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克家
中国现当代杰出诗人，著名作家、编辑家，忠诚的爱国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民主同盟盟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三届代表，全国政协第五、六、七、八届委员，第七、八届常务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第一、二届理事，第三届理事、顾问，第四届顾问，第五、六届名誉副主席，中国文联第三、四届委员，第六、七届荣誉委员，中国诗歌学会会长，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写作学会名誉会长臧克家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4年2月5日20时3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
臧克家同志，笔名少全、何嘉，1905年10月8日出生于山东诸城。他自幼受祖父、父亲影响，打下了良好的古典诗文基础。1923年夏，考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期间，阅读了大量新文学作品，并开始习作新诗。1925年首次在全国性刊物《语丝》上发表作品，署名少全。1927年，考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曾参加北伐。1929年，在青岛《民国日报》上第一次发表新诗《默静在晚林中》，署名克家。1930年至1934年，在国立青岛大学(后改为国立山东大学)学习期间，得到闻一多、王统照先生的热情教诲与精心帮助。他创作的《难民》、《老马》等诗篇，以凝练的诗句描写了旧中国农民忍辱负重的悲苦生活；长诗《罪恶的黑手》，揭露了帝国主义的罪恶和伪善的面目，这些诗是他早期诗歌的代表作，已成为我国现代诗史上的经典之作。1933年他的第一部诗集《烙印》出版，得到闻一多、茅盾等前辈的好评；次年，诗集《罪恶的黑手》问世，从此蜚声诗坛。1934年至1937年在山东省立临清中学任教，出版诗集《运河》和长诗《自己的写照》，创作了散文集《乱莠集》。1936年参加中国文艺家协会。
抗日战争爆发后，臧克家同志把自己的命运和民族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积极投身抗日爱国活动。1938年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当选为襄阳、宜昌两分会理事。1938年至1941年夏初，任第五战区抗敌青年军团宣传科教官、司令长官部秘书、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战时文化工作团团长、三十军参议。他满怀激越的爱国热情，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三赴台儿庄前线采访，写成长篇报告文学《津浦北线血战记》；他不畏艰辛率第五战区战时文化工作团深入河南、湖北、安徽农村及大别山区，开展抗日文艺宣传和创作活动；他不顾个人安危组织“文艺人从军部队”；冒死赴随枣前线从事抗日救亡的文化宣传工作，曾参加随枣战役。这期间，臧克家同志创作和出版了《从军行》、《淮上吟》等诗集及散文集《随枣行》，热情讴歌了抗日军民的伟大爱国精神和英勇抗敌的事迹。1941年秋，任第三十一集团军参议、三一出版社副社长、代理社长，筹备出版了进步刊物《大地文丛》，创刊后，被当局查禁。1942年7月，他愤而辞职，冒着酷暑自河南叶县历经艰难徒步赴重庆。1943年4月，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第五届年会上当选为候补理事。同年夏，任赈济委员会专员并负责编辑《难童教养》杂志至1945年秋。在此期间，创作出版了长诗《古树的花朵》、回忆录《我的诗生活》和《泥土的歌》、《十年诗选》等诗集。
解放战争时期，臧克家同志多次参加“呼吁停战、实现和平”签名等进步活动，在重庆，曾应邀出席毛泽东同志在张治中寓所举行的文化界人士座谈会。在上海，他主编了《侨声报》文艺副刊《星河》、《学诗》和《创造诗丛》、《文讯》月刊等书刊，团结了大批进步作家；激愤于政治的黑暗腐败，他创作了大量的政治抒情诗和政治讽刺诗，出版了《宝贝儿》、《生命的零度》、《冬天》等诗集，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948年12月，由于上海白色恐怖严重，被迫潜往香港。
1949年3月，臧克家同志由中共党组织安排来到北平。5月在《人民日报》发表组诗《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表达了他到解放区后的喜悦心情。后历任华北大学文艺学院文学创作研究室研究员，出版总署、人民出版社编审，《新华月报》编委，主编《新华月报》文艺栏。1949年7月出席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委员。1951年6月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曾任民盟中央文教委员会委员。
