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动物不是物”的规定对整个法学界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另有环境伦理学有关动物成为权利主体主张的提出，似乎动物的传统法律地位面临着危机，动物取得人格权，成为权利主体的现实就在面前。真的能够这样吗？其实，环境伦理学的主张并不能等同于法律学的主张，法律人格性保护的扩张无法扩张至动物，奥地利、德国、瑞士等国民法典的修正主旨也不是赋予动物以法律地位。当然，在当前形势下，对动物的法律保护必须加强，在民法中应当将其作为一类特殊的物来对待，在法律规则的适用上应当有别于普通物。
关键词： 动物 法律地位 利益冲突 法律保护
人类对自然资源无节制的攫取与不合理的利用，导致人类的生存环境日益恶化。特别是为了获取高额的商业利润，人们对野生动物无止境的猎杀行为，已导致许多动物物种的灭绝，而作为生物链的重要一环，大量动物物种的灭绝，必然导致生态失衡，并直接威胁到人类的生存。许多人已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因而，近些年来，纷纷呼吁各国立法者通过立法的方式加强对动物资源的保护。但在法律上如何才能够更有效的保护动物呢？本来，在传统民法上，动物一直是作为法律关系的客体看待的。作为一种有体物，动物在民事法律关系中，只是权利主体支配的对象。一些学者认为，这样规定是很不合理的，因为“从自然的角度看,人并不比动物更优越,在大自然的宴席上,一切存在物都是平等的。一切存在物都有其存在的理由、价值和意义。”
一、对《德国民法典》相关规定的考证
现行《德国民法典》第90条对“物”的概念的表述是非常明确的，即“本法所称的物为有体物。”依照德国学者的解释，所谓有体物是指除活着的人体之外的，一切为人能够把握的东西。它既包括可交易物，也包括不可交易的公共物。动物作为一种有体物，当然属于民法典所界定的“物”的范畴。 《德国民法典》颁布后的半个多世纪以来，德国民法学界对于该条的规定，并无人提出异议。但自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随着世界范围环境保护保运动的兴起，“动物权利论”的观点开始盛行。这一理论的代表人物美国学者雷根就竭力鼓吹，动物是具有与人类相同的、重视自己生命能力的生物，具有其固有价值和对生命平等的自然权。保护动物权利运动是人权运动的一部分。 我国台湾学者在探讨这一问题时，也持与德国学者相同的观点。如王泽鉴教授就指出，德国民法增设第90条a款之规定，“旨在表示对有生命之‘物’的尊重，盖以动物与人同为受造者也。在民法上，动物仍属物（动产），惟对动物的支配，应受特别法的规范，受有限制，自不待言。”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无论从德国立法者的立法旨趣来看，还是从德国学者对此条款的解释来看，均没有将动物人格化的意思，更无法得出《德国民法典》的此项修订，就使动物成为有限法律主体的结论。
二、赋予动物主体地位行不通
（一）动物不能成为人类道德的主体
社会学的研究早已表明，道德作为一种调整人们行为的规则，是与特定主体、特定时空乃至特定文化相联系的，不同的群体具有不同的道德。假定动物间也存在类似于人之间的行为规则，那么说动物是动物道德的主体，应是无庸置疑的。但动物主体论者所要主张的是“扩展人类伦理的共同体”，要求接纳动物为人类道德的主体或者人与动物间道德的主体。 这就让人不可思议了。动物能够成为人类道德的主体吗？人类能够在人与动物间构建正义的、公平的道德关系吗？如果动物被列入了道德的范畴，成为人类道德的主体，他们就能够[FS:PAGE]获得拯救吗？
虽然人类的道德确实同中存异，那么能否也在人与动物之间构建求同存异的道德关系呢？尽管人和动物都具有自然属性,但是人的自然属性与动物的自然属性相比较也是不同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在于人是有理性的。人的吃穿住行和生育繁殖等生理活动,与动物的同类活动相比，有着天壤之别,在人的这些自然属性中处处渗透、体现着人的理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明确指出：“饥饿总是饥饿,但是用刀叉吃熟肉来解除的饥饿，不同于用指甲和牙齿啃生肉来解除的饥饿。” 假设一条野狼在人群中间得到了主体般的认同与尊重；那么一个人身处于一群野狼中间，能不能同样得到主体般的认同与尊重呢？人类是地球上已知的最高等的生物，拥有最高级和最复杂的道德，即使人类肯将这些道德“施惠”于动物，恐怕那些动物也难以消受这些“恩惠”。显然，在现阶段，动物与人的本质差异，不会因动物主体论者的美好愿望或坚定信仰而消除，人与动物还难以成为道德的共同体。
