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
1、孔融（153年－208年9月26日）
字文举。鲁国（今山东曲阜）人。东汉末年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家学渊源，为孔子的二十世孙、太山都尉孔宙之子。孔融能诗善文，曹丕称其文“扬（扬雄）、班（班固）俦也。”其散文锋利简洁，六言诗反映了汉末动乱的现实。原有文集已散佚，明人张溥辑有《孔北海集》。
2、陈琳
字孔璋，广陵射阳人 。东汉末年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生年无确考，惟知在“建安七子”中比较年长，约与孔融相当。陈琳著作，据《隋书·经籍志》载原有集10卷，已佚。明代张溥辑有《陈记室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
3、王粲
王粲（177年—217年2月17日），字仲宣。山阳郡高平县（今山东微山两城镇）人。东汉末年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太尉王龚曾孙、司空王畅之孙。著《英雄记》，《三国志》记王粲著诗、赋、论、议近60篇，《隋书·经籍志》著录有文集十一卷。明人张溥辑有《王侍中集》。
4、徐干
字伟长，汉末文学家、哲学家、诗人。“建安七子”之一。以诗、辞赋、政论著称。代表作：《中论》《答刘桢》《玄猿赋》。其著作《中论》，对历代统治者和文学者影响深远。
5、阮瑀
字元瑜，陈留尉氏（今河南开封市尉氏县）人，汉魏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所作章表书记很出色，当时军国书檄文字，多为阮瑀与陈琳所拟。名作有《为曹公作书与孙权》。诗有《驾出北郭门行》，描写孤儿受后母虐待的苦难遭遇，比较生动形象。年轻时曾受学于蔡邕，蔡邕称他为“奇才”。
6、应玚 [yáng]
字德琏，东汉汝南南顿（今河南省项城市南顿镇）人。东汉末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应玚初被魏王曹操任命为丞相掾属，后转为平原侯庶子。曹丕任五官中郎将时，应玚为将军府文学。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应玚卒于疫疾。
7、刘桢
字公干，东汉末年东平宁阳（今山东宁阳县泗店镇古城村）人，东汉名士。其祖父刘梁，官至尚书令，其人博学有才，警悟辩捷，以文学见贵。建安二十二年 (217)，刘桢与陈琳、徐干、应玚等同染疾疫而亡。 《隋书·经籍志》著录有集4卷，《毛诗义问》10卷，皆已佚。明代张溥辑有《刘公干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
竹林七贤：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
1、嵇（jī）康
一作223年－262年），字叔夜。汉族，谯国铚县（今安徽省濉溪县）人。三国时期曹魏思想家、音乐家、文学家。他注重养生，曾著《养生论》。有《嵇康集》传世。他的作品反映出时代思想，并且给后世思想界、文学界带来许多启发。
2、阮籍
三国时期魏国诗人。字嗣宗。陈留尉氏（今河南开封）人。竹林七贤之一。曾任步兵校尉，世称阮步兵。崇奉老庄之学，政治上则采取谨慎避祸的态度。阮籍是“正始之音”的代表，著有《咏怀八十二首》、《大人先生传》等，其著作收录在《阮籍集》中。
3、山涛
字巨源。河内郡怀县（今河南武陟西）人。 三国至西晋时期名士、政治家，“竹林七贤”之一。曾多次以老病辞官，皆不准。太康三年（282年），升为司徒，以老病归家。次年去世，年七十九，谥号“康”。有集十卷，亡佚，今有辑本。袁宏在《名士传》中称山涛等七人为“竹林名士”。
4、向秀
字子期，河内怀（今河南武陟）人。竹林七贤之一。向秀雅好读书，与嵇康、吕安等人相善，隐居不仕。景元四年（263年）嵇康、吕安被司马昭害死后，向秀应本郡的郡上计到洛阳，受司马昭接见，后官至黄门侍郎、散骑常侍。泰始八年（272年）去世。
5、刘伶
