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儒家思想在日本是否受推崇

Question

如题所述

Answer 1

受到儒学影响，但并不推崇。。
儒学初传日本其影响虽不广泛，但并未遭致明显排拒，在社会上也未曾引起动荡。不似佛教。。佛教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受排斥，更长的时间内是推崇的。
``具体下面说明~~

儒家思想与日本文化

佛教也是从中国经由朝鲜半岛传到日本的。关于佛教初传日本的时间，其说不一。早者认为是在6世纪前期的继体天皇(507年一531年在位)年间，迟者认为是在552年（钦明天皇13年），还有的认为是在538年。但无论按照哪种说法，佛教初传日本较之儒学传日都要晚许多年。
如上所述，儒学初传日本其影响虽不广泛，但并未遭致明显排拒，在社会上也未曾引起动荡。佛教初传日本则不然。据《日本书纪》记载，钦明天皇13年(552年)，百济的圣明王遣使送来释迦佛金铜像一尊，幡盖若干，经论若干卷。同时附致表文，劝说钦明天皇信从佛教。钦明天皇难于决定，于是询问群臣意见。新员族苏我稻目竭力主张信从佛教，说："西方各国都尊情礼拜。难道唯独日本相逆而行吗?"主管皇宫警卫和祭祀的贵族物部尾舆和中臣镰子则表示反对说："我国总是于春夏秋冬四季，分别祭拜天地社稷一百八十位神灵，并以此统治天下。如今若改拜善神，恐会招致国神愤怒。"由于出现了信佛与排佛两种主张，钦明天皇决定让情愿接受佛教的苏我稻目在自己家中"试今礼拜"。不久，日本国内瘟疫流行，民众多有死亡。主张排佛的物部尾舆和中臣镰子借机上奏天皇，说："以前未听从臣子们的意见，才引起这样的大瘟疫，只有尽快废弃佛法，万能免除灾祸。"钦明天皇听信物部氏和中臣氏的意见，于是派官员把供奉在苏我稻目家中的佛像扔入难波的城江，又放火烧了伽蓝。苏我氏和物部氏是当时控制朝政的两大贵族势力。为争夺主导权，他们之间本已矛盾甚深，而围绕佛教的斗争使他们的矛盾更为加剧了。
苏我稻目死后，其子苏我马子依然尊佛。他在住宅附近建造佛殿，安置弥勒石像，"深信佛法，修行不懈。"585年(敏达天皇14），又流行瘟疫，病死者甚众。物部尾舆之子守屋和中臣镰子之子胜海，上奏敏达天皇说：“疾疫流行，民死者众，恐怕都是因苏我氏兴佛法而致。”喜好中国文史典籍的敏达天皇下诏论“宜断佛法。”接着物部守屋便率人推倒苏我氏建造的佛塔，纵火烧毁了佛像和佛殿。
然而，586年即位的用明天皇却尊信佛法。在即位的第二年，用明天皇患病。他下诏群臣：“朕思欲归三宝，卿等议之。”物部守屋和中臣胜海又表示反对比“为何背逆国神，尊敬他神呢？”苏我马子则主张应遵诏信奉。苏我氏与物部氏的尊佛与排佛之争和政治斗争相交织，矛盾日益激化。587年4月用明天皇死后，终于发展为武装冲突。苏我马子首先率人杀死中臣胜海，以后又围攻物部守屋住所。因寡不敌众，物部守屋及其子被杀，其所属田庄和部民亦被没收。
苏我马子取胜后，在飞鸟建法兴寺，贵族倍奉佛教者日益增多。从佛教初传日本到596年(推古天皇4年)苏我马子建成法兴寺，其间已经过将近半个世纪。“佛”在很长时间内被许多贵族视为“蕃神”、“他神”，受到拒斥。经过血与火的斗争，佛教才在贵族中传播开来。到了625年(推古天皇33年)，已建寺院36所，有僧尼1385人。
应予注意的是，以“国神”天照大神为祖先神的皇室(除用明天皇外)，自佛教传入以来，对接受佛教一直持谨慎态度。直至舒明天皇11年(639年），才在皇宫内建百济寺，讲佛经行佛事。若从佛教初行算起，已经过了将近一个胜纪。皇室的这种态度，与儒学东渡日本后，立即让太子菟道稚郎子学习儒家经典，甚至不惜以4县土地交换百济五经博士，治成鲜明对照。
对日本人来说，佛教与儒学同为外来思想。然而，与儒学不同，佛教在相当长时间内曾受到排拒。这究竟为何?

