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0-05-26
1950年，钱学森同志开始争取回归祖国，而当时美国海军次长金布尔声称：“钱学森无论走到哪里，都抵得上5个师的兵力，我宁可把他击毙在美国，也不能让他离开。”钱学森同志由此受到美国政府迫害，遭到软禁，失去自由。 1955年10月，经过周恩来总理在与美国外交谈判上的不断努力——甚至不惜释放15名在朝鲜战争中俘获的美军高级将领作为交换，钱学森同志终于冲破种种阻力回到了祖国，自1958年4月起，他长期担任火箭导弹和航天器研制的技术领导职务，为中国火箭和导弹技术的发展提出了极为重要的实施方案——对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第3个回答 2010-05-30
1911年，钱学森出生在上海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钱均夫，杭州人，早年就读于杭州求实书院（浙江大学前身），后留学日本、长期从事教育工作。他忠厚善良，博学多才，谦躬自守，为钱学森营造了一个宁静求实的家庭氛围，开启了他们人生的智慧之窗。钱学森始终认定“我的第一位老师是父亲”。
3岁的钱学森随父母从上海迁居北京，先后就读于北京女子师大附小（北京实验二小）和北师大附小（北京市实验一小）。两所附小办学正规，师资力量雄厚，钱学森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当时的北京正值清王朝覆灭，动乱纷繁，人们崇尚权谋，鄙薄实务，社会环境恶化。钱学森有幸进入了北京师大附中这所得天独厚的有利人才培养的好学校，因为这里有一批不甘于祖国沉沦，矢志教育救国的忠诚爱国的知识分子。校长林砺儒是著名教育家，解放后曾担任国家教育部副部长。几何教师傅仲孙是一位功底深厚的数学家，他的教学工作十分出色，他经常对学生讲：“我讲的道理是纯粹推理，这样推出的道理，不但教室里如此，全中国也如此，不仅全中国如此，全世界也如此，不仅地球上如此，到了火星上也还得如此！”钱学森对此记忆犹新。
北师大附中课业繁多，教学要求高，但文理皆备，音乐美术也受到重视。不求学生死记硬背，提倡重在理解，鼓励学生在学好必修课的同时，按文史、理工两部再学选修课程。钱学森选学理工，除了理工部正课，还加修了大代数、解析几何、微积分、非欧几何、物理学、无机化学、有机化学，以及英语、德语和伦理学。虽然课程多，但思想上没有压力，学得生动活泼。钱学森在耄耋之年，仍然十分怀念母校，“我在那里受到的良好教育，是我终生难忘的。”
1929年夏，钱学森考入了仰慕已久的上海交通大学。上海交大历来以“起点高，基础厚，要求高”的教学传统名闻天下，“求实学，务实业，苦干实干”是交大的一贯学风。交大上下“严”字当头，考80分的不算好学生，学校规定对重要课程的课文，必须熟读硬记，原原本本地背下来。这与北师大附中宽松的环境大相径庭。钱学森深深懂得“严师出高徒”的道理，十分理解老师们的良苦用心，他自觉适应交大的学习氛围，刻苦努力，博学强记，以浓厚的兴趣和顽强的毅力学好每门课，成绩都达到95分以上。一册《分析化学》，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竟能一字不漏地背诵下来。钱学森在回忆交大时，激动地说过：“交大教学严，要求高，我十分感谢老师们使我学到了许多终身受用不尽的知识。”
1935年，钱学森从交大机械工程系铁道机械工程专业毕业一年后，决定到欧美国家去深造。他认为，中国的落后主要在于经济技术的不发达，而日本的崛起则完全得益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展。经过考试，他取得了清华大学公费留美的资格。他决定到美国学习飞机制造，因为这是一门中国没有的新兴工业技术。
1935年夏，钱学森告别父母，乘上美国“杰克逊总统号”轮船启航美国。20天后登上了彼岸，来到了马萨诸塞州首府波士顿的坎布里奇市，这里只有10万人口，却是一个举世瞩目的大学城，因为两座世界有名大学：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都在这里。
钱学森进入了麻省理工学院。这是一所名师荟萃，驰名全球的理工类学院，许多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国家科学院和国家工程院院士都在这里执教，条件优越，环境幽雅，学风严谨，钱学森如愿以偿，似饥如渴，一年之后便以优异成绩获得航空系硕士学位。学工必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到飞机工厂实习与工作是不可或缺的步骤，但美国航空企业不欢迎中国人去，这是钱学森没有想到的。一个标榜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国度，居然存在着如此的种族歧视，具有强烈民族自尊心的钱学森第一次深切地感受到祖国强盛的可贵。