字伯伦，沛国（今安徽淮北）人，魏晋时期名士，与阮籍、嵇康、山涛、向秀、王戎和阮咸并称为“竹林七贤”。刘伶现今存世的作品只有《酒德颂》 和《北芒客舍》。其作品生动的反映了魏晋名士崇尚玄虚、消极颓废的心态，也表现出对“名教”礼法的蔑视及对自然的向往， 后世以刘伶为蔑视礼法、纵酒避世的典型。
6、王戎
字濬冲。琅玡临沂（今山东临沂白沙埠镇诸葛村）人。三国至西晋时期名士、官员，“竹林七贤”之一。王戎出身琅玡王氏。长于清谈，以精辟的品评与识鉴而著称。最初袭父爵贞陵亭侯，被司马昭辟为掾属。累官豫州刺史、建威将军。后参与晋灭吴之战，吴国平定后，因功进封安丰县侯。在荆州拉拢士人，颇有成效。
7、阮咸
字仲容，陈留尉氏（今河南开封南）人。 魏晋时期名士。阮籍之侄，与阮籍并称为“大小阮”；又与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并称为“竹林七贤”。阮咸精通音律，善弹琵琶，时号“妙达八音”，有“神解”之誉 。存世的作品有《律议》、《与姑书》。“阮咸”这一乐器也是因其得名。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建安七子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竹林七贤
建安七子，是汉建安年间(196-220年)七位文学家的合称，包括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这七人大体上代表了建安时期除曹氏父子(即曹操、曹丕、曹植)外的优秀作者，所以"七子"之说，得到后世的普遍承认。
2. 竹林七贤有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魏正始年间(240-249)，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七人常聚在当时的山阳县（今河南辉县、修武一带）竹林之下，肆意酣畅，世谓竹林七贤。据陈寅恪先生考，西晋末年，比附内典，外书的“格义”风气盛行，东晋初年，乃取天竺“竹林”之名，加于“七贤”之上，成为“竹林七贤”。“竹林”既非地名，也非真有什么“竹林”。竹林七贤的作品基本上继承了建安文学的精神，但由于当时的血腥统治，作家不能直抒胸臆，所以不得不采用比兴、象征、神话等手法，隐晦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
扩展内容：
建安七子主要成就
诗歌
"七子"以写五言诗为主。五言诗是直到东汉后期才兴盛起来的新诗体，桓、灵之世"古诗"的出现，标志着五言诗已经初步成熟。而"七子"的优秀五言之作，写得情采飞扬，变化多致，使五言诗在艺术上更臻于精美。如徐干的《室思》就比同一题材的《青青河畔草》或《冉冉孤生竹》写得细腻深厚。而陈琳《饮马长城窟行》、阮瑀《驾出北郭门行》等都作于汉末战乱发生之前，其写作时间不一定比"古诗"晚，它们在五言诗发展史上的重要性就更加值得重视。
辞赋
"七子"写了大量的小赋，他们在张衡、蔡邕等已经取得的成就基础上，为小赋的进一步繁荣作出了贡献。"七子"的小赋有三点值得注意:
①取材范围更加扩大，题材的普通化、日常化进一步冲淡了过去大赋的贵族性质;
②反映社会现实的功能更趋加强，直接描写政治事件的作品有所增多;
③抒情色彩愈益浓厚。对于"七子"的赋，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曾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也表示了同样的意见，还特别认为王粲、徐干二人是曹魏一代的"赋首"，说他们可与宋玉、司马相如、左思、潘岳等并列。
散文
孔融的章表，陈琳、阮瑀的书记，徐干、王粲的论说文，在当时都能独树一帜。它们的共同优点就是曹丕所说的"文以气为主"(《典论·论文》)，贯注了作者独特的气质。"七子"散文名篇有孔融《荐祢衡疏》、《与曹公论盛孝章书》，陈琳《移豫州檄》、《为曹洪与魏太子书》，阮瑀《为曹公作书与孙权》，王粲《务本论》、《荆州文学记官志》等。"七子"散文在形式上有逐步骈化的趋向，尤以孔融、陈琳比较显著。他们的一些作品对偶整饬，又多用典故，成为从汉末到西晋散文骈化过程中的一个不能忽略的环节。
作品集