首先从表象看，对于当时的日本人来说，“佛”仍是“蕃神”、“他神”。而让一个民族放弃本民族文化创立的神体系，接受他民族文化的神体系，这绝非易事。
固然，佛教的根本义蕴并不在于它是神体系，而在于它的人生观，在于它对人生的独特价值判断，即以为人生的意义是苦，人生的理想在于断除现实生活所带来的种种痛苦。但是人们在接触到一种新的文化现象时，总是根据自己“经验的世界”重新理解这一文化现象的。而对于当时的日本人来说，由于探求人生真义尚未成为他们思考的课题，因而“佛”在他们看来并不是指点迷途的觉者，而是异域的“神”。这种认识是与他们当时的思维水准和原始宗教文化占统治地位的文化背景相适应的。而传入日本的大乘佛教恰好又让觉者释边牟尼罩上一轮神秘的灵光，将其奉为全智全能的最高人格神，而且认为除释迎牟尼佛外，十方三世还有无量无数的诸佛，如阿难佛、阿弥陀佛、弥勒佛、药师佛等，在佛国之下又有无色界、色界和欲界六天，分别住有菩萨天王等，仿佛也构建了一个神的世界。佛教传入日本之初，物部氏和中臣氏便将这异域的神的世界(“蕃神”)与本民族固有的神的世界(“国神”)对立起来，以“国神”排斥“蕃神”，演出了长达两世代的反佛正剧。
其次，还因为当时日本人对人生的认识与佛教的人生价值判断相去甚远，所以难于接受佛教的消极厌世思想和出世观念。而在关注现世这一点上，较之佛教，伦理本位的儒学反倒更为接近当时日本民族的深层心理。
在文明社会初期，自然环境、生产条件极大地影响着一个民族的文化背景与心理状态的形成。印度民族主要居住在恒河、印度河流域，从事农业生产。那里虽具备有利作物生长的供水和气候条件，不乏食物的供应，但是，炎热的气候和多发的疾病却时时威胁着他们的生命。寿命的短暂和不意的死亡造成一种精神重压和情感痛苦，使他们执着地追求生命的永恒与痛苦的解脱。佛教认为，一切都变迁不息，众生不能自我主宰，人生没有安乐，只有痛苦。这种一切皆苦的人生价值判断，实际是烦恼着印度民族的心理痛苦的反映(当然，当时种姓制奴隶社会所带来的社会苦难也是印度民族心理痛苦的重要来源)。于是，佛教便宣传消极厌世思想，对现实世界予以否定的价值判断，认为它是“空”，并主张出世，引导人们追求涅盘——寂灭境界，以求得精神生命的永恒与人生痛苦的彻底解脱。
与印度不同，日本列岛的气候与风土更宜于人们生息。在石器时代，人们主要依靠捕捞鱼贝和采集果菜生活。广袤的内海，无数的河流湖沼提供了丰厚的鱼贝食物。气候温和湿润，雨量丰富，可采摘为食的野果种类繁多。即使进入农业时代后，多雨温暖的气候也十分有利稻作。古代日本人时时体会到自然的恩惠，因而对自然容易产生一种亲和感。加之，刚刚进入文明社会的阶级组织还蒙着血缘氏族的温情脉脉的面纱，社会不平等所造成的社会苦难尚未深重到令人厌弃人生的地步。因而，古代日本人的心灵中洋溢着对自然和人生的平稳亲近的感情。虽则这种感情未必是以理性思索的形式表达的，但透过当时的宗教意识和神话的神秘主义迷雾，我们仍可明晰地捕捉到古代日本人深层心理中对现世生活幸福的殷切追求。
在保存于《纪》、《记》的神话中，宇宙是由高天原、苇原中国和根困(或黄泉国)组成的。高天原是太阳女神天照大神为中心的众神的世界，也是光明与生成原理统治的天上世界。苇原中国是人间世界。根国则是死者的地下国，是死亡与黑暗原理统治的世界。不过，高天原既不象大乘佛教所向往的佛国净土(即西方极乐世界)，也不是基督教那种爱的天国。佛教的极乐世界与基督教的爱的天园，是与现实世界非连续而互相对立的。现实世界在佛教看来是虚幻而痛苦的，在基督教看来则充满罪恶。大乘佛教认为只有自己觉悟又使众生觉悟的觉行圆满者，才能成佛，才能生活于佛国净土。那里才是尽善尽美、庄严奇妙、没有痛苦的世界。但是，高天原却不是人们死后可以往生的世界，仅是众神生活的地方。由于天照大神是皇室的祖先神，其他众神是各氏族的祖先神，因而实际上高天原与苇原中国有着血缘连续性，并非超现实的理想世界高天原上的众神也有着与世间的人同样的感情与善恶。这样人们就不必孜孜以求死后进入高天原生活。然而人们死后，无论其贵贱善恶都必须去根国。根国虽是死者的世界，但又不象佛教中的受报者的地狱那样令人恐惧，仅只有些黑暗、污秽令人生厌而已。因而当时的日本人并无厌弃现世，追求身后理想世界和个人解脱的来世思想。苇原中国才是人们关注的中心。苇原中国在《日本书纪》中也被称为“丰苇原千五百秋瑞穗国”，意即有许多可以成为稻田的湿地，能产出丰饶稻谷的地方。古代日本人经常歌颂这片世代生息的肥沃园土。《古事记》就留传有这样一首古代歌谣：