冷遇和挫折并没有动摇钱学森强烈的求知渴望，反而增添了他顽强拼搏的勇气。
1936年秋，钱学森飞到了洛杉矶，径直来到了加州理工学院，因为加州理工学院同样是美国著名的理工科大学之一，有着最负盛名的力学和航空动力学研究中心，享誉“超音速飞行之父”的世界著名力学大师冯·卡门教授就在这里。慕名而来的钱学森站到了冯·卡门面前，谦恭地自我介绍：“尊敬的先生，我是从麻省理工学院来的。我想由航空工程转学航空理论，也就是力学，请您告诉我，我的想法对吗？”
冯·卡门听完了年轻人的诉说，不觉露出了欣喜的目光。在他看来，一个从事技术工程的年轻学者不满足已有的专业知识，感悟到理论的重要性，这正是有远大志向的表现。为了了解他的专业功底，冯·卡门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钱学森对答如流，反应之快捷，回答之准确，使大师赞叹不已。他用惊异的目光打量着这位头脑清晰、思维敏捷、才华横溢的中国学生。他当即十分高兴地答应了钱学森希望攻读博士学位的要求，接纳这个令人喜爱的年轻人。
从1936年10月起，钱学森在冯·卡门指导和领导下进行了长达10年的学习与工作。
冯·卡门是匈牙利人，自1934年起定居美国。他是一个坦诚直率、性格开朗而又十分谦逊的长者，也是美国航天科学的创始者之一。他十分赏识钱学森的才华，在他身上倾注了很大的心力。钱学森则以他非凡的勤奋与智慧，以出类拔萃的理论与实验成果，成长为冯·卡门的得意学生和不可缺少的助手。
钱学森拿出了上交大时练就的苦读工夫，开始废寝忘食地读书，他立志读完全世界现存的所有力学著作。整整三个寒暑，心无旁骛，埋头研读，每天坚持12小时以上，将买来或借来的全部力学书籍读了个遍，还将相关的现代数学、偏微分方程、积分方程、原子物理、量子力学、统计力学、相对论、分子结构、量子化学等学科理论进行了醉心的研究。这种“笨办法”为钱学森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功底，钱学森戏称为“三年出货”法。他认为：基础打得不牢，总是要吃亏的，一定要积下足够的老本，才能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此后，仅用一年时间，钱学森在航空结构理论研究中便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在冯·卡门教授的指导下，1939年6月，完成了《高速气动力学问题的研究》等4篇博士论文，取得了航空和数学博士学位。
由冯·卡门的推荐，钱学森被聘为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助理研究员，成了冯·卡门的直接助手。在1940年美国航空学会年会上，钱学森宣读了一篇薄壳体稳定性研究论文，引起了与会者的极大兴趣，这个难度极大而又极具实用价值的开拓性研究成果得到了同行们的高度评价，钱学森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在航空工程技术理论领域，进入了国际知名学者的行列。
钱学森的才干在实验研究中发挥得更为出色。从1936年起，钱学森便成了冯·卡门领导的古根海姆航空实验室的研究生。他对火箭技术兴趣很浓，便与同窗好友马林纳发起成立了火箭研究小组，进行火箭发动机试验，由于点火不良，试验连连失败，爆炸时有发生，他们不顾有毒气体有损健康，坚持进行一系列的再试验，尔后对试验结果进行分析。还完成了火箭发动机喷管扩散角对推力影响的计算。
次年，他们在阿洛约赛克建立了第一座火箭试验台，引起了有关当局的注意，并得到空军的支持。军方委托加州理工学院举办喷气技术训练班，钱学森被聘为教员，受训的学员，后来都成了美军火箭导弹部队的军官。
1943年，由于反法西斯战争需要，美国军方决定研制实战导弹，慎重委托钱学森负责和火箭发动机推动导弹这一重大课题的研究。当年11月，钱学森便与马林纳一起提出了三种火箭（导弹）的设计方案，经冯·卡门指点，将报告连同冯·卡门的备忘录一起递交给军方，受到军事当局的高度重视。这份报告为美国四、五十年代成功研制地对地导弹和探空火箭奠定了基础。
由于希特勒德国研制了V－2火箭，美国当局立即决定委托冯·卡门加紧研究远程火箭。1942年2月，冯·卡门向陆军军械署提交的研制计划中，推荐钱学森负责理论组。钱学森找来了老同学林家翘、钱伟长等，从弹道分析，燃烧室热传导与燃烧理论入手，研究远程火箭的有关理论问题，钱学森还向冯·卡门建议运用新的军事思想和方法从事火箭技术研究。钱学森主动地、创造性地配合老师的工作，为美国火箭事业的建立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