"七子"著作，原集皆已佚，今独存徐干的政治伦理专论《中论》。明代张溥辑有《孔少府集》、《王侍中集》、《陈记室集》、《阮元瑜集》、《刘公干集》、《应德琏休琏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清代杨逢辰辑有《建安七子集》。
“竹林七贤”典源
竹林七贤是指魏末晋初的七位名士: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活动区域在当时的山阳县，今河南辉县西北一带。《晋书·嵇康传》:嵇康居山阳，"所与神交者惟陈留阮籍、河内山涛，豫其流者河内向秀、沛国刘伶、籍兄子咸、琅邪王戎，遂为竹林之游，世所谓'竹林七贤'也。"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任诞》说他们"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
七人是当时玄学的代表人物，虽然他们的思想倾向不同。嵇康、阮籍、刘伶、阮咸始终主张老庄之学，"越名教而任自然"，山涛、王戎则好老庄而杂以儒术，向秀则主张名教与自然合一。他们在生活上不拘礼法，清静无为，聚众在竹林喝酒，纵歌。作品揭露和讽刺司马朝廷的虚伪。
在政治态度上的分歧比较明显。嵇康、阮籍、刘伶等仕魏而对执掌大权、已成取代之势的司马氏集团持不合作态度。向秀在嵇康被害后被迫出仕。阮咸入晋曾为散骑侍郎，但不为司马炎所重。山涛起先"隐身自晦"，但40岁后出仕，投靠司马氏，历任尚书吏部郎、侍中、司徒等，成为司马氏政权的高官。王戎为人鄙吝，功名心最盛，入晋后长期为侍中、吏部尚书、司徒等，历仕晋武帝、晋惠帝两朝，在八王之乱中，仍优游暇豫，不失其位。
竹林七贤的不合作态度为司马氏朝廷所不容，最后分崩离析:阮籍、刘伶、嵇康对司马朝廷不合作，嵇康被杀害，阮籍佯狂避世。王戎、山涛则投靠司马朝廷，竹林七贤最后各散西东。
竹林七贤之名的由来，学界存在争议。东晋孙盛《魏氏春秋》文云:"(嵇)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今河南省焦作市东)，与之游者，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内向秀，籍兄子咸，琅邪王戎，沛人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一般认为"竹林七贤"之名与"集于竹林之下"的竹林之游有关。
传统说法认为"竹林"位于嵇康在山阳的寓所附近。嵇康与其好友山涛、阮籍以及竹林七贤中的其他四位常在其间畅饮聚会，因而时人称之为"竹林七贤"。这种说法见于《晋书·嵇康传》及《世说新语·任诞》竹林七贤条。
陈寅恪认为，"竹林七贤"的活动地方实际上并没有产"竹林"，竹林七贤是先有"七贤"而后有"竹林"，七贤出自《论语》中"作者七人"的事数，有标榜之义。"竹林"之辞，源于西晋末年，佛教僧徒比附内典、外书的格义风气盛行，乃托天竺"竹林精舍"(Vlenuvena)之名，加于七贤之上，成"竹林七贤"。
王晓毅不认同陈寅恪的观点，从汉晋时期佛经中"竹林"这一译名的出现频率质疑了陈提出的"托天竺竹林精舍"一说，并结合史料实地考察发现魏晋时期黄河流域确实种植有"竹林"，之后又从时间和地点上论证了竹林七贤聚会的可能性，从而认为传统说法对于"竹林七贤"一名由来的记载是真实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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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末年，建安年间（公元196年-公元220年），邺城（今河北临漳）在曹公统辖之下，社会相对安定、经济相对富庶、文化相对繁荣，汇聚天下(主要以黄河流域中原地区为主)。
文人骚客：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七人先后依附曹氏政权，和曹氏父子相交亲密，战争时期跟随大军南北征讨，和平时期跟随曹氏左右诗文唱和，因为他们的文学建树，史称建安七子。