大和地势好，
重叠青山作围墙。
青山环绕的大和呀。
你是真漂亮。

人们不仅歌颂国土和自然，还热烈吟咏人间的爱情。《纪》、《记》中保留的古代歌谣大部分是恋歌。
《记》、《纪》神话也描绘以光明和生成为原理的高天原与以黑暗和死亡为原理的根国的冲突，但最后总是以高天原胜利而告终。例如《记》、《纪》中有这样一段神话：诞生了日本国土和众神的是兄妹兼夫妻神伊邪那歧命和伊邪那美命。伊那那美命生下最后一个孩子火之迦具土神(火神)时，阴部被烧伤而死，到了黄泉国。伊邪那歧命想念妻子便去黄泉国看望。但他违背誓约，偷看了伊部那美命满身蛆虫的丑态。于是伊邪那美命发怒，与其夫决绝。她起誓说： “你既然这样对待我，我就在你国每天杀死千人。”伊邪那歧命回答说：“你如果那样做，我呀，就每天建立一千五百个产房。”就这样每天必死千人，每天也必生一千五百人。这一神话极其生动地表现了古代日本人相信生命战胜死亡的乐观精神。
当时的宗教祭祀也是以现世利益为中心的。祈年祭、大尝祭和广濑大忌祭主要是祭祀御年神即谷物神的，其目的在于祈求稻作丰捻。道飨祭祈求在遇到歧路时不迷途。御门祭和大殿祭是祈求大门和住屋的安全。龙田风神祭、镇火祭则分别祈求风神、火神不要作祟降灾。这些宗教祭祀都表现了古代日本人宗教意识的现世利益中心的功利主义性质。
表现于上述宗教意识与神话中的日本民族心理，虽蒙着神秘主义的外衣。但掩不住其中洋溢着的关注现实世界的乐观精神。这种深层心理与佛教相距较远，而与儒学较为接近。这是因为它与佛教的区别在于它们对现实人生分别给以截然不同的肯定或否定的价值判断。而它与儒学的区别则仅在于它们对现实人生的肯定判断，有非理性与理性之分。佛教初传日本时，它与当时日本民族心理的这种差异，或许正是佛教曾受排拒的深层原因。