1956年，臧克家同志调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1957年至1965年任《诗刊》主编。经他联系，由《诗刊》创刊号首次发表的毛泽东诗词十八首，在全国产生了巨大影响。这期间，他兢兢业业致力于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繁荣发展的组织领导工作，在《诗刊》的创刊与发展工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繁荣诗歌创作、加强诗歌队伍建设中，做出了显著的成绩；同时满怀对祖国、对党、对人民的无限热爱之情，笔耕不辍，勤奋创作，以热情、多产的诗人形象活跃在五、六十年代的中国诗坛上，迎来了他创作的又一高峰，相继出版了《臧克家诗选》、《凯旋》等诗集和长诗《李大钊》。其中，《有的人——纪念鲁迅有感》、《毛主席向着黄河笑》等脍炙人口的作品，多次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1957年，他和周振甫合著的《毛主席诗词讲解》，对毛泽东诗词的传播和普及，起了重要的作用。
臧克家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被迫停止文学创作和社会活动，下放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1972年回到北京。1976年1月《诗刊》复刊，臧克家同志担任顾问兼编委。
粉碎“四人帮”后，年逾古稀的臧克家同志文思泉涌，又迎来了创作的春天。他把心底的颂歌唱给了社会主义新时期，出版了《忆向阳》、《落照红》、《臧克家旧体诗稿》等诗集；《怀人集》、《诗与生活》等散文集；《学诗断想》、《克家论诗》、《臧克家古典诗文欣赏集》等论文集。凝结着他一生汗水和心血的十二卷本《臧克家全集》也于2002年12月出版。
臧克家同志的作品多次获奖，曾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国内外产生广泛影响。1988年4月，获中国作家协会首届文学期刊编辑荣誉奖；1990年8月，他主编的《毛泽东诗词鉴赏》获全国图书“金钥匙”奖和第五届中国图书奖一等奖。1991年10月，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2000年1月，获首届“厦新杯?中国诗人奖”终身成就奖；同年11月，获“国际炎黄文化研究会首届龙文化金奖”终身成就奖。2002年10月，被世界诗人大会和世界艺术文化学院授予荣誉人文学博士；同年12月，获第七届今世缘国际诗人笔会颁发的“中国当代诗魂”金奖。2003年12月，《臧克家全集》获第六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
臧克家同志热爱党，热爱人民，热爱社会主义，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七十余年创作生涯中，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他都以极大的热情关心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文学的发展，热忱讴歌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以短诗和长诗、新诗和旧诗、散文和随笔、评论和书信、小说和杂感等多种体裁写出了七十余部著作。他积极倡导作家深入生活、反映时代，大力提倡题材、风格的多样化和艺术上的探索创新。他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团结爱护中老年诗人，热情培养青年诗人。他见证了我国新诗从诞生到发展的全部历史，对我国新诗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臧克家同志的一生是不懈追求光明的一生，是自觉地表现时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是勤奋笔耕、呕心沥血、不断攀登艺术高峰的一生。他思想敏锐、爱憎分明，善良正直、乐观豁达，作风正派、文风朴实，平易近人、襟怀坦荡，生活俭朴、严于律己。他把毕生的精力和心血无私地贡献给了党和人民的文学事业。
臧克家同志的逝世，使中国的文学事业失去了一位巨匠，使当代诗坛失去了一颗璀璨的明珠，使我们大家失去了一位德高望重、可亲可敬的师长。我们将永远学习他，怀念他。
臧克家的名篇《有的人》，就是一首能使大家经久难忘的好诗。这首写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一日，是纪念鲁迅逝世十三周年有感而作。感从何来？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一个月。一方面是“骑在人民头上”的人已被人民推翻，另一面是从旧中国进入新中国的各色人等还不免带着旧社会的阶级和思想烙印。鲁迅式的“有的人”固然很多，而处于对立面的“有的人”却也不少。诗人面对现实，回忆鲁迅生前和逝世以来的社会状况，有感而作此诗。此诗不仅反映了生活真实，也表现了诗人的思想倾向，因此，这是一首真实性与倾向性相统一的抒情诗。
诗的第一节指出当今之世有两种截然相反的人：一种人“虽生如死”，另一种人“虽死犹生”。“虽死犹生”的人，自然是指当时被纪念的鲁迅，是对“永垂不朽”的鲁迅的歌颂；但是，作为典型形象看，也不是单指鲁迅，同时还暗示着与鲁迅品质相同的许多人。至于作为对立面的“虽生如死”的人，当然指坏人。这节四行诗，两句话，是全诗的总帽，统帅全篇，虽通俗易懂，但容量很大，概括力极强，耐人寻味，今人猛省！