由于出生年代不同，他们之间，也许有交往，也许没有交往，但是他们和曹氏父子（曹操、曹丕、曹植）的交往历史多有记载，魏文帝曹丕的著作《典论》首次定论“建安七子”的文学地位，可见曹丕对七位文人的理解和喜爱。
曹操诗：“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周公吐脯，天下归心”，求贤若渴，吸纳贤材志士，身边高智商部属如云，尤其喜欢诗文擅长的文人雅士，建安七子除孔融自持甚高而外其余几位都和曹氏十分亲近，相随多年，除朝政军旅外，曹操并不以权势骄人，平日聚在一起，歌吹宴饮，谈诗论文，彼此相交如朋友。
曹操爱文学，所以和文人交好，他的两个儿子比他更胜。
史载曹丕和建安文人“行则连舆，止则接席”（出行时车子紧跟着车子，停下休息时坐垫紧挨坐垫），关系好得不得了。
《世说新语》有这样一个故事：建安二十二年，王粲（人称建安七子之首）随曹操南征孙权病死返回邺城的行军途中，曹丕（当时身为世子）领着一群文人（都是曹氏政权部属）前往送葬，墓前提议：“仲宣（王粲的字）生前喜欢听驴叫，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学一声驴叫给他送行吧！”于是墓地里响起一片驴叫声。
曹植和他的兄长曹丕一样，对建安七子评价极高：“昔仲宣（王粲）独步于汉南，孔璋（陈琳）鹰扬于河朔，伟长（徐干）擅名于青土，公干（刘桢）振藻于海隅，德琏（应玚）发迹于大魏，足下（指杨德祖杨修）高视于上京……吾王(指曹操)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纮以掩之，今尽集兹国矣！”——（曹植《与杨德祖书》）。
回到这段文章的开头，曹操对文人的亲和是有底线的，在内心他依然是个居高临下的集权者，笼络文人控制文人，文学有情政治无情，干脆利落清除掉凡是被认为对曹氏政权“有可能”产生妨害的官宦士人，“莫须有”的罪名处死孔融和杨修，建安七子就此少两位——孔北海遭灭门惨祸，“覆巢无完卵”;杨德祖的父亲晚年遭伤子之痛，“舐犊情深”——两个中国成语出自同一个历史时期，真是对建安文学盛世的讽刺。
曹植《野田黄雀行》：“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利剑不在掌，结友何须多？”——当朋友最需要你的时刻你没有力量给予援救，例如父亲杀死自己最爱的友人杨修。
竹林七贤：
建安文人圈也是曹氏政权一手打造出来的，魏晋文人圈则是地道的“民间社団”，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七位文人名闻当时，意气相投，谈吐相合，“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经常在山阳县（今河南修武一带）一片竹林中聚会，吟诗、纵酒、弹琴、歌唱，行为无拘检，“放浪形骇之外”，所以称“竹林七贤”， 其中阮籍、嵇康公开或隐晦地表示与当政者不合作。
魏末晋初，中央政坛斗争激烈，名人文士即使消极避世隐居乡野也被认为心怀抵触，何况阮籍、嵇康的狂放姿态让司马氏很不舒服。
嵇康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著名的悲剧人物，和曹魏宗室关系亲密，娶曹操孙沛王曹林女儿长乐亭主为妻，官至（曹魏政权）中散大夫，世称嵇中散，曹氏政权旁落后辞官归隐，以道家玄学为人生主导，整天和朋友吟诗唱歌饮酒，天生才子，能诗能文能作曲，琴弹得非常好，当时身居官场的好友山涛邀请他出仕被他拒绝（详见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为了保持文人的政治清誉和个性自由，政治势力的更迭和个人情感的取舍，无论哪一个方面他都不愿意也不可能和司马氏搅在一起，可是身处虎狼政治时代，文人命如羔羊，原以为躲得过，其实躲不过，终有一天羊落虎口。
公元263年，嵇康因吕安（嵇康的朋友）案牵连入狱，钟会设计罪名，司马昭下令死刑，三千太学生联名上书请求赦免，驳回。
刑处前，嵇康请求奏琴，弹奏自己创作的琴曲，得到允许，曲终受刑，年仅三十九岁，广陵散从此成绝响。
惨案发生前后，山涛、王戎先后投靠司马氏，后来官至高位。向秀做了几年小官，一直过得很不如意。和嵇康平日最要好的阮藉和刘伶终日饮酒再也不敢公然发声——文人圈从来不堪一击。
几年后，向秀经过嵇康故居，作《思旧赋》。
