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归后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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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回归以来，各方面的状况令人乐观。
香港回归七年以来，尽管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挑战，但均度过了难关，香港“一国两制”经受住了考验，而且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完善与发展。香港经济在波动中发展，目前已出现强劲复苏势头。中央政府对香港支持不遗余力，是香港经济持续发展与政改循序渐进的重要保证。香港内部政改争议虽然日益激烈，但这是民主发展中的问题，需要在发展中解决。
“一国两制”经受住了考验，并在实践中完善与发展
香港回归七年来，中央政府依据《基本法》处理香港事务，除了积极支持与配合香港政府及维护香港的自身利益外，未直接干预香港事务，保证了香港在“一国”下的“两制”的有效落实。香港特区政府在施政中，始终贯彻“一国两制”与“港人治港”的方针政策，维护了香港自由港地位与社会的相对稳定。
香港回归后，民众的抗议游行活动，甚至大规模的抗议游行，不论其动机如何，基本上均能依法行事，未引起严重的社会冲突，特区政府与中央政府并没有干预，这是香港“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重要体现，避免了在民主政治改革过程中出现社会动乱。香港依然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地方，左中右各种声音都有，种种批评特区政府的言论没有受到限制。
特别是香港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得到维护与发展。到2004年，香港连续七年被美国传统基金会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也是香港第10次获得此一殊荣。香港自由经济体制不仅没有受到影响，而且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维持了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航运中心、信息中心与商务服务中心地位。回归后，香港特区政府不断改革，完善相关制度，提高效率，使得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与航运中心的地位更加巩固，世界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集中香港；香港股市是亚洲第二大、世界第八大股市。香港的集装箱装卸量继续维持世界第一宝座，香港新机场自1998年营运以来的航空货运量一直高居世界第一。这一切充分显示，香港回归后依然具有活力与发展潜力。
香港经济在困难与调整中发展
香港回归七年来，内外经济环境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特别是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禽流感、SARS以及政治纷争等一次又一次的巨大冲击，香港经济发展出现了很大起伏。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1998年香港经济出现50多年来少见的负增长。随后，在国际经济大环境及内地经济发展带动下，香港经济在2000年实现10.5%的高增长。然而，由于国际经济形势的再次逆转，东亚地区经济出现普遍衰退，香港经济也再次陷入低潮，2001年出现零增长。此后，香港经济开始出现恢复性增长，2002年增长2.2%；2003年增长3.2%。1997-2003年,香港经济平均增长为3.1%。今年以来，香港经济复苏势头强劲，第一季度增长率达到6.8%，预计全年增长超过6%。