文化与符号
再者，佛教不具备儒学那种维护血缘共同体关系的社会功能。这或许也是佛教与当时日本民族心理存在隔膜的原因之一。
在5、6世纪的日本由天皇皇室和氏姓贵族实行联合统治。如同上节所述，天皇皇室和氏姓贵族奴隶主，主要依靠表现于神话与祭祀中的氏族祖先神信仰，作为统治奴隶与调节奴隶主阶级内部关系的思想武器。而这种氏族祖先神信仰贯穿着血缘关系原理。既有维护血缘关系共同体的社会功能，又有说明天里皇室和氏族贵族统治合理性的政治功能。例如，天皇是由于被视为体系神话中的主神天照大神的直系子孙，才具有最高政治权威的。其他氏姓贵族则依据他们的祖先神与天照大神血缘关系的亲疏来决定他们与天皇皇室的关系和政治地位的尊卑。在本氏姓内，氏姓贵族则以氏族祖先神直系后裔的身份统治氏人和部民。尊重血缘亲族关系，在当时的日本民族心理中占据重要地位。
孔子提出以“仁”为中心的儒家伦理哲学，也是以维护血缘为基础、等级为特征的宗法分封制为目标的。孔子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钦。” (《论语·学而》)他把从纵横两方面加强血缘纽带视为其伦理哲学的基础含义。孔于还认为，用孝悌的道理影响政治，也就是参与政治(参见《论语·为政》)。儒学显然是具备维护血缘共同体关系的社会功能的。
中国儒学与日本的氏族祖先神信仰，虽同具维护血缘共同体关系的社会功能，但不同的是， 日本氏族祖先神信仰所强调的仅是类似生物种属联系的血缘关系并披着神话的外衣，以追溯遥远的过去来解释、阐明生活的现有形式；而中国儒学则已经把这种血缘关系上升为意识形态上的理性主张，是直接面对现实来解释、阐明生活的现存形式。佛教与此二者均不相同，它关注的只是个人的来世拯救和灵魂不行，根本未把现世的血缘共同体关系列入讨论范围。生活的现存形式对他们来说是“空”。它当然不具备维护血缘共同体关系的社会功能。或许这也是佛教初传日本曾遭排拒的一个原因罢。
此外中国儒家典籍最初是作为日本人学习汉字的教材传入日本而被阅读的，这也使儒家思想初传日本时不曾受到抵制。如前所述，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日本文化发展的步伐迟滞，远远落后于中国文化发展的进程．其表现之一即是，直至王仁将《论语》和《千字文》携入日本之前，日本仍只有口头语言(言语)而无文字。由于日本文化发展自身的需要和日益频繁的对中、朝交流的要求日本人也迫切需要文字符号。言语虽也是符号，但它是听觉符号作为传达思想感情的工具，有其局限性。因为言语交流是即时性的直接交流(在发明录音设备和有线或无线电传输等信息传播媒介之前是如此)，必然受到时间与空间的限制。而将言语这一听觉符号进一步转化为视觉符号即文字，利用文字作传意工具时，既可以突破人们思想感情交流的空间、时间限制，又可以以文字形式保存人们的文化经验与成果。然而日本文化的后进性与对于文字的迫切要求，形成巨大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的便捷途径就是直接采用汉字。朝鲜半岛的诸国在发明自己文字之前，就是直接使用汉字和汉文的。日本人最初使用汉字，有两种形式。一种形式是依照汉语的语法构造，按照汉字固有的意义来写汉文。前节所述的倭王武的上表文即是如此。另一种形式是以汉字作为固有日语的表音符号。前书所述的江田船山古坟大刀铭文第一句“治天下复口口口齿大王世”中的“复口口口齿”即是以汉字作为表音符号直接表示口语固有语汇的读音。以后的日语的假名文字即是这后一种形式的发展。
在采用第一种形式使用汉字时，首先必须认识汉字，知道它的该音尤其是字义。如所周知，《千字文》是中国人识字的启蒙读物。王仁同时携来《千字文》和《论语》这一史实，即表明王仁和当时的日本人最初也是将《论语》作为识字教材对待的。然而，文字之所以成其为符号，正如美国文化人类学家莱斯利·
怀特(L esilc whitt)给符号所下的定义那样，是因为它具有人赋予的价值和意义。日本人在《论话》作为汉字教材时，不仅象读《千字文》那样，要了解单个汉字的常用意义，恐怕还要结合《论语》的语句，了解孔子在这一特定语言环境中所赋予这些汉字的特定意义。这些特定意义的组合就是孔子的儒家思想。日本人就是这样，在学习汉字的过程中，附随地接触到中国儒学的。中国儒学与日本固有文化通过这种隐在形式发生接触，自然不会引起日本人的文化抵制。这种情况恰与佛教初传日本的情形成对照。当时百济王使者和苏我氏明确希望日本人供奉的是“释迦佛金铜像”和“弥勒石像”。不仅这些佛像作为象征符号而被赋予的意义和价值与固有的日本民族文化价值相冲突，而且其最初的接触又采取如此显在的形式。这样佛教在一定期间内引起日本人的文化抵制，也就不难理喻了。

Answer 2

可以说，日本的思想主流就是儒家。
日本推崇具体的儒家思想是王阳明学派。
王阳明学派在中国没落后，由一个日本人带回去的。具体的名字忘记了⊙﹏⊙
在此之前，日本一直比较推崇朱子学说。
明朝灭亡后，朱舜水转道安南后到日本请搬兵救国。后一直留在日本讲学，并编写了日本史。
日本的儒家思想除朱子外，基本就是朱舜水发扬的阳明学说。

如果有帮助给分哈\(^o^)/~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Answer 3

在日本奈良时代，是学习唐风最甚的时代，而唐朝崇奉儒家思想，唐太宗更是尊称孔子为“至圣”，，奈良时代基本上承袭唐制，由此可推断一定也是深为崇奉儒家思想的。况且，日本的武士平时除了练武之外，还学习儒学。因此，日本受儒家思想是很大

Answer 4

日本人一直都是借鉴儒家的一些思想，但从来都没有多么推崇，他们的信仰是日本神道。

Answer 5

唐代，日本通过一批批遣唐使，系统学习中国的文化、宗教和政治结构，其中儒家思想作为有效思想工具被统治阶层推广开来，并结合日本当时的本地宗教，形成一些颇有特色的文化。
诸如，武士道（菊花与刀）、天照大神...
可以看看CCTV纪录片的《世界历史》，讲得很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