1945年5月8日，德国法西斯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结束。新组建的美国空军科学咨询团在少将团长冯·卡门的率领下来到德国接管，考察及研究德国的火箭技术，被任命为上校团员的钱学森参加了这次考察。期间，“空气动力学之父”路德维格·普朗特，向咨询团介绍了德国火箭研究工作情况，作为战犯，他也接受了有关V－2型火箭研究的审讯。
回美国以后，钱学林向空军领导人作了精彩的考察报告，得到了空军司令亨利·阿诺德上将的通令嘉奖。
不久，钱学森在冯·卡门领导下，参与了为美国空军提供火箭远景发展规划的制定工作。美国军方在总结第二次世界大战军事技术工作时，对钱学森的评价是：为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无法估价的贡献”。钱学森被舆论称为“帮助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流军事强国的科学家银河中一颗明亮的星”，是“制定美国空军从螺旋桨式向喷气式飞机过渡并最后向遨游太空无人航天器过渡的长期规划的关键人物。”
钱学森被加州理工学院提升为副教授，并兼任航空喷气公司的技术顾问，美国海军火炮研究所顾问。
1947年2月，经冯·卡门的推荐，钱学森成了麻省理工学院的终身教授，时年36岁。
钱学森在美国奋斗12年，功成名就，声誉远播。丰厚的生活待遇，优越的科研条件并没有留住他的心，“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钱学森决定回国。其实，早在交大读书时，就与同学戴中孚说过：“现在中国政局混乱，我要到美国学技术，学成之后一定回来为祖国效力。”1947年夏，钱学森回到上海，与昔日女友，留学德国的女高音歌唱家蒋英结婚。这一年钱学森已36岁了，蒋英也已27岁，为了各自的事业，他们将婚期一拖再拖，今天终算喜结连理，完成了父辈们的心愿。婚后的钱学森面对着去留问题。他原打算不再回美国去了，但回国后的所见所闻，实在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混乱、丑恶、黑暗和凄凉的景象如同一盆冷水，浇灭了归来游子火热的心，祖国怎么是这副模样了？官僚腐败，物价飞涨，一边是达官贵人巨贾富商的灯红酒绿，穷奢极欲；一边是劳苦大众的衣不蔽体，饿殍满地，罢工、罢市、罢教、罢课，反内战反饥饿反暴行，游行示威不绝于市，特务军警密布，如临大敌，豺狼当道，危机四伏，报国仍然无门！钱学森伉俪只得又双双去了美国。
钱学森回国之行在看到令人沮丧的现实的同时，也在同学亲友中获悉了许多令人鼓舞消息：解放战争已发生了战略性转折，蒋介石政权已摇摇欲坠，共产党的胜利已指日可待。他仿佛已看到了民族的光明前途，坚信自己总有实现报国之志的一天。回到美国之后，夫妇俩更加关注祖国传来的每一条信息。1948年，解放战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1949年5月20日，钱学森收到了由人转来的曹日昌教授5月14日写给他的信。作为中共党员的曹日昌在信中告诉他，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诞生，并希望他快返回祖国，为新中国服务，领导新中国的航空工业建设。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振奋人心的消息使钱学森内心激动得难以平静，他向十几位中国留学生通报了新中国诞生的消息，商讨尽快回国的办法。实际上，钱学森一回美国就做着随时回国的准备，从麻省理工回到加州理工任喷气技术教授后，埋头研究工作，很少接待来客，很少积攒钱财，连人寿保险都没有办。虽然归心似箭，但现实情况却使他不敢贸然行动。他深知自己为美国军界服务多年，较深地介入了军事技术工作，美国军方绝不会让他轻易离去。
钱学森开始准备回国的实际步骤。
他先申请退出美国空军咨询团，辞去兼任的美国海军炮火研究所顾问的职务，但军方迟迟不予批准。虽然第一步未能如愿，钱学森沉住气，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国内用法西斯手段迫害民主进步人士的麦卡锡主义横行，作为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实验室负责人的钱学森与其他中国人一样受到了联邦调查局的监视和查问。他们要他揭发实验室里一位化学研究员是共产党，遭到钱学森的严词拒绝。调查官员十分恼火，他们要给持“不合作态度”的钱学森“一点颜色”，便指控他10多年有曾参加过“美共第122地方支部聚会”的所谓事实，吊销了他参加机密研究的证书，剥夺了他继续进行喷气技术研究的资格。正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钱学森气愤之余冷静地想到，这不正是自己正式向当局提出回国要求的有利时机吗？
