笼中之鸟
2007年4月，南溪农场难民六队的队长黄阿门终于拿到了身份证。即使这样一张小小的卡片，他也等了28年。
外人可能无法想象没有身份证的难处，但对难民们来说，身份证便意味着生计。
河口民政局难民办主任侬德良说，没有身份证，便无法信贷、无法出门打工、无法考取驾照，同样升学、就业也是问题。“存折？长什么样子，从来没办过。”189村民罗富云说。办存折也需要身份证。记者在难民村未能问到一户有存折的居民。
罗富云早在1997年就外出打工，那时候出门前需要到市公安局办一份证明，被称作“通行证”。但这并不能保障畅通无阻。他在广州做了两年皮鞋，因为没有身份证，大厂不能去，由朋友担保才能留在小厂子里。
如今他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但毕生没有过储蓄。
不仅不方便，在收容遣送制度废止前，有人外出打工还会被遣送回来。“外面不了解这边的管理体制。他们说中国30年没打仗，没有难民。”作为队长，黄阿门就曾接到浙江派出所的电话，询问该队是否有何姓村民。
因为没有身份证，除了联合国难民署的周转金项目可用来发展生产外，他们在本地信用社无法借贷，只能找本地亲属帮忙。购买农具、耕牛、拖车等生产资料并不容易，发展生产也会受挫。
没有身份证同样意味着没法办理驾照，造成的结果就是“黑车”横行。一位村民提到，“没办照被交警抓到一次是200元，就要解释半天，有时一天被抓几次，就解释几次。”
黄阿门说，在2007年领到身份证后，外出打工的年轻人逐年增多，也更为方便，但问题依然存在：这个身份证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虽然是公安部门颁发，但这些证件并没有全国联网。”河口民政局难民办主任侬德良说，这种身份证在省内能管用，在外地查不到。
189队里的一位年轻人认为，自己不过是“笼中之鸟”。因为外出打工、做生意，都因没有身份受阻，他认为自己被困在了土地上。
即使这份赖以栖身的土地也日见掣肘，成为难民贫弱的原因之一。最初划拨安置土地时，中国已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划拨出来供他们安置的土地本来不多，成为难民发展的先天制约。
罗富云家只有一亩地，土地少，他租了当地人两亩地，每亩每年600元租金。田地种香蕉每亩能收获3000元，抛开成本每亩不过1000元的收成。
对民政部门和农场来说，难题还包括：“难民被当做外国人，触犯刑律还好处理，违反治安管理条例则要报州级审批处理，一些小事往往就不了了之。”河口民政的一份汇报材料上说。
而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国策也无法强制适用在难民身上。2002年河口民政部门对难民管理区实行计生管理以前，一家人有五六个孩子是常见的事情，近几年情况才有改观。
徐锦奎介绍，近几年只准生两胎，罚不了款可以变通措施比如取消低保；而农场直到2007年才开始计生管理，作为企业他们难以强制管理，超生不过罚款五六百元。一个对比是，本地超生一般罚款过万。
由此人口数量剧增。徐锦奎介绍，难民管理区人口从最初的530人如今已飙升至1276人。与此同时，土地不变，目前189队人均占有土地不到半亩，而本地农民人均占有五亩以上。
云南马关县克吗山，难民在此已劳动生活了30年图/南方周末记者麦圈
越南新娘
罗发梅今年17岁，会讲清脆的汉语，在越南读过八年级，她决定嫁到189大队来。
她和“丈夫”，24岁的王富克今年初认识，四个月后决定在一起，他们没有领证。罗发梅家在越南勐康县东中坡村，和中国相邻，有这边的手机信号，她用的也是中国的手机号。年初她在村子里碰到了前去探亲的王富克，两个人在国境两边用电话煲粥谈起了恋爱。
她初中毕业后曾在河口市打过工，洗碗扫地，每个月六百元左右。而一河之隔的越南，中级公务员每月的工资也不过如此。
罗的经历并非特例，189村有三户这样的越南新娘，而罗发梅说，她有四个同学嫁到了中国，同样没有领证，其中三个是因为这边生活要更好些。
南溪农场难民六队离边境直线距离不过二公里。农场综治办主任马宝成介绍，因为地域原因，光南溪农场有近20位越南新娘，原因无外乎男方“又是难民，又没钱”。
2003年，河口民政局向上级请示后得到批复：难民和难民结婚，可以办理结婚证，但子女依然是难民身份；难民和公民结婚，子女则可以入中国籍。
这种情况下，难民女子嫁出去、嫁给当地人的很多；而男性则囿于经济和身份问题，更多找本地的难民女孩，而越南新娘正是在这种困境下派生的新的难题，并成为恶性循环的一部分。
一个明显的趋势是，越南新娘越来越多。后者成为这里的“三非”人员：非国籍、非公民、非人口。而他们的子女，出生后同样是难民。
这种跨境婚姻对管理部门来说也造成难题。中越边境上仅有界碑，并没有隔离带。管理区徐锦奎区长说，即使今天送走明天也会走回来，便只能由其生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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