回归以来，香港经济发展仍面临一些困难。一是经济结构调整缓慢。制造业持续下跌，近十年平均每年净产值实质下降9%以上。特别是高科技发展进展不大，没有出现新的亮点行业,经济结构转型任务依然艰巨。二是政府财政赤字增加，到2002年已达到700亿港元，去年则降至不到500亿港元，已经影响到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稳定与经济的健康发展，特区政府已采取多种措施，改善财政赤字，并在前不久发行政府债券，以改善财政情况。三是失业问题在回归后变得较为严峻。1998年以来，香港的失业率接连突破4%、6%、7%，2003年接近8%（7.9%）。不过，随着特区政府的不断努力与总体经济情况的逐步改善，今年以来失业情况有所改善，2004年5-7月失业率降至7%，创26个月以来的新低，预计全年有望跌破7%。但香港经济处于转型期，结构性失业不易改变，失业问题仍将是香港面临的一个重要经济与社会问题。四是通货紧缩问题。1999年以来，香港已连续五年物价指数呈现负增长，综合消费物价指数衰退平均幅度近3%。今年以来，随着国际经济开始景气及国际油价格的上涨，香港通货紧缩情况有所改善，但今年1-5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跌幅较上年同期仍下降1.6%。另外，目前香港经济强劲复苏，仍存在一些不确定因素，未来发展尚待观察。
制度建设与政改纷争问题更加突出
香港回归后，尽管特区政府依“基本法”行事，逐步推行政改，但因涉及面广，议题敏感，使得制度建设与政改纷争不断，已严重影响到香港的社会稳定。
香港特区政府为了提高执政效率，对香港官僚体制进行了适度改革，实施了“主要官员问责制”，即港府的施政成效责任由问责高官完全负责与承受。这一制度实施以来，尽管也有争议，但推动较为顺利，特区政府基本能够落实。
在落实《基本法》关于制订“国家安全条例”即“23条立法”问题上，中产阶级疑虑较多，社会争议较大，加上民主派将问题扩大化，引发了群众大规模抗议游行，最后特区政府在考虑维持香港社会安定的考虑下，不得不暂时延缓该条例的制订，可以说这是香港制度建设的一大挫折。
在香港行政长官与立法会选举问题上，香港内部争议更大。民主派不顾香港社会现实，急于提前进行全面直选，已涉及到对《基本法》相关条文的理解与解释问题，最后不得不通过人大常委会“释法”来解决争议。可以说，全国人大的“释法”，对香港的改制指明了一个循序渐进的大方向，避免急进的改革与不成熟的普选对香港带来的负面影响。香港民众与各政治团体应该珍惜这一机会，在协商中解决政改争议，在完善制度建设中推进民主发展。
今年以来，中央政府开始了与民主派的接触与沟通，这是一个良好的开始，有助于通过对话、协商解决争议，逐步推进香港政治制度的建立与民主发展。但应充分体认到香港复杂的政改矛盾不是一下子所能解决的，未来可能还会在某些问题上争议得更激烈，但只要遵循《基本法》、本着为香港的利益着想，终能找到一条解决之道。
在对待香港政制建设与民主发展问题上，关键是要培养熟悉民主运作的政治人才，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逐步推进。无论如何改革，香港是中国的香港，香港是“一国两制”下的香港。
中央政府全力支持香港，香港与内地合作不断深入
香港回归后，中央政府全力支持香港，使香港战胜了一次又一次的困难，维护了香港的社会相对稳定与经济发展。在香港回归六周年之际，中央政府回应特区政府的提议，签署了“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极大地稳定了香港企业界对香港经济的信心，而且也起到了促进香港经济迅速回升的作用。CEPA签署后，香港经济开始明显复苏，并在今年出现强劲增长；股市从此前的8000多点上涨到目前的12000多点；通货紧缩有所改善，失业率开始回落。
CEPA本身也取得实质性进展，到今年5月底，共有354家港澳公司向内地部门提出享受CEPA待遇申请，其中298家获得批准。港澳原产地货物以零关税进入内地市场的价值达3.3亿港元。CEPA还促进了港台经贸往来，2003年台湾对香港投资增长283%。特别是台湾银行加快进入香港，目前在港分行达13家，办事处6个，并开始以并购香港银行方式，希望通过CEPA机制进入内地市场，香港在两岸三地的中介地位进一步增强。
在香港回归七周年前夕，中央政府批准广东省政府提出的建议，建立“9+2泛珠江三角区域合作机制”，目前已建立了正式的合作框架,确立了八大合作领域,这对加强香港与内地经济合作又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对维持香港在亚太地区经济枢纽地位与国际商贸服务中心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为了改善香港经济，中央政府还采取了许多具体可行的政策。一是扩大开放内地居民赴港旅游特别是推动“香港自由行”，赴港旅游的内地居民持续增加，大大刺激了香港的消费与旅游市场,成为带动香港经济回升的重要支持力量。二是内地与香港的金融合作不断取得重大进展,尤其是中央政府批准内地信用卡于今年初可在香港使用，及时性批准香港银行可以经营人民币存款、兑换与汇款等业务，为香港银行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业务。目前，经营人民币业务的香港银行达39家，人民币存款额达60亿元（到4月底）。三是为了支持香港政府发行政府债券及改善财政赤字状况，中央政府明确表示可动用外汇储备购买香港的债券，是对香港经济的又一有力支持。