1950年5月的一天，钱学森径直来到海军部次长丹尼尔·金布尔的办公室。
金布尔十分赏识钱学森的才华，对他十分器重并优待有加。他认为像这样的人才只有在美国才有用武之地，也只有在美国才能向他提供优越的科研条件和物质报酬。虽然他将钱学森的辞呈压了很久，也想到过他可能准备回国，但没有想到他走得这样快。因此，当钱学森来到他面前时，他不禁愣住了。
“次长先生，我是来向您辞行的，我已准备动身回国了。”钱学森彬彬有礼地说。
“钱先生，这是为什么呢？”金布尔不解地问。
“次长先生，我受到了麦卡锡主义的无理迫害，他们吊销了我参与机密研究工作的证书，联邦调查局还把我当‘间谍’嫌疑调查，我已经无法在美国继续工作了，我准备马上回祖国去！”
钱学森想不到的是他的辞行竟然大大激怒了这位上司。
金布尔完全懂得钱学森的价值，出于对共产党的敌对情绪，他绝不情愿让这位稀世之才为共产党中国所用。金布尔见说服无望，便给联邦调查局打电话，气急败坏地说：“钱学森知道得太多了，他无论走到哪里，都抵得上五个师！无论如何不能让他走！”他竟丧心病狂地叫嚷：“我宁可把这家伙枪毙了，也绝不让他离开美国！”钱学森对此却一无所知。
1950年8月23日午夜，钱学森夫妇从华盛顿回到洛杉矶，他们缓缓地步下舷梯，准备回家好好休息，因为他们已办好了回国的一切手续，托运了行李，向亲朋好友作了告别，还拿到两张加拿大航班的机票。他们此时的心情犹如将出囚笼的小鸟，舒心而宽慰。正当他们将要离开机场时，移民局一位官员突然拦住了他们的去路，随之递过来一份文件，钱学森被突如其来的文件弄懵了，只见文件上写着：
“凡是在美国受过像火箭、原子弹以及武器设计这一类教育的中国人，均不得离开美国，因为他们的才能会被利用来反对在朝鲜的联合国武装部队。”这就意味着钱学森不准回国。
钱学森夫妇气愤地回到了加州理工学院，得知美国海关已非法扣留了他的全部行李，更是忧心忡忡，行李中800多公斤书籍和笔记本，是自己20多年艰辛求索的结晶，是准备奉献给祖国的一份特殊“礼物”，是用金钱也难以买到的无价之宝呀！万一有什么闪失，无法弥补，将遗恨终生。然而，现实是无情的，胳膊拧不过大腿。
联邦调查局声称“钱学森这个狡猾中国人的全部活动，证明他是毛泽东的间谍！”
为了回归祖国，钱学森受到了美国当局的无理迫害，罹难整整五个年头。
联帮调查局监视着钱学森的一举一动，还搜查了他的工作室和家。半个月后，借口“间谍”罪逮捕了他并将他押往特来那岛的拘留所。钱学森在监管期间忍受着种种变相的刑罚，连晚上还每隔10分钟亮灯一次，天天无法入睡。作为华夏子孙的钱学森不屈于美国当局的淫威，傲视着他们的无耻伎俩和卑劣行径。美国当局对钱学森的迫害，激起了许多美国朋友的愤怒和留美中国人的强烈抗议。冯·卡门中断了欧洲的访问，提前回到美国，联络了加州理工学院师生与各界人士向移民局提交抗议，呼吁立即释放钱学森。院长杜布里奇也亲往华盛顿与当局交涉。
尽管许多人奔走呼号，多方营救，美国当局仍然置之不理，一意孤行。关押半个月才得以获释的钱学森，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体重下降了整整30磅。
震惊旅美华人的“钱学森事件”，使留美中国学生看清了美国当局的险恶用心，纷纷决定提前回国。
从拘留所回家的钱学森继续被监管，不准远行，住宅随时被搜查，信件电话被监控，除非放弃回国的要求，听从当局的安排，不然处境不会改变。钱学森这位顶天立地的汉子，血管里流着炎黄子孙殷红的鲜血，他回归祖国的决心坚如磐石万劫不泯。
获释后的钱学森，仍然执教于加州理工学院，但行动完全失去了自由。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个人无法与之抗衡，要想早日回归祖国，必须想一个“金蝉脱壳”之计。钱学森思前想后，决定“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来个“曲线回国”。他迅速化解了屈辱和悲愤，安下心来，开始著书立说。
五年变相的软禁生活虽然漫长，但对有着坚强意志和非凡毅力的钱学森来说已不算什么，他们夫妇俩顽强地熬过来了。
1954年秋，钱学森精心撰写的《工程控制论》出版了，这是他观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迅速发展起来的控制与制导工程技术，继而对设计稳定与制导系统相关的工程技术实践进行潜心研究，发现并提炼了制导控制与制导系统设计的普遍性概念、原理与方法。这是继美国科学家诺伯持·维纳发表的《控制论》之后，对控制论的进一步发展，也标志着新兴的工程控制论学科的诞生与创立，为当代科学技术和社会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用英文写成的《工程控制论》由麦克劳·希尔图书公司出版以后，在科技界引起了轰动。美国当局审查了这本书以后，也不得不承认，钱学森的研究课题已完全脱离了“军方机密”，只得准许他和他的全家回国，钱学森夫妇最终赢得了抗争的胜利。
