍洛阳春”，都是苏轼钦慕白居易的文字明证。
北宋文坛巨擘苏轼从唐代诗坛名流白居易身上看到了另一个自己；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苏轼从白居易的人生经历和处世心态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从以上的论述来看，苏轼取号“东坡”，本身就是对白居易的人生的钦慕、追随与仿效。所以，异代相逢成知己，是苏轼有意对白居易人生亦步亦趋的最有力的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