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三国魏地的佛教以般若学及译经为主，朱士行曾于洛阳开讲《道行般若经》，并以「诸未尽善」而西行，求得《放光般若经》，可见此时对般若之学已有新的要求。在译事方面，特别重视戒律的译介，昙柯迦罗译有《僧只戒心》、昙无谛译出《昙无德羯磨》，而开中国戒法的传承。
其次：结束南北分裂局面而开展的隋唐，是中国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最强盛的朝代，也是中国佛教史上经典翻译、宗派竞立的巅峰时期，其影响不仅深入中国各阶层，而且远播至韩国（高丽、百济、新罗）、日本、越南，开启各国佛教的灿烂新页。隋唐佛教的兴盛繁荣，除得力于佛教本身在南北朝所奠定的稳固基础外，更有赖于国家的统一强盛及护持提倡。隋朝高祖文帝即位后（五八九至六零零），立即废止北周毁佛政策，下诏修建寺院、重整经像、设“五众”及“二十五众”宣讲佛教义理□，更以大兴善寺做为译经的中心，计其一生致力于佛教的推广，所度僧尼达五十多万人，修建寺院三千多所，立塔一百一十座，写经十三万卷，佛教在隋文帝时代的盛况可见一斑。唐朝皇帝除武宗外，对佛教多采保护政策。
再次：由此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不是一蹴而就，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内容和形式不断演化，这也符合文化的发展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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