钱学森感慨万千，他说：“这段历史我绝不会忘记，它使我真正懂得了什么叫帝国主义。”
第4个回答 2010-05-23
1911年，钱学森出生在上海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钱均夫，杭州人，早年就读于杭州求实书院（浙江大学前身），后留学日本、长期从事教育工作。他忠厚善良，博学多才，谦躬自守，为钱学森营造了一个宁静求实的家庭氛围，开启了他们人生的智慧之窗。钱学森始终认定“我的第一位老师是父亲”。
3岁的钱学森随父母从上海迁居北京，先后就读于北京女子师大附小（北京实验二小）和北师大附小（北京市实验一小）。两所附小办学正规，师资力量雄厚，钱学森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当时的北京正值清王朝覆灭，动乱纷繁，人们崇尚权谋，鄙薄实务，社会环境恶化。钱学森有幸进入了北京师大附中这所得天独厚的有利人才培养的好学校，因为这里有一批不甘于祖国沉沦，矢志教育救国的忠诚爱国的知识分子。校长林砺儒是著名教育家，解放后曾担任国家教育部副部长。几何教师傅仲孙是一位功底深厚的数学家，他的教学工作十分出色，他经常对学生讲：“我讲的道理是纯粹推理，这样推出的道理，不但教室里如此，全中国也如此，不仅全中国如此，全世界也如此，不仅地球上如此，到了火星上也还得如此！”钱学森对此记忆犹新。
北师大附中课业繁多，教学要求高，但文理皆备，音乐美术也受到重视。不求学生死记硬背，提倡重在理解，鼓励学生在学好必修课的同时，按文史、理工两部再学选修课程。钱学森选学理工，除了理工部正课，还加修了大代数、解析几何、微积分、非欧几何、物理学、无机化学、有机化学，以及英语、德语和伦理学。虽然课程多，但思想上没有压力，学得生动活泼。钱学森在耄耋之年，仍然十分怀念母校，“我在那里受到的良好教育，是我终生难忘的。”
1929年夏，钱学森考入了仰慕已久的上海交通大学。上海交大历来以“起点高，基础厚，要求高”的教学传统名闻天下，“求实学，务实业，苦干实干”是交大的一贯学风。交大上下“严”字当头，考80分的不算好学生，学校规定对重要课程的课文，必须熟读硬记，原原本本地背下来。这与北师大附中宽松的环境大相径庭。钱学森深深懂得“严师出高徒”的道理，十分理解老师们的良苦用心，他自觉适应交大的学习氛围，刻苦努力，博学强记，以浓厚的兴趣和顽强的毅力学好每门课，成绩都达到95分以上。一册《分析化学》，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竟能一字不漏地背诵下来。钱学森在回忆交大时，激动地说过：“交大教学严，要求高，我十分感谢老师们使我学到了许多终身受用不尽的知识。”
1935年，钱学森从交大机械工程系铁道机械工程专业毕业一年后，决定到欧美国家去深造。他认为，中国的落后主要在于经济技术的不发达，而日本的崛起则完全得益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展。经过考试，他取得了清华大学公费留美的资格。他决定到美国学习飞机制造，因为这是一门中国没有的新兴工业技术。
1935年夏，钱学森告别父母，乘上美国“杰克逊总统号”轮船启航美国。20天后登上了彼岸，来到了马萨诸塞州首府波士顿的坎布里奇市，这里只有10万人口，却是一个举世瞩目的大学城，因为两座世界有名大学：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都在这里。
钱学森进入了麻省理工学院。这是一所名师荟萃，驰名全球的理工类学院，许多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国家科学院和国家工程院院士都在这里执教，条件优越，环境幽雅，学风严谨，钱学森如愿以偿，似饥如渴，一年之后便以优异成绩获得航空系硕士学位。学工必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到飞机工厂实习与工作是不可或缺的步骤，但美国航空企业不欢迎中国人去，这是钱学森没有想到的。一个标榜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国度，居然存在着如此的种族歧视，具有强烈民族自尊心的钱学森第一次深切地感受到祖国强盛的可贵。
冷遇和挫折并没有动摇钱学森强烈的求知渴望，反而增添了他顽强拼搏的勇气。
