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0-05-29
希腊神话中的谬斯,兼职诗神,他的本职工作则是酒神,由此可见,那个文化深远的民族认为,酒之于诗是一种因果关系:因为酒,所以诗。而中国古代文人与酒的关系,同样是密不可分的。翻开中国古代文学史,我们不难发现,酒在魏晋文人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曹操“青梅煮酒论英雄”;“竹林七贤” 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王羲之与朋友们徜徉于会稽的名山秀水之间,诗酒风流,逍遥度日;陶渊明在“桃花源”中饮酒种菊,怡然自乐……
为什么饮酒之风在魏晋文人之间如此盛行呢?
有一种说法,是与服药有关。在鲁迅先生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提到,曹操的女婿、魏晋名士何晏首倡服药,他那时既有权又有钱,开始服用一种叫“五石散”的补药,“人吃了能转弱为强”,有着使人神清气爽、延年益寿的效果。服“五石散”不但极贵而且极麻烦,特别要紧的是服药之后必须饮热酒,不然便会有性命之忧。由于何晏带头,当时的才子王弼和大将军曹爽的外甥夏侯玄参与推波助澜,在统治阶级的社会名流中便服药成风,与之同时,纵酒也成为一种风气,一些寒门文人极普通老百姓虽然服不起药,却也喜欢打着这个旗号饮酒,乐得自由。
然而,各位文人饮酒的原因却也不尽相同。
曹孟德曾曰:“何以解忧?惟有杜康。”曹操喝酒,是为了解忧。他忧的是什么?曹操当时最大的愿望是在他自己这一生中结束战乱,统一中国,他所忧愁的便是得不到众多的贤士人才来同他一道建功立业。因此,曹操喝酒,表面看似“以酒浇愁”的消极行为,实则表达了他阔达的政治家胸襟,求贤若渴的心情,建功立业的信心和积极乐观的精神。
“竹林七贤”都喜饮酒,尤其以阮籍和刘伶最甚。当时正是司马氏正积极准备篡位的时候,这些人都是司马氏注意的人物,但他们都不买司马氏的账;他们在一起饮酒自然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他们的对策是不拘形迹地饮酒,平时言谈举止也异于常人。比如刘伶喜在家中赤身裸体饮酒,有人说他的不是,他反而说我把天地当做房屋,房屋当做衣裤,你们为什么钻进我的裤子里面来了?阮籍则是以醉酒来搪塞司马氏的拉拢,他的名气很大,司马昭打算和他结儿女亲家。阮籍一醉就是两个月,使得司马昭没有提亲的机会,只好作罢算了。由此可见,他们饮酒是以买醉逃避不满的现实,是对魏晋政权交替中的一种自我保护行为,是一种消极的反抗。但这实实在在的纵酒却也正合乎人民当时在动荡生活得需要,并为破除礼教中一些限制饮酒的规律找到了依据。
王羲之是东晋著名文士,为人率直、洒脱。他虽出身高门、却淡薄宦情,好隐居,与清淡名士交游,以山水吟咏为乐。王羲之与友人们寄情山水,“放浪形骸之外”,“引以为流觞曲水”,“一觞一咏”,尽情享受着饮酒创作的乐趣。王羲之能够创造出享有盛名的书法奇作《兰亭集序》,酒无疑成了助其形神相亲的妙剂。王羲之饮酒,是因为酒是其艺术创作的助推剂。
东晋大诗人陶渊明的诗中总是有酒,他专门写有《饮酒》一组诗,酒已成为他的象征。古代文人爱酒的不少,能识酒中之深味的,从饮酒中体悟人生真谛的,陶渊明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之一,酒和陶渊明的生活及其文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梁代昭明太子萧统在《陶渊明集序》中却指出:“有疑陶渊明之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为迹焉。”他认为陶渊明诗文醉翁之意不在酒,借酒以寄意。陶渊明饮酒,是追求酒所助成的物我两忘的境界。
饮酒之风在魏晋文人之中如此盛行,尽管原因不尽相同,酒都扮演了精神寄托的角色。