香港回归七年以来，尽管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挑战，但均度过了难关，香港“一国两制”经受住了考验，而且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完善与发展。香港经济在波动中发展，目前已出现强劲复苏势头。中央政府对香港支持不遗余力，是香港经济持续发展与政改循序渐进的重要保证。香港内部政改争议虽然日益激烈，但这是民主发展中的问题，需要在发展中解决。
“一国两制”经受住了考验，并在实践中完善与发展
香港回归七年来，中央政府依据《基本法》处理香港事务，除了积极支持与配合香港政府及维护香港的自身利益外，未直接干预香港事务，保证了香港在“一国”下的“两制”的有效落实。香港特区政府在施政中，始终贯彻“一国两制”与“港人治港”的方针政策，维护了香港自由港地位与社会的相对稳定。
香港回归后，民众的抗议游行活动，甚至大规模的抗议游行，不论其动机如何，基本上均能依法行事，未引起严重的社会冲突，特区政府与中央政府并没有干预，这是香港“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重要体现，避免了在民主政治改革过程中出现社会动乱。香港依然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地方，左中右各种声音都有，种种批评特区政府的言论没有受到限制。
特别是香港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得到维护与发展。到2004年，香港连续七年被美国传统基金会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也是香港第10次获得此一殊荣。香港自由经济体制不仅没有受到影响，而且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维持了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航运中心、信息中心与商务服务中心地位。回归后，香港特区政府不断改革，完善相关制度，提高效率，使得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与航运中心的地位更加巩固，世界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集中香港；香港股市是亚洲第二大、世界第八大股市。香港的集装箱装卸量继续维持世界第一宝座，香港新机场自1998年营运以来的航空货运量一直高居世界第一。这一切充分显示，香港回归后依然具有活力与发展潜力。
香港经济在困难与调整中发展
香港回归七年来，内外经济环境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特别是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禽流感、SARS以及政治纷争等一次又一次的巨大冲击，香港经济发展出现了很大起伏。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1998年香港经济出现50多年来少见的负增长。随后，在国际经济大环境及内地经济发展带动下，香港经济在2000年实现10.5%的高增长。然而，由于国际经济形势的再次逆转，东亚地区经济出现普遍衰退，香港经济也再次陷入低潮，2001年出现零增长。此后，香港经济开始出现恢复性增长，2002年增长2.2%；2003年增长3.2%。1997-2003年,香港经济平均增长为3.1%。今年以来，香港经济复苏势头强劲，第一季度增长率达到6.8%，预计全年增长超过6%。
回归以来，香港经济发展仍面临一些困难。一是经济结构调整缓慢。制造业持续下跌，近十年平均每年净产值实质下降9%以上。特别是高科技发展进展不大，没有出现新的亮点行业,经济结构转型任务依然艰巨。二是政府财政赤字增加，到2002年已达到700亿港元，去年则降至不到500亿港元，已经影响到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稳定与经济的健康发展，特区政府已采取多种措施，改善财政赤字，并在前不久发行政府债券，以改善财政情况。三是失业问题在回归后变得较为严峻。1998年以来，香港的失业率接连突破4%、6%、7%，2003年接近8%（7.9%）。不过，随着特区政府的不断努力与总体经济情况的逐步改善，今年以来失业情况有所改善，2004年5-7月失业率降至7%，创26个月以来的新低，预计全年有望跌破7%。但香港经济处于转型期，结构性失业不易改变，失业问题仍将是香港面临的一个重要经济与社会问题。四是通货紧缩问题。1999年以来，香港已连续五年物价指数呈现负增长，综合消费物价指数衰退平均幅度近3%。今年以来，随着国际经济开始景气及国际油价格的上涨，香港通货紧缩情况有所改善，但今年1-5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跌幅较上年同期仍下降1.6%。另外，目前香港经济强劲复苏，仍存在一些不确定因素，未来发展尚待观察。