接着三节（即诗的第二、三、四节），把“虽生如死”的人和“虽死犹生”的人从三个方面作了对比：比形象、比思想、比情操。从形象看，“骑在人民头上”的人，虽然昂首挺腰，自诩“伟大”，实际上是藐小的：而“给人民当牛马”的人，尽管俯下身子，毫不显眼，却是伟大的。这四行诗，是从鲁迅《自嘲》一诗中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一联生发出来的。诗人发展了鲁迅的思想和诗意，形象的对立性更加突出、鲜明。再从思想看，那些“虽生如死”的人总是想“不朽”，“要把名刻入石头”，为自己树碑立传。而那些“虽死犹生”的人，却情愿充当无名的野草。它们憎恶把野草当作装饰品的“地面”，时刻等待地下的火山喷薄而出，烧尽“地面”上的野草、乔木，直到“无可朽腐”，大家同归于尽。这一节是根据鲁迅《野草·题辞》中的“我自爱的野草，但我憎恶这以野草作装饰的地面。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至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几句话写成。写《野草》和《野草·题辞》时的鲁迅，正处于思想“彷徨”时期，他曾经坦率承认他当时还没有找到革命的道路，但他对于骑在人民头上的反动派却是痛恨，不共戴天的，因而表现了“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的彻底牺牲精神。最后从情操看，那些“虽生如死”的人，“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是十分卑鄙、丑恶的。而那些“虽死犹生”的人，“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情操是非常崇高、美好的。
诗的第二、三、四等三节是紧接诗的第一节进行构思的。诗人不是为了歌颂鲁迅而歌颂鲁迅，而是在歌颂鲁迅的同时，也歌颂与鲁迅品质相同的人，而且谴责那些自吹自擂比人民群众“伟大”，要为自己树碑立传、不让别人活下去的人。这样一个对照，比单纯诓歌鲁迅更加显示出诗的思想的广度与深度。
最后三节（第五、六、七节）诗，诗人抓住头一节诗所说的两种人同人民群众的关系，指出他们不同的命运、不同的影响和不同的下场，也就是指出他们各自不同的前途。这三节诗是二、三、四等三节诗的逻辑发展。第五节诗仍然从对立的形象着眼。那些“骑在人民头上的”自诩“伟大”的人终归被人民所推翻，从高高在上的地方摔了下来，不仅藐小，而且将从地球上消失；至于那些“给人民作牛马”的人，却被人民永远缅怀他们“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光辉形象。第六节则是写出两种不同的主观思想得到两种不同的客观效果：那些想为自己树碑传的人，他们的“名字比尸首烂得更早”；而那些“情愿作野草”的人，却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野草一年一度地生长，他们也一年一度地永远为人民所怀念。鲁迅是如此，和鲁迅品质相同的人也是如此。最后一节写出不同的情操，不同的报应。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那班“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的人”，是决没有好下场的人，只要时候一到，他们的下场就会让大家看到。至于那些“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着的人”，人民群众会把他抬举得很高。鲁迅就是这样的人的代表。
诗的主题一向认为是对鲁迅的的崇高品质的歌颂或赞美，这当然是不错的。但通过认真的分析、深入的理解，仅仅说是歌颂鲁迅，还是不够的。不少分析者其所以说诗的主题只是歌颂鲁迅，可能是忽略了题目下面的副标题“纪念鲁迅有感”，忽略诗的末尾“1949年11月1日于北京”，也忽略了诗句“有的人”。作者写作此诗既不是当年十月十九日纪记鲁迅的即席之作，而是在参加纪念鲁迅逝世十三周年之后有感而作。如果专为鲁迅而作，上述的主题思想当然是无可非议的。但作者明明说是“纪念鲁迅有感”每一节又不点明鲁迅，而是以“有的人”开端，自然就不单是诓歌鲁迅。因此，这首诗实际上是通过纪念鲁迅，歌颂真善美，鞭挞假丑恶。只有这样认识主题，才能概括诗的整个内容，挖掘诗的广度与深度。这是诗人的美学理想在诗歌创作中的具体反映。不论诗人自己是否察觉到这一点。他所塑造的对立形象却流露了这一点。诗人在对两种人的对照中，始终只是暗示鲁迅，而不点明鲁迅，也说明了这一点。如果只是说这首诗歌颂了鲁迅，就大大缩小了诗的容量—一它的广度与深度。
这首诗的艺术构思看似平常，却也奇特。诗人既然是“有感”而作，就从“美感”出发。但是，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丑恶。诗人并不贴标签，也不喊口号，只从对人世间两种的深刻感受出发，运用通俗、亲切、生动的语言，写出自己真实的感受。一般人对这首诗的分析，都说诗人运用了对照或对比的艺术技巧，这当然也说得不错。的确，诗的每一节都用了对比，把真的、美的、好的、和假的、丑的、坏的作了对比。但是，诗人的这种对比，并不限于某一节诗，而是贯穿整体，诗人是用“铺陈”的方法来安排对比的。所谓“铺陈”就是传统的表现手法“赋”。《有的人》的作者正是为了“铺陈善恶”而运用对比的。诗人铺陈了三种对比：第一种对比即第一节的总帽，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的对比，它统摄全诗。第二种对比，主要是比形象，比形象的斗争的过程。第三种对比主要是比下场，比两种形象在历史风云和时代潮流激荡下的不同结果。诗人正是把这样三种对比铺陈开来，成为一首既整齐又错综的抒情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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