“余逝将西迈，经其旧庐。于时日薄虞渊，寒冰凄然。邻人有吹笛者，发音寥亮。追思曩昔游宴之好，感音而叹，故作赋云……”
鲁迅说他读《思旧赋》时很奇怪，为什么文章只写了几句便“嘠然而止”。
嵇康的儿子嵇绍由竹林七贤之首也是司马政权高官山涛抚养成人并举荐入仕，如此嵇氏血脉传承至今天——这样的故事结尾令后来人迷惑不解。
有历史学家探究：嵇康当年洋洋洒洒千言《与山巨源绝交书》是故意做给当时人看的，撇清了自己和亲密好友的关系对山涛的政治前途有利，他知道自己也许朝夕难保，没必要带累真心待自己的朋友，这样的深沉用心旁人未必理解只有山涛理解，所以嵇康临死前托孤于山涛（说明两个人私底下根本没断往来，即便是信函往来也算往来），所以山涛尽心尽力抚育嵇康遗孤（既是表白自己对朋友的忠诚也是答谢朋友对自己的苦心）。
嵇康和山涛，两位魏晋文人之间的交往，搁在外人眼里说不清道不明，搁在他们自己心里却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古文称为“两心相印”），特殊的历史年代怪异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方式，是非黑白留待后人评说。
本回答被网友采纳建安七子指东汉末建安时期曹氏父子之外的七位著名诗人。他们是,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七子”之称,始于曹丕所著《典论·论文》。
竹林七贤
诗魏末的七位有名文士，成名年代较“建安七子”晚一些。包括：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
这里有更详细的个人资料。
孔融
孔融，家学渊源，他是孔子的二十世孙，鲁国曲阜人。他年少时曾让大梨给兄弟，自己取小梨，因此名垂千古，这也就是『孔融让梨』的故事了。早年加入讨伐董卓行列，后来为曹操办事，但因劝阻曹操攻打刘备而被处死。 为建安子子之首，文才甚丰。现存作品只有散文和诗。散文如《荐弥衡表》、《与曹公论盛孝章书》辞藻华丽，骈俪气息较多；《与曹操论禁酒书》则有诙谐意味。其《杂诗》第二首，以白描手法写丧子之痛，哀婉动人。 孔融其实家学渊源，他是孔子的二十世孙，鲁国曲阜人，后来为曹操所用。
陈琳
字孔璋，广陵（今江苏江都）人，为建安七子之一，擅长章奏书记。《饮马长城窟》为他的诗歌代表作，假借秦代筑长城故事，揭露当时繁重的徭役给民间带来的苦难，尤为深刻。
王粲
王粲子仲宣，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县）人，为建安七子之一，并在七子中成就最高。他的《七哀诗》和《登楼赋》最能代表建安文学的精神。《七哀诗》之一（《西京乱无象》）写他由长安避乱荆州时途中所见饥妇弃子场面，深刻揭示汉末军阀混战造成的惨象及人民深重灾难，使人怵目惊心。《登楼赋》是荆州时登麦城城头所作，主要抒发思乡之情和怀才不遇的愁恨，富于感人力量，是抒情小赋的名篇。
徐干
徐干，字伟长，北海（今山东潍坊市）人，建安七子之一。主要著作是《中论》，曹丕称赞此书『成一家之言，辞义典雅，足传于后。』（《与吴质书》）其情诗《室思》也写的一往情深。
阮瑀
字符瑜，陈留尉氏（今河南开封）人，建安七子之一。所作章表书记很出色，名作有《为曹公作书与孙权》。诗有《驾出北郭门行》，描写孤儿受后母虐待的苦难遭遇，比较生动形象。
应玚
（？ -- 二一七年）字德琏，汝南（今河南汝南县东南）人，建安七子之一。擅长作赋，有文赋数十篇，代表性诗作《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音调悲切。
刘桢
刘桢，字公干，东平（今山东东平县）人，建安七子之一。今存诗十五首，《赠从弟》三首为代表作，言简意明，平易通俗，长于比与。
嵇康(223～262)