如果将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都称作乱世,也许并不过分。汉末的战乱,三国的纷争,西晋统一不久发生的“八王之乱”,西晋的灭亡与晋室的东迁,接下来北方十六国的混战,南方东晋王敦、桓玄等人的作乱,北方北齐、北魏、北周等朝代的一次次更迭带来的斗争,南方宋、齐、梁、陈几个朝代的更迭带来的争斗,以及梁末的侯景之乱,再加上东晋、南朝的北伐,北朝的南攻,在三百多年里,几乎没有多少安宁的时候。战乱和分裂是这个时期的特征。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敏感的文人们感受到了人生的短促,生命的脆弱,命运的难卜,祸福的无常,以及个人的无能为力,因此,酒及时地成为了魏晋文人所寄托的精神食粮。酒可以让他们暂时地摆脱形体桎梏,忘记乱世的烦恼,让精神得到一丝解脱,聊以慰藉遍体鳞伤的心灵。
曹操“对酒当歌”,寄以求贤之渴,由此召集天下贤士,建功立业,终结束了天下三分的局面,统一了中原;“竹林七贤”买醉以逃现实之祸,纵使虚无、随便,放荡不羁,故作旷达,也只能将所有的不满和抑郁寄于一杯杯闷酒灌入腹中;王羲之与友人聚游,修祓禊之礼,曲水流觞,饮酒赋诗,寄以山水之乐;陶渊明更是“无酒不成诗”,真正把酒和诗浑然连成一气,将酒大量入诗,筑就士大夫的精神家园。
魏晋文人与酒注定有着不解之缘,它们之间也就互相产生了深厚的影响。
在曹操之前,没有几位文人墨客对酒加以青眼。孔子好酒,但他老人家那“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人生理想却与美酒没有丝毫的联系;庄周好酒,但梦迷蝴蝶、遨游九虚的他却没有把酒乘风的醉意;司马相如好酒,但子虚上林的瑰丽华美中却闻不到沁人心脾的酒香。或许在他们的眼中,酒与文化、与诗情画意是完全不沾边的。但曹操,正是曹操,将美酒倒入了中国文化之中。“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饱含真气的诗句一出来,就有如茫茫黑夜中骤然亮起的一座巍峨的灯塔。给所有正在迷茫中的航行者照亮了道路,所有的文人贤士都顿悟了酒的妙处。他将酒带入了中国文化,酒也成就了他那“天下英雄,舍我其谁”的霸气。这种霸气,是青梅煮酒时的睥睨众生;这种霸气,是横槊赋诗时的踌躇满志;这种霸气,是自比周公的求贤若渴。正如曹操自己所言:“设使天下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这种霸气,让后世之人从心底产生深深的敬畏之情。
由于他们不羁的外表,疯癫的行为,“竹林七贤”也被人们称作“竹林狂人,他们用酒把自己从世界孤立出来,封锁起来,洁癖一般地守卫着他们清净透明的灵魂,他们的任何变态的行为,都是他们对黑暗的愤怒与对良知的守卫的耻辱者宣言。竹林之中,醉倒了一群疯狂的圣者,一群叛逆的天使。酒,同时也给他们造就了一个完美的精神世界,一个纯精神的存在空间,与绝望、黑暗、愤懑的现实世界完全隔离开来。
王羲之适逢酒酣,乘兴挥笔,意气飞扬,潇洒自如,写下了号称“天下第一行书” 《兰亭集序》。酒醒之后,“更书数十百本,终不及之”。美酒的刺激,使他写出了后世书法家所难以企求的艺术珍品,博得一代名君唐太宗的异常珍爱,推为王书第一。而王羲之与友人们的“兰亭流觞”也成为脍炙人口的酒典和风雅之事。
陶渊明是魏晋风流的杰出代表,他对酒的偏爱不言而喻,他将酒用优美的文字淋漓尽致地记录下来,流芳百世;“而酒,则是其人生艺术化的一种媒介”, 酒通过他的口喉,穿过他的肠胃,深入到了他的骨髓,融入到了他的灵魂,塑造了一个清高洒脱、怡然自得的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田园诗人”。
魏晋文人与酒,永远诉说不完的话题,一个纷乱的时代限定了诸多文人特定的历史命运,而酒,正是酒赋予了各位文人缤纷的精神寄托;同时文人也将酒提升到了更高的地位,将其带入了中国文化,它们是特定历史下的完美的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