退一步讲，泛化的道德能够拯救动物吗？首先，人类能够停止食肉吗？人不过是食物链上的一环，生来是个杂食主义者，在人类放弃食肉之前，“命中注定”人与动物的矛盾永远存在。一些动物主体论者回避了这个严峻的问题；另一些学者则宣扬“素食主义”； 还一些学者则主张采用区别对待的做法，野生动物和家养宠物可以作为人类的道德主体，而将“农场里的动物或专为人类提供肉、蛋、乳的动物”排除在道德主体之外。 “素食主义”的观点在实践上显然存在着巨大困难；区分对待的方案虽然具有实用价值，但却缺乏令人信服的理论依据，连这些学者自身也坦承心情很矛盾，因为“把它们排除出去，仅仅基于对人类作为物种之一员这一生物学属性的让步。”
其次，我们必然不能够禁止肉食动物食肉。自然界有自然界的规则，用人类的眼光来考量，不妨也可以称为“道德”。如此，则狮子有狮子的“道德”，羚羊有羚羊的“道德”，人类有人类的“道德”。“但是，在每个地方都存在道德的同时，并不是每个地方都存在同样的道德” 。在处理人与动物的关系问题上，我们究竟应当适用谁的“道德”？“主体吃主体”的判断，无论是在情感上还是逻辑上，都是我们所无法接受的。我们无法把动物提升到人的境界，所能作的恐怕只有将自己降低到动物的境界。问题是即使适用动物的道德，依然也存在无法解决的难题。狮子的“道德”与羚羊的“道德”恐怕也是水火不容吧？
（二）动物也不能成为有限的法律主体
动物主体论者还从权利进化论角度出发，认为法律权利的主体是在不断扩大的，如奴隶、子女、黑人、妇女等都是逐渐从客体上升为主体的，因而，动物也可以成为法律主体，而其行为能力的欠缺问题，可以通过监护制度来补救，例如为动物设定保护人或代理人。 但是，“若为保护生态和自然环境,一下子给予它们完全的法律人格,那也无异于束手自杀。这意味着,虽然赋予生态、环境、自然以法律人格,也只能是准主体资格或限制的法律人格” ，换言之即“有限的法律主体”。
所谓“有限”的法律主体，依据动物主体论者的主张，包括两层含义：一是主体权利范围的有限性。即动物只享有某些种类的权利，如生存权、生命权等，而选举权、被选举权等则专属于人类。二是主体范围的有限性。即野生动物与宠物可以成为法律关系的主体，而其他动物还是应当安心充当客体。对此，笔者不禁感到困惑：为什么同为动物，一部分动物可以成为与人平起平坐的法律主体，而另一部分却只能成为受人支配的客体呢？这与动物主体论者一贯宣扬的平等观念岂不相矛盾吗？显而易见，这是在该理论[FS:PAGE]无法解决实际的问题时，动物主体论者不得不作出的一种无奈妥协。同时，动物主体论者主张赋予动物以有限的权利，那么动物如何行使来行使这些权利？有些学者提出，应建立相应的动物利益代表机构。即为动物设立监护人，由动物监护人来行使动物所享有的权利。如果说，这种设想对于家养动物还较为可行的话，那么对于数量庞大、种类繁多的野生动物，又该如何设定监护人呢？是为每一个动物设定一位监护人？还是为每一种动物设定监护人呢？这样庞大的社会成本可行吗？同时又怎么能够保证监护人的行为符合被监护动物的利益呢？
（三）法律是人的法律
从法律发展史考察，权利主体的范围确实是在不断扩大的，它从部分自然人发展到所有自然人，但是这些主体具有共同的特征是他们都具有理性。理性或运用理性来正确地认识和应用自然规律,在行动中运用理性来制定计划、确定目标，并在自然界上打下人类意志的烙印,这是人的实践和动物活动的根本区别，也是人的本质的一个重要方面。毕竟，“迄今为止，只有人打破了自然的进程,将自己的意志加在了自然之上；他在自然界发展的各种可能性当中进行选择,让自然按照有利于自身的方向发展”。 马克思说：“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就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好了。” 