制度建设与政改纷争问题更加突出
香港回归后，尽管特区政府依“基本法”行事，逐步推行政改，但因涉及面广，议题敏感，使得制度建设与政改纷争不断，已严重影响到香港的社会稳定。
香港特区政府为了提高执政效率，对香港官僚体制进行了适度改革，实施了“主要官员问责制”，即港府的施政成效责任由问责高官完全负责与承受。这一制度实施以来，尽管也有争议，但推动较为顺利，特区政府基本能够落实。
在落实《基本法》关于制订“国家安全条例”即“23条立法”问题上，中产阶级疑虑较多，社会争议较大，加上民主派将问题扩大化，引发了群众大规模抗议游行，最后特区政府在考虑维持香港社会安定的考虑下，不得不暂时延缓该条例的制订，可以说这是香港制度建设的一大挫折。
在香港行政长官与立法会选举问题上，香港内部争议更大。民主派不顾香港社会现实，急于提前进行全面直选，已涉及到对《基本法》相关条文的理解与解释问题，最后不得不通过人大常委会“释法”来解决争议。可以说，全国人大的“释法”，对香港的改制指明了一个循序渐进的大方向，避免急进的改革与不成熟的普选对香港带来的负面影响。香港民众与各政治团体应该珍惜这一机会，在协商中解决政改争议，在完善制度建设中推进民主发展。
今年以来，中央政府开始了与民主派的接触与沟通，这是一个良好的开始，有助于通过对话、协商解决争议，逐步推进香港政治制度的建立与民主发展。但应充分体认到香港复杂的政改矛盾不是一下子所能解决的，未来可能还会在某些问题上争议得更激烈，但只要遵循《基本法》、本着为香港的利益着想，终能找到一条解决之道。
在对待香港政制建设与民主发展问题上，关键是要培养熟悉民主运作的政治人才，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逐步推进。无论如何改革，香港是中国的香港，香港是“一国两制”下的香港。
中央政府全力支持香港，香港与内地合作不断深入
香港回归后，中央政府全力支持香港，使香港战胜了一次又一次的困难，维护了香港的社会相对稳定与经济发展。在香港回归六周年之际，中央政府回应特区政府的提议，签署了“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极大地稳定了香港企业界对香港经济的信心，而且也起到了促进香港经济迅速回升的作用。CEPA签署后，香港经济开始明显复苏，并在今年出现强劲增长；股市从此前的8000多点上涨到目前的12000多点；通货紧缩有所改善，失业率开始回落。
CEPA本身也取得实质性进展，到今年5月底，共有354家港澳公司向内地部门提出享受CEPA待遇申请，其中298家获得批准。港澳原产地货物以零关税进入内地市场的价值达3.3亿港元。CEPA还促进了港台经贸往来，2003年台湾对香港投资增长283%。特别是台湾银行加快进入香港，目前在港分行达13家，办事处6个，并开始以并购香港银行方式，希望通过CEPA机制进入内地市场，香港在两岸三地的中介地位进一步增强。
在香港回归七周年前夕，中央政府批准广东省政府提出的建议，建立“9+2泛珠江三角区域合作机制”，目前已建立了正式的合作框架,确立了八大合作领域,这对加强香港与内地经济合作又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对维持香港在亚太地区经济枢纽地位与国际商贸服务中心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为了改善香港经济，中央政府还采取了许多具体可行的政策。一是扩大开放内地居民赴港旅游特别是推动“香港自由行”，赴港旅游的内地居民持续增加，大大刺激了香港的消费与旅游市场,成为带动香港经济回升的重要支持力量。二是内地与香港的金融合作不断取得重大进展,尤其是中央政府批准内地信用卡于今年初可在香港使用，及时性批准香港银行可以经营人民币存款、兑换与汇款等业务，为香港银行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业务。目前，经营人民币业务的香港银行达39家，人民币存款额达60亿元（到4月底）。三是为了支持香港政府发行政府债券及改善财政赤字状况，中央政府明确表示可动用外汇储备购买香港的债券，是对香港经济的又一有力支持。
温馨提示：答案为网友推荐，仅供参考
第1个回答 2009-12-16
香港回归以来，各方面的状况令人乐观。
香港回归七年以来，尽管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挑战，但均度过了难关，香港“一国两制”经受住了考验，而且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完善与发展。香港经济在波动中发展，目前已出现强劲复苏势头。中央政府对香港支持不遗余力，是香港经济持续发展与政改循序渐进的重要保证。香港内部政改争议虽然日益激烈，但这是民主发展中的问题，需要在发展中解决。