字叔夜,本姓奚,祖籍会稽(今浙江绍兴),竹林七贤”的领袖人物。其先人因避仇迁家谯国侄县(今安徽宿县西南),改姓嵇。虽家世儒学，但学不师授，唯好老、庄之说。与魏宗室婚，官至中散大夫，故又称嵇中散。崇尚自然、养生之道，著有《养生论》，倡「越名教而任自然」。与王戎、刘伶、向秀、山涛、阮咸、阮籍等人交游甚密，被称为「竹林七贤」。后因与山涛志趣不同，山涛将去官，举以自代，遂作书与涛绝交；又因与钟会有隙，被谮于大将军司马昭，年四十遭杀害。嵇康善鼓琴，以弹《广陵散》这首绝唱而著名广陵散》更是成为我国十大古琴曲之一。有《嵇中散集》，以鲁迅辑校《嵇康集》为精善。 三国时魏末文学家，思想家与音乐家，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创作有《长清》《短清》《长侧》《短侧》，合称“嵇氏四弄”，与东汉的“蔡氏五弄”合称“九弄”。隋炀帝曾把“九弄”作为科举取士的条件之一。其留下的“广陵绝响”的典故被后世传为佳话，《他的《声无哀乐论》《与山巨源绝交书》《琴赋》《养生论》等作品亦是千秋相传的名篇。
阮籍(210－263)，三国魏诗人。字嗣宗。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是建安七子之一阮瑀的儿子。曾任步兵校尉，世称阮步兵。崇奉老庄之学，政治上则采谨慎避祸的态度。与嵇康、刘伶等七人为友，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世称竹林七贤。阮籍是「正始之音」的代表，其中以《咏怀》八十二首最为著名。阮籍透过不同的写作技巧如比兴、象征、寄托，借古讽今，寄寓情怀，形成了一种「悲愤哀怨，隐晦曲折」的诗风。除诗歌之外，阮籍还长于散文和辞赋。今存散文九篇，其中最长及最有代表性的是〈大人先生传〉。另又存赋六篇，其中述志类有〈清思赋〉、〈首阳山赋〉；咏物类有〈鸠赋〉、〈狝猴赋〉。考《隋书．经籍志》著录阮籍集十三卷，惜已佚。明代张溥辑《阮步兵集》，收《汉魏六朝百三家集》。至近人黄节有《阮步兵咏怀诗注》。阮籍在政治上本有济世之志，曾登广武城，观楚、汉古战场，慨叹“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当时明帝曹睿已亡，由曹爽、司马懿夹辅曹芳，二人明争暗斗，政局十分险恶。曹爽曾召阮籍为参军，他托病辞官归里。正始十年(249)，曹爽被司马懿所杀,司马氏独专朝政。司马氏杀戮异己，被株连者很多。阮籍本来在政治上倾向于曹魏皇室，对司马氏集团怀有不满，但同时又感到世事已不可为，于是他采取不涉是非、明哲保身的态度，或者闭门读书，或者登山临水，或者酣醉不醒，或者缄口不言。不过在有些情况下，阮籍迫于司马氏的淫威，也不得不应酬敷衍。他接受司马氏授予的官职，先后做过司马氏父子三人的从事中郎，当过散骑常侍、步兵校尉等，因此后人称之为“阮步兵”。他还被迫为司马昭自封晋公、备九锡写过“劝进文”。因此，司马氏对他采取容忍态度，对他放浪佯狂、违背礼法的各种行为不加追究，最后得以终其天年。阮籍作品今存赋 6篇、散文较完整的9篇、诗90余首。阮籍的诗歌代表了他的主要文学成就。其主要作品就是五言《咏怀诗》82首。阮籍著作，《隋书·经籍志》著录有集13卷。原集已佚。不过他的作品散失的并不多，以诗歌为例，《晋书·阮籍传》说他“作《咏怀诗》八十余篇”，看来全部流传了下来。明代曾出现多种辑本，张溥辑《阮步兵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整理出版了《阮籍集》。注本有近人黄节的《阮步兵咏怀诗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出版。 另据史料记载，晋文帝司马昭欲为其子求婚于阮籍之女，阮籍借醉60天，使司马昭没有机会开口，逐作罢。这些事在当时颇具有代表性，对后世影响也非常大。
山涛(205—283) 竹林七贤之一。字巨源，西晋河内怀县(今河南武陟西)人。晋代吏部尚书。为"竹林七贤"之一。西晋河内怀县(今河南武陟西，据河南省武陟县大虹桥乡网站资料，大虹桥乡是山涛出生地，不知详否)人。早孤，家贫。虽居高官荣贵，却贞慎俭约，俸禄薪水，散于邻里，时人谓为"璞玉浑金"。武帝时任尚书之职，凡甄拔人物，各有题目，称"山公启事"。 山涛好老庄学说，与嵇康、阮籍等交游。为人小心谨慎，山涛在竹林七贤中年龄最大，投靠司马氏，仕途平步青云。生活非常节俭。山涛推荐好朋友嵇康来洛阳做官，没料到嵇康不但不领情，还写了一篇《与山巨源绝交书》的奇文，称“志气所托，不可夺也”，“又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在人间不止此事，会显世教所不容”，“不可己嗜臭腐，养鸳雏以死鼠也”。然而，嵇康在刑场临死前将自己的儿女托付给了山涛，留言道“巨源在，汝不孤矣”。在嵇康被杀后二十年，山涛荐举嵇康的儿子嵇绍为秘书丞。年四十，始为郡主簿。