1936年秋，钱学森飞到了洛杉矶，径直来到了加州理工学院，因为加州理工学院同样是美国著名的理工科大学之一，有着最负盛名的力学和航空动力学研究中心，享誉“超音速飞行之父”的世界著名力学大师冯·卡门教授就在这里。慕名而来的钱学森站到了冯·卡门面前，谦恭地自我介绍：“尊敬的先生，我是从麻省理工学院来的。我想由航空工程转学航空理论，也就是力学，请您告诉我，我的想法对吗？”
冯·卡门听完了年轻人的诉说，不觉露出了欣喜的目光。在他看来，一个从事技术工程的年轻学者不满足已有的专业知识，感悟到理论的重要性，这正是有远大志向的表现。为了了解他的专业功底，冯·卡门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钱学森对答如流，反应之快捷，回答之准确，使大师赞叹不已。他用惊异的目光打量着这位头脑清晰、思维敏捷、才华横溢的中国学生。他当即十分高兴地答应了钱学森希望攻读博士学位的要求，接纳这个令人喜爱的年轻人。
从1936年10月起，钱学森在冯·卡门指导和领导下进行了长达10年的学习与工作。
冯·卡门是匈牙利人，自1934年起定居美国。他是一个坦诚直率、性格开朗而又十分谦逊的长者，也是美国航天科学的创始者之一。他十分赏识钱学森的才华，在他身上倾注了很大的心力。钱学森则以他非凡的勤奋与智慧，以出类拔萃的理论与实验成果，成长为冯·卡门的得意学生和不可缺少的助手。
钱学森拿出了上交大时练就的苦读工夫，开始废寝忘食地读书，他立志读完全世界现存的所有力学著作。整整三个寒暑，心无旁骛，埋头研读，每天坚持12小时以上，将买来或借来的全部力学书籍读了个遍，还将相关的现代数学、偏微分方程、积分方程、原子物理、量子力学、统计力学、相对论、分子结构、量子化学等学科理论进行了醉心的研究。这种“笨办法”为钱学森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功底，钱学森戏称为“三年出货”法。他认为：基础打得不牢，总是要吃亏的，一定要积下足够的老本，才能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此后，仅用一年时间，钱学森在航空结构理论研究中便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在冯·卡门教授的指导下，1939年6月，完成了《高速气动力学问题的研究》等4篇博士论文，取得了航空和数学博士学位。
由冯·卡门的推荐，钱学森被聘为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助理研究员，成了冯·卡门的直接助手。在1940年美国航空学会年会上，钱学森宣读了一篇薄壳体稳定性研究论文，引起了与会者的极大兴趣，这个难度极大而又极具实用价值的开拓性研究成果得到了同行们的高度评价，钱学森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在航空工程技术理论领域，进入了国际知名学者的行列。
钱学森的才干在实验研究中发挥得更为出色。从1936年起，钱学森便成了冯·卡门领导的古根海姆航空实验室的研究生。他对火箭技术兴趣很浓，便与同窗好友马林纳发起成立了火箭研究小组，进行火箭发动机试验，由于点火不良，试验连连失败，爆炸时有发生，他们不顾有毒气体有损健康，坚持进行一系列的再试验，尔后对试验结果进行分析。还完成了火箭发动机喷管扩散角对推力影响的计算。
次年，他们在阿洛约赛克建立了第一座火箭试验台，引起了有关当局的注意，并得到空军的支持。军方委托加州理工学院举办喷气技术训练班，钱学森被聘为教员，受训的学员，后来都成了美军火箭导弹部队的军官。
1943年，由于反法西斯战争需要，美国军方决定研制实战导弹，慎重委托钱学森负责和火箭发动机推动导弹这一重大课题的研究。当年11月，钱学森便与马林纳一起提出了三种火箭（导弹）的设计方案，经冯·卡门指点，将报告连同冯·卡门的备忘录一起递交给军方，受到军事当局的高度重视。这份报告为美国四、五十年代成功研制地对地导弹和探空火箭奠定了基础。
由于希特勒德国研制了V－2火箭，美国当局立即决定委托冯·卡门加紧研究远程火箭。1942年2月，冯·卡门向陆军军械署提交的研制计划中，推荐钱学森负责理论组。钱学森找来了老同学林家翘、钱伟长等，从弹道分析，燃烧室热传导与燃烧理论入手，研究远程火箭的有关理论问题，钱学森还向冯·卡门建议运用新的军事思想和方法从事火箭技术研究。钱学森主动地、创造性地配合老师的工作，为美国火箭事业的建立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
1945年5月8日，德国法西斯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结束。新组建的美国空军科学咨询团在少将团长冯·卡门的率领下来到德国接管，考察及研究德国的火箭技术，被任命为上校团员的钱学森参加了这次考察。期间，“空气动力学之父”路德维格·普朗特，向咨询团介绍了德国火箭研究工作情况，作为战犯，他也接受了有关V－2型火箭研究的审讯。