精神病人和未成年人虽然暂时没有理性，但是精神病人可以被治愈，从而恢复理性；未成年人可以被教养，从而培育出理性。而动物由于选择了不同于人类的进化道路，是永远也不可能进化到人类理性水平的。因而，动物不可能理解作为人类高度文明成果的法律。而被自己不知道的法律统治，对动物来说恐怕也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动物既不能参与法律的制定，也无法得知法律的内容，那么即使赋予其主体地位，又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呢？法律是人制定的、调整人类行为的规则。“法律实施的目的，是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归属于国家的统治之下” 。法律是人的法律，这个道理是如此朴实，以致于有时人们竟会忘记了它的存在。
三、对动物保护的立法思考
我们并不反对给予动物以法律保护；相反，在人类生存环境日益恶化的今天，为了维护生态平衡，我们认为，各国的立法都应加大对动物保护的力度。但利用法律手段对动物予以保护，必须遵循法律自身的规律，必须有相应的法理基础加以支撑，否则，人们良好的愿望就可能无法变成可操作的法律规范。以下我们想从两个方面就立法如何保护动物问题，谈一点意见。
（一）动物保护的法理基础
只要稍加思索就会发现，对动物的保护绝不只是因为动物自身的身份。利益是法律的产生之源，法律命令源于各种利益冲突。利益以及对利益所进行的衡量，是制定法律规则的基本要素。 动物保护立法是各种利益冲突的产物。这种利益冲突，从大的方面讲，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由于动物的多重价值而引发的利益冲突；另一类则是由于多极主体利益分配而引发的冲突。动物保护法的出台，就是基于上述两类冲突。
动物对于人类而言具有多重价值。“以人为尺度，自然界的价值可以分为两类：①它的商品性价值，即它作为生产性资产的价值；②它的非商品性价值，如它的生态价值、美学价值和娱乐价值、科学价值和精神价值等。” 动物特别是野生动物，作为自然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们对于人类的价值是多方面的，以往人们更重视动物的商品价值，但是随着环境的日益恶化和科学的发展，使得人们认识到人类的长远发展必须建立在人与自然的和谐基础上，“以单一经济私利为基础的自然保护系统，是一个没[FS:PAGE]有希望的不平衡系统。” 我们已经逐渐认识到了人与动物的相互依存关系，动物不仅仅可以作为商品满足人类的经济需要；动物的非商品价值在当前更值得我们珍视和保护。
人对动物的保护，还涉及到多极主体利益的兼顾与平衡问题。社会的发展，使得人们认识到，平等的多极主体均对动物享有多重的利益，而不同主体的利益之间又存在着激烈的冲突。作为多极主体的人都有生存与发展的权利,而作为人类生存环境的地球只有一个。因此, 人们提出了可持续发展原则，而所谓可持续发展就是“即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 可见，对自然的保护并不是为了自然的什么价值主体地位, 当然也不是为了动物的主体地位，而是为了作为多极主体的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这就是人与自然关系的本质。 而“我们之所以这样做（保护自然），最终是出于对人类全局的、长远的生存利益的终极关怀” 。
由于人们对于动物的商品价值和非商品价值的取舍存在冲突；当代人的利益与后代人的利益存在冲突。各种各样的利益冲突导致了动物保护法的出台。借助于上述利益冲突理论，就可以更好的理解与解释我们为什么要保护野生动物，为什么要对动物区别对待，为什么要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以往人们过于重视动物的商品性价值，而忽视了其非商品性价值；过于看重当代人的利益而忽略了后代人的利益，对自然界的生物（包括动物和植物）采取了无节制的征服、支配、掠夺、占有和挥霍的态度。表现在行动上就是片面追求经济利益，强调发展速度和数量，而忽视了对资源的保护和污染防止。我们虽然在这一过程中取得了无数次胜利，但是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今天，我们有必要纠正自己的过错，但“纠枉”不必“过正”，须知“过犹则不及”。现在，我们只要全面的认识动物的价值，注重代际利益的兼顾与平衡，据此合理的对待动物就足够了，而不必枉费心机的将动物提升为法律上的主体。