早前,山涛见司马懿与曹爽争权，乃隐身不问事务。司马师执政后，欲倾心依附，被举秀才，除郎中，累迁尚书吏部郎。司马昭以锺会作乱于蜀，将西征，任涛为行军司马，镇邺。昭进爵晋公，涛主张以司马炎为太子。炎代魏称帝时，任山涛为大鸿胪，加奉车都尉，进爵新沓伯。出为冀州刺史，甄拔隐屈，搜访贤才三十余人。入为侍中，迁吏部尚书、太子少傅、左仆射等。每选用官吏，皆先秉承晋武帝之意旨，且亲作评论，时称《山公启事》。曾多次以老病辞官，皆不准。后拜司徒，复固辞，乃归家。有集十卷，亡佚，今有辑本。 王戎曾称涛为“璞玉浑金，人莫知其器。”
山氏名人，惟山涛最为有名，名望、地位、学术和事迹莫出其右者。据<世说新语>载,山涛祖本父曜，山涛之父山曜（宛句令）的姑姑山氏夫人为魏粟邑令张先生张汪之妻。山氏夫人的姑娘张春华为司马懿的正室夫人，后尊为晋宣穆皇后，是司马师、司马昭的亲生母亲。山涛五子：山该、山淳、山允、山谟、山简。山简之子为山遐 ，遐字彦林，为余姚令。
向秀(约227-272) ， 向秀雅好读书，与嵇康、吕安等人相善，隐居不仕。景元四年（263年）嵇康、吕安被司马氏害死后，向秀应本郡的郡上计到洛阳，受司马昭接见任散骑侍郎、黄门散骑常侍、散骑常侍，与任恺等相善。
向秀喜谈老庄之学，曾注《庄子》，“妙析奇致，大畅玄风”（《世说新语·文学》）。注未成便过世，郭象承其《庄子》余绪，成书《庄子注》三十三篇。
另著《思旧赋》、《难嵇叔夜养生论》。
刘伶字伯伦，沛国(今安徽宿县)人。「竹林七贤」之一，擅长喝酒和品酒。魏末，曾为建威参军。晋武帝泰始初，召对策问，强调无为而治，遂被黜免。他反对司马氏的黑暗统治和虚伪礼教。为避免政治迫害，遂嗜酒佯狂，任性放浪。一次有客来访，他不穿衣服。客责问他，他说：「我以天地为宅舍，以屋室为衣裤，你们为何入我裤中？」他这种放荡不羁的行为表现出对名教礼法的否定。唯著〈酒德颂〉一篇。
《晋书 列传十九 刘伶》载其‘身长六尺，容貌甚陋。放情肆志，常以细宇宙齐万物为心。澹默少言，不妄交游，与阮籍、嵇康相遇，欣然神解，携手入林。初不以家产有无介意。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而随之，谓曰：“死便埋我。”其遗形骸如此。尝渴甚，求酒于其妻。妻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酒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伶曰：“善！吾不能自禁，惟当祝鬼神自誓耳。便可具酒肉。”妻从之。伶跪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仍引酒御肉，隗然复醉。尝醉与俗人相忤，其人攘袂奋拳而往。伶徐曰：“鸡肋不足以安尊拳。”其人笑而止’。
《世说新语 任诞第二十三》刘伶醉酒。
刘伶病酒,渴甚,从妇求酒。妇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饮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当祝鬼神自誓断之耳！便可具酒肉。”妇曰：“敬闻命。”供酒肉于神前，请伶祝示。伶跪而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 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便引酒进肉,隗然已醉矣。
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 为裤衣。诸君何为入我裤中？”
阮咸，西晋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字仲容。“竹林七贤” 之一。阮籍之侄， 与籍并称为“大小阮” 。历官散骑侍郎，补始平太守。为人旷放，不拘礼法。善弹直颈琵琶，直颈琵琶后改称阮咸，简称阮。
阮咸不仅擅长演奏，也精于作曲，唐代流行的琴曲《三峡流泉》据说就是他所作，李季兰在同名诗中有“忆昔阮公为此曲，能使仲容听不足”的诗句。1950年南京西善桥南朝墓出土持阮弹奏的阮咸画像，神情专注。