回美国以后，钱学林向空军领导人作了精彩的考察报告，得到了空军司令亨利·阿诺德上将的通令嘉奖。
不久，钱学森在冯·卡门领导下，参与了为美国空军提供火箭远景发展规划的制定工作。美国军方在总结第二次世界大战军事技术工作时，对钱学森的评价是：为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无法估价的贡献”。钱学森被舆论称为“帮助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流军事强国的科学家银河中一颗明亮的星”，是“制定美国空军从螺旋桨式向喷气式飞机过渡并最后向遨游太空无人航天器过渡的长期规划的关键人物。”
钱学森被加州理工学院提升为副教授，并兼任航空喷气公司的技术顾问，美国海军火炮研究所顾问。
1947年2月，经冯·卡门的推荐，钱学森成了麻省理工学院的终身教授，时年36岁。
钱学森在美国奋斗12年，功成名就，声誉远播。丰厚的生活待遇，优越的科研条件并没有留住他的心，“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钱学森决定回国。其实，早在交大读书时，就与同学戴中孚说过：“现在中国政局混乱，我要到美国学技术，学成之后一定回来为祖国效力。”1947年夏，钱学森回到上海，与昔日女友，留学德国的女高音歌唱家蒋英结婚。这一年钱学森已36岁了，蒋英也已27岁，为了各自的事业，他们将婚期一拖再拖，今天终算喜结连理，完成了父辈们的心愿。婚后的钱学森面对着去留问题。他原打算不再回美国去了，但回国后的所见所闻，实在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混乱、丑恶、黑暗和凄凉的景象如同一盆冷水，浇灭了归来游子火热的心，祖国怎么是这副模样了？官僚腐败，物价飞涨，一边是达官贵人巨贾富商的灯红酒绿，穷奢极欲；一边是劳苦大众的衣不蔽体，饿殍满地，罢工、罢市、罢教、罢课，反内战反饥饿反暴行，游行示威不绝于市，特务军警密布，如临大敌，豺狼当道，危机四伏，报国仍然无门！钱学森伉俪只得又双双去了美国。
钱学森回国之行在看到令人沮丧的现实的同时，也在同学亲友中获悉了许多令人鼓舞消息：解放战争已发生了战略性转折，蒋介石政权已摇摇欲坠，共产党的胜利已指日可待。他仿佛已看到了民族的光明前途，坚信自己总有实现报国之志的一天。回到美国之后，夫妇俩更加关注祖国传来的每一条信息。1948年，解放战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1949年5月20日，钱学森收到了由人转来的曹日昌教授5月14日写给他的信。作为中共党员的曹日昌在信中告诉他，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诞生，并希望他快返回祖国，为新中国服务，领导新中国的航空工业建设。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振奋人心的消息使钱学森内心激动得难以平静，他向十几位中国留学生通报了新中国诞生的消息，商讨尽快回国的办法。实际上，钱学森一回美国就做着随时回国的准备，从麻省理工回到加州理工任喷气技术教授后，埋头研究工作，很少接待来客，很少积攒钱财，连人寿保险都没有办。虽然归心似箭，但现实情况却使他不敢贸然行动。他深知自己为美国军界服务多年，较深地介入了军事技术工作，美国军方绝不会让他轻易离去。
钱学森开始准备回国的实际步骤。
他先申请退出美国空军咨询团，辞去兼任的美国海军炮火研究所顾问的职务，但军方迟迟不予批准。虽然第一步未能如愿，钱学森沉住气，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国内用法西斯手段迫害民主进步人士的麦卡锡主义横行，作为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实验室负责人的钱学森与其他中国人一样受到了联邦调查局的监视和查问。他们要他揭发实验室里一位化学研究员是共产党，遭到钱学森的严词拒绝。调查官员十分恼火，他们要给持“不合作态度”的钱学森“一点颜色”，便指控他10多年有曾参加过“美共第122地方支部聚会”的所谓事实，吊销了他参加机密研究的证书，剥夺了他继续进行喷气技术研究的资格。正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钱学森气愤之余冷静地想到，这不正是自己正式向当局提出回国要求的有利时机吗？
1950年5月的一天，钱学森径直来到海军部次长丹尼尔·金布尔的办公室。
金布尔十分赏识钱学森的才华，对他十分器重并优待有加。他认为像这样的人才只有在美国才有用武之地，也只有在美国才能向他提供优越的科研条件和物质报酬。虽然他将钱学森的辞呈压了很久，也想到过他可能准备回国，但没有想到他走得这样快。因此，当钱学森来到他面前时，他不禁愣住了。