“一国两制”经受住了考验，并在实践中完善与发展
香港回归七年来，中央政府依据《基本法》处理香港事务，除了积极支持与配合香港政府及维护香港的自身利益外，未直接干预香港事务，保证了香港在“一国”下的“两制”的有效落实。香港特区政府在施政中，始终贯彻“一国两制”与“港人治港”的方针政策，维护了香港自由港地位与社会的相对稳定。
香港回归后，民众的抗议游行活动，甚至大规模的抗议游行，不论其动机如何，基本上均能依法行事，未引起严重的社会冲突，特区政府与中央政府并没有干预，这是香港“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重要体现，避免了在民主政治改革过程中出现社会动乱。香港依然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地方，左中右各种声音都有，种种批评特区政府的言论没有受到限制。
特别是香港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得到维护与发展。到2004年，香港连续七年被美国传统基金会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也是香港第10次获得此一殊荣。香港自由经济体制不仅没有受到影响，而且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维持了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航运中心、信息中心与商务服务中心地位。回归后，香港特区政府不断改革，完善相关制度，提高效率，使得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与航运中心的地位更加巩固，世界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集中香港；香港股市是亚洲第二大、世界第八大股市。香港的集装箱装卸量继续维持世界第一宝座，香港新机场自1998年营运以来的航空货运量一直高居世界第一。这一切充分显示，香港回归后依然具有活力与发展潜力。
香港经济在困难与调整中发展
香港回归七年来，内外经济环境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特别是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禽流感、SARS以及政治纷争等一次又一次的巨大冲击，香港经济发展出现了很大起伏。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1998年香港经济出现50多年来少见的负增长。随后，在国际经济大环境及内地经济发展带动下，香港经济在2000年实现10.5%的高增长。然而，由于国际经济形势的再次逆转，东亚地区经济出现普遍衰退，香港经济也再次陷入低潮，2001年出现零增长。此后，香港经济开始出现恢复性增长，2002年增长2.2%；2003年增长3.2%。1997-2003年,香港经济平均增长为3.1%。今年以来，香港经济复苏势头强劲，第一季度增长率达到6.8%，预计全年增长超过6%。
回归以来，香港经济发展仍面临一些困难。一是经济结构调整缓慢。制造业持续下跌，近十年平均每年净产值实质下降9%以上。特别是高科技发展进展不大，没有出现新的亮点行业,经济结构转型任务依然艰巨。二是政府财政赤字增加，到2002年已达到700亿港元，去年则降至不到500亿港元，已经影响到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稳定与经济的健康发展，特区政府已采取多种措施，改善财政赤字，并在前不久发行政府债券，以改善财政情况。三是失业问题在回归后变得较为严峻。1998年以来，香港的失业率接连突破4%、6%、7%，2003年接近8%（7.9%）。不过，随着特区政府的不断努力与总体经济情况的逐步改善，今年以来失业情况有所改善，2004年5-7月失业率降至7%，创26个月以来的新低，预计全年有望跌破7%。但香港经济处于转型期，结构性失业不易改变，失业问题仍将是香港面临的一个重要经济与社会问题。四是通货紧缩问题。1999年以来，香港已连续五年物价指数呈现负增长，综合消费物价指数衰退平均幅度近3%。今年以来，随着国际经济开始景气及国际油价格的上涨，香港通货紧缩情况有所改善，但今年1-5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跌幅较上年同期仍下降1.6%。另外，目前香港经济强劲复苏，仍存在一些不确定因素，未来发展尚待观察。
制度建设与政改纷争问题更加突出
香港回归后，尽管特区政府依“基本法”行事，逐步推行政改，但因涉及面广，议题敏感，使得制度建设与政改纷争不断，已严重影响到香港的社会稳定。