（二）民法上可以将动物归类为特殊物
在民法上，自罗马法以来，对物的划分，历来就有普通物与特殊物、可交易物与不可交易物的区别。 当人类需要对某些物给予特殊保护时，完全可以通过立法的方式，将其列入特殊物或不可交易物的范畴，而不必将其升格为法律主体。这是人类现有的立法技术完全可以达到的。同时，民法上关于特殊物的规定，并非动物一种。动物作为物的一种，也有其特殊性，不同于普通物，立法如果将其作为特殊物看待，对人类支配动物的行为加以严格限制，并制定特别的规则（如《动物保护法》）对动物加以特殊的保护，那么，人与自然的和谐就能够达到。但这样的特别立法保护，并不必然以动物的人格化、主体化为代价。在法律上，我们说，动物仍然是物，只不过是一种特殊物而已。
我国目前尚未制定民法典，因而对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问题尚缺乏一个原则性的规定。但1986年颁布的《民法通则》第127条关于动物致人损害的民事责任的规定，是将动物作为物看待的，1988年颁布的《野生动物保护法》也是将动物视为一种特殊物而予以保护的。笔者以为，上述立法对动物的定位是正确的，应当予以坚持。
目前，我国立法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三：
1．民事立法对动物的定位缺乏明确的规定，这是引起学术界对动物法律地位争议的主要原因。在今后出台民法典或物权法时，笔者以为，应当以法条的形式明确规定：“动物为特殊物，对于动物的支配，其他法律、行政法规有规定的，应当优先适用其他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2．现行动物保护法规对[FS:PAGE]动物的保护范围还过于狭窄，许多珍稀动物还不能做到在任何环境下都得到应有的保护。事实上，由于生存环境的不断恶化，诸如白鳍豚、大熊猫、蒙古野马等珍稀动物，在野外环境下已缺乏应有的种群繁殖能力，不得不借助于现代科技手段进行人工繁殖。如果我国的动物保护法规只保护野生状态下生长的动物，而对人工环境下生长的、具有延续物种意义的动物不予保护，那么仍然无法防止某些人在动物园等非野生场合对此类动物的残害行为，而此类物种的灭绝，从生态学的角度讲，将是不可挽回的损失。
3．我国现行立法对动物的保护力度还不够，这是导致对动物的滥捕滥杀行为屡禁不止的一个重要原因。从兼顾动物对人类不同利益的角度出发，我国立法应当将动物分为禁止交易物、限制交易物和可交易物，对于不同范畴的动物，采取不同的保护手段。对于列入禁止交易物范畴的动物，不得基于任何商业目的而捕杀、买卖或对动物实施残害行为，否则，将给予严厉的惩罚；对于列入限制交易物范畴的动物，虽然不禁止商业交易行为，但此类动物只可用于观赏目的，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和美学需求，但不得对之实施宰杀、残害行为，否则，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而对于列入可交易物范畴的动物，人类尽可享受其本身具有的商业价值。至于哪些动物应当归入何种物的范畴，相信我国的立法者通过与动物学专家、学者的密切合作，在立法技术上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同时，我国立法从交易的角度对动物所作的分类，只具有相对的确定性。随着生态环境的不断变化和动物种群的盛衰增减，立法者在立法上应当及时调整可交易动物的范围，以达到通过法律手段维护生态平衡的目的。
在我国的民事立法将动物定位为特殊物的同时，如果相关的特别法能在以上三个方面作出修订，那么不仅无须通过改变动物的客体地位，就可以实现对动物更全面的保护，而且人类对动物的多重价值和利益也可以得到较好的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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