王戎(234—305) 字浚冲，琅邪临沂(今属山东)人。西晋大臣，「竹林七贤」之一。幼颖悟，神采秀彻。善清谈，与阮籍、嵇康等为竹林之游，戎尝后至，籍曰：「俗物已复来败人意。」他是「七贤」中最庸俗的一位。晋武帝时，历任吏部黄门郎、散骑常侍、河东太守、荆州刺史，进爵安丰县侯。后迁光禄勋、吏部尚书等职。惠帝时，官至司徒。戎苟媚取宠，热衷名利，立朝无所匡谏。性极贪吝，田园遍及诸州，聚敛无已，每自执牙筹，昼夜算计，恒若不足。戎家有好李，常卖之，但恐别人得种，故常钻其核而后出售，因此被世人讥讽。
为什么吕安不在竹林七贤，我个人认为竹林七贤政治思想和生活态度相近，常聚在当时的山阳县（今河南修武一带）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而吕安是山东东平人，他只与嵇康较好。并不与其他几人在竹林相聚，所以不把他列入竹林七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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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七子
建安七子是指建安年间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等七位文学家的合称。
“七子”之称，见于曹丕所著《典论·论文》：“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期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录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
这七人也代表了建安时期除曹氏父子以外的优秀作家，所以“七子”之说得到后世的普遍承认。
在这七个人当中除了孔融与曹操政见不合被曹操处死外，其余六人虽然经历各不相同，但都亲身受过汉末离乱之苦，因为投奔曹操，地位发生了变化，才有了安定、富贵的生活，所以视曹操为知己，想依赖他干一番事业。因此他们的诗与曹氏父子有许多共同之处。又因建安七子曾同时居住在魏都邺中，又号称“邺中七子”。
建安时期，是我国文学史上光辉灿烂的时期，“俊才云蒸，作家辈出”，各种文体得到发展，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黄金时代。东汉王朝处在大分裂、大动荡、军阀混战中，在文学上却放射出绚丽的异彩，这与当时社会因素有关的。
竹林七贤
竹林七贤分别是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 及阮咸 七人。在魏正始年间，七人常聚在山阳县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所以被称为竹林七贤。他们晚于建安七子。
这七人是当时玄学的代表人物，他们大都“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但思想倾向还略有不同，其中嵇康、阮籍、刘伶、阮咸始终主张老庄之学﹐“越名教而任自然”；山涛、王戎则好老庄而杂以儒术；向秀则主张名教与自然合一。他们在生活上不拘礼法，清静无为，聚众在竹林喝酒，纵歌。
七人在政治态度上的分歧是比较明显的。嵇康、阮籍、刘伶等忠于魏而对执掌大权、已成取代之势的司马氏集团持不合作态度。向秀则在嵇康被害后被迫出来做官。阮咸在晋曾做过散骑侍郎，但却不被司马炎重用。山涛开始“隐身自晦”，但40岁后投靠了司马氏，成为司马氏政权的高官。
王戎为人鄙吝，功名心最盛，在晋武帝、晋惠帝两朝为官，就算在八王之乱时期﹐仍稳坐高位。
竹林七贤的不合作态度也是被司马朝廷所不容，最后也各散西东：阮籍、刘伶、嵇康对司马朝廷不合作，嵇康被杀害；王戎、山涛则投靠司马朝廷。有趣的是，嵇康临刑前，则放心的安排儿女们投靠了山涛（山巨源），在嵇康死后，山涛也一直悉心照料并抚养着他的儿女，这也演绎出一段“君子和而不同”的佳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