“次长先生，我是来向您辞行的，我已准备动身回国了。”钱学森彬彬有礼地说。
“钱先生，这是为什么呢？”金布尔不解地问。
“次长先生，我受到了麦卡锡主义的无理迫害，他们吊销了我参与机密研究工作的证书，联邦调查局还把我当‘间谍’嫌疑调查，我已经无法在美国继续工作了，我准备马上回祖国去！”
钱学森想不到的是他的辞行竟然大大激怒了这位上司。
金布尔完全懂得钱学森的价值，出于对共产党的敌对情绪，他绝不情愿让这位稀世之才为共产党中国所用。金布尔见说服无望，便给联邦调查局打电话，气急败坏地说：“钱学森知道得太多了，他无论走到哪里，都抵得上五个师！无论如何不能让他走！”他竟丧心病狂地叫嚷：“我宁可把这家伙枪毙了，也绝不让他离开美国！”钱学森对此却一无所知。
1950年8月23日午夜，钱学森夫妇从华盛顿回到洛杉矶，他们缓缓地步下舷梯，准备回家好好休息，因为他们已办好了回国的一切手续，托运了行李，向亲朋好友作了告别，还拿到两张加拿大航班的机票。他们此时的心情犹如将出囚笼的小鸟，舒心而宽慰。正当他们将要离开机场时，移民局一位官员突然拦住了他们的去路，随之递过来一份文件，钱学森被突如其来的文件弄懵了，只见文件上写着：
“凡是在美国受过像火箭、原子弹以及武器设计这一类教育的中国人，均不得离开美国，因为他们的才能会被利用来反对在朝鲜的联合国武装部队。”这就意味着钱学森不准回国。
钱学森夫妇气愤地回到了加州理工学院，得知美国海关已非法扣留了他的全部行李，更是忧心忡忡，行李中800多公斤书籍和笔记本，是自己20多年艰辛求索的结晶，是准备奉献给祖国的一份特殊“礼物”，是用金钱也难以买到的无价之宝呀！万一有什么闪失，无法弥补，将遗恨终生。然而，现实是无情的，胳膊拧不过大腿。
联邦调查局声称“钱学森这个狡猾中国人的全部活动，证明他是毛泽东的间谍！”
为了回归祖国，钱学森受到了美国当局的无理迫害，罹难整整五个年头。
联帮调查局监视着钱学森的一举一动，还搜查了他的工作室和家。半个月后，借口“间谍”罪逮捕了他并将他押往特来那岛的拘留所。钱学森在监管期间忍受着种种变相的刑罚，连晚上还每隔10分钟亮灯一次，天天无法入睡。作为华夏子孙的钱学森不屈于美国当局的淫威，傲视着他们的无耻伎俩和卑劣行径。美国当局对钱学森的迫害，激起了许多美国朋友的愤怒和留美中国人的强烈抗议。冯·卡门中断了欧洲的访问，提前回到美国，联络了加州理工学院师生与各界人士向移民局提交抗议，呼吁立即释放钱学森。院长杜布里奇也亲往华盛顿与当局交涉。
尽管许多人奔走呼号，多方营救，美国当局仍然置之不理，一意孤行。关押半个月才得以获释的钱学森，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体重下降了整整30磅。
震惊旅美华人的“钱学森事件”，使留美中国学生看清了美国当局的险恶用心，纷纷决定提前回国。
从拘留所回家的钱学森继续被监管，不准远行，住宅随时被搜查，信件电话被监控，除非放弃回国的要求，听从当局的安排，不然处境不会改变。钱学森这位顶天立地的汉子，血管里流着炎黄子孙殷红的鲜血，他回归祖国的决心坚如磐石万劫不泯。
获释后的钱学森，仍然执教于加州理工学院，但行动完全失去了自由。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个人无法与之抗衡，要想早日回归祖国，必须想一个“金蝉脱壳”之计。钱学森思前想后，决定“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来个“曲线回国”。他迅速化解了屈辱和悲愤，安下心来，开始著书立说。
五年变相的软禁生活虽然漫长，但对有着坚强意志和非凡毅力的钱学森来说已不算什么，他们夫妇俩顽强地熬过来了。
1954年秋，钱学森精心撰写的《工程控制论》出版了，这是他观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迅速发展起来的控制与制导工程技术，继而对设计稳定与制导系统相关的工程技术实践进行潜心研究，发现并提炼了制导控制与制导系统设计的普遍性概念、原理与方法。这是继美国科学家诺伯持·维纳发表的《控制论》之后，对控制论的进一步发展，也标志着新兴的工程控制论学科的诞生与创立，为当代科学技术和社会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用英文写成的《工程控制论》由麦克劳·希尔图书公司出版以后，在科技界引起了轰动。美国当局审查了这本书以后，也不得不承认，钱学森的研究课题已完全脱离了“军方机密”，只得准许他和他的全家回国，钱学森夫妇最终赢得了抗争的胜利。
钱学森感慨万千，他说：“这段历史我绝不会忘记，它使我真正懂得了什么叫帝国主义。”本回答被网友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