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一名陶潜,字元亮,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他生活在东晋后期,这时政治黑暗,贵族腐败,门阀制度盛行。陶渊明的曾祖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官至大司马,封长沙郡公;他的祖父和父亲也曾经做过太守一类的官,可以说家世还是比较辉煌的。但到陶渊明时,家境却已经没落,因此他从小就过着贫困的生活。他少年时曾有过豪放的生活,志向远大,有“大济于苍生”的抱负,很希望建功立业。曾写下“少年壮且厉,抚剑独行游”、“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这样豪迈的诗句。他少年好学,知识渊博,诗、赋、文都写得非常出色。但由于政治黑暗,门阀制度的排挤,无法施展他的政治抱负,这直接导致了他在仕途上的艰难坎坷,当然也是他最终归隐田园的重要原因。
陶渊明之辞官归隐,是他一生的转折点,同时也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值得记住的重要时刻。关于这件事情,陶渊明自作有《归去来辞》,详细记载了经过曲折。这条归隐之路,其实是反反复复、颇为艰难的。
陶渊明29岁时,第一次出任江州祭酒。但很快就因为受不了官场规条的束缚而解职回家了。后来他在晋元兴三年担任镇军将军刘裕的参军,次年又做了建成将军刘敬宜的参军,过了几年的幕僚生活。可能是因为才智不能得以舒展,心里不痛快,于是又回了家。回家后,以田耕为生,生活不足以自给,再加上孩子多,实在没有办法,亲戚和朋友都劝说他出去做官。他的叔父陶夔曾任太常卿,见他生活困苦,遂加引荐,于是陶渊明被任命为一个小县的县令。那时正值战乱,他害怕到远处任职,而彭泽县离家不远,俸禄又足够他饮酒,就选择在彭泽县任职。但正如他自己在诗中所说的,“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衙司官场实在不是他待的地方。到了年底,郡督邮来县里巡察,县吏告诉他,应该穿戴得整整齐齐地去恭迎上级长官。陶渊明叹息说:“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日便辞官而去了。
从29岁为州祭酒至辞官彭泽令共13年。从此以后,陶渊明就开始了他最为后人所称道的隐逸生活。隐居生涯升华了陶渊明的精神境界,帮助他创造出了前无古人的诗歌成就。但是另一方面,陶渊明的隐居生活也是很艰苦的,和后世的很多模仿者完全不同。譬如在唐代,隐居山林往往是当时的知识分子赚取大名的手段,他们就在长安附近的终南山一边享受着安逸的生活,一边等着朝廷封官授爵的诏令。相比而言,陶渊明的隐居是真正的乡村生活,他的生计基本上需要依靠自己的劳动来维持,在陶渊明的文集当中,可以找到很多描写乡村劳作的诗篇,这些都是他生活的真实写照。
陶渊明的晚年生活愈来愈贫困,有的朋友主动送钱周济他。有时,他也不免上门请求借贷。他的老朋友颜延之,于刘宋少帝景平元年(423)任始安郡太守,经过浔阳,每天都到他家饮酒。临走时,留下两万钱,他全部送到酒家,作为以后的酒资。不过,他求贷或接受周济,是有原则的。宋文帝元嘉元年(424),江州刺史檀道济亲自到他家访问。这时,他又病又饿好些天,起不了床。檀道济劝他出仕,被他婉言谢绝;檀道济馈赠的食物,也被他挥而去之。即使在自然恬静的田园生活之中,陶渊明仍然未能脱去他灵魂当中猛志常在、金刚怒目的一面,这同样也是他为后人所敬仰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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