香港特区政府为了提高执政效率，对香港官僚体制进行了适度改革，实施了“主要官员问责制”，即港府的施政成效责任由问责高官完全负责与承受。这一制度实施以来，尽管也有争议，但推动较为顺利，特区政府基本能够落实。
在落实《基本法》关于制订“国家安全条例”即“23条立法”问题上，中产阶级疑虑较多，社会争议较大，加上民主派将问题扩大化，引发了群众大规模抗议游行，最后特区政府在考虑维持香港社会安定的考虑下，不得不暂时延缓该条例的制订，可以说这是香港制度建设的一大挫折。
在香港行政长官与立法会选举问题上，香港内部争议更大。民主派不顾香港社会现实，急于提前进行全面直选，已涉及到对《基本法》相关条文的理解与解释问题，最后不得不通过人大常委会“释法”来解决争议。可以说，全国人大的“释法”，对香港的改制指明了一个循序渐进的大方向，避免急进的改革与不成熟的普选对香港带来的负面影响。香港民众与各政治团体应该珍惜这一机会，在协商中解决政改争议，在完善制度建设中推进民主发展。
今年以来，中央政府开始了与民主派的接触与沟通，这是一个良好的开始，有助于通过对话、协商解决争议，逐步推进香港政治制度的建立与民主发展。但应充分体认到香港复杂的政改矛盾不是一下子所能解决的，未来可能还会在某些问题上争议得更激烈，但只要遵循《基本法》、本着为香港的利益着想，终能找到一条解决之道。
在对待香港政制建设与民主发展问题上，关键是要培养熟悉民主运作的政治人才，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逐步推进。无论如何改革，香港是中国的香港，香港是“一国两制”下的香港。
中央政府全力支持香港，香港与内地合作不断深入
香港回归后，中央政府全力支持香港，使香港战胜了一次又一次的困难，维护了香港的社会相对稳定与经济发展。在香港回归六周年之际，中央政府回应特区政府的提议，签署了“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极大地稳定了香港企业界对香港经济的信心，而且也起到了促进香港经济迅速回升的作用。CEPA签署后，香港经济开始明显复苏，并在今年出现强劲增长；股市从此前的8000多点上涨到目前的12000多点；通货紧缩有所改善，失业率开始回落。
CEPA本身也取得实质性进展，到今年5月底，共有354家港澳公司向内地部门提出享受CEPA待遇申请，其中298家获得批准。港澳原产地货物以零关税进入内地市场的价值达3.3亿港元。CEPA还促进了港台经贸往来，2003年台湾对香港投资增长283%。特别是台湾银行加快进入香港，目前在港分行达13家，办事处6个，并开始以并购香港银行方式，希望通过CEPA机制进入内地市场，香港在两岸三地的中介地位进一步增强。
在香港回归七周年前夕，中央政府批准广东省政府提出的建议，建立“9+2泛珠江三角区域合作机制”，目前已建立了正式的合作框架,确立了八大合作领域,这对加强香港与内地经济合作又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对维持香港在亚太地区经济枢纽地位与国际商贸服务中心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为了改善香港经济，中央政府还采取了许多具体可行的政策。一是扩大开放内地居民赴港旅游特别是推动“香港自由行”，赴港旅游的内地居民持续增加，大大刺激了香港的消费与旅游市场,成为带动香港经济回升的重要支持力量。二是内地与香港的金融合作不断取得重大进展,尤其是中央政府批准内地信用卡于今年初可在香港使用，及时性批准香港银行可以经营人民币存款、兑换与汇款等业务，为香港银行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业务。目前，经营人民币业务的香港银行达39家，人民币存款额达60亿元（到4月底）。三是为了支持香港政府发行政府债券及改善财政赤字状况，中央政府明确表示可动用外汇储备购买香港的债券，是对香港经济的又一有力支持。
香港与内地经济的联系不断增强,在香港企业加大内地投资与经贸合作的同时，内地企业纷纷赴港上市筹资，使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更加巩固。目前，内地在港公司达2000多家，资产总额达到2200亿美元。这些内地企业与资本已成为香港经济繁荣的另一支撑力量
香港回归七年以来，尽管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挑战，但均度过了难关，香港“一国两制”经受住了考验，而且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完善与发展。香港经济在波动中发展，目前已出现强劲复苏势头。中央政府对香港支持不遗余力，是香港经济持续发展与政改循序渐进的重要保证。香港内部政改争议虽然日益激烈，但这是民主发展中的问题，需要在发展中解决。
“一国两制”经受住了考验，并在实践中完善与发展
香港回归七年来，中央政府依据《基本法》处理香港事务，除了积极支持与配合香港政府及维护香港的自身利益外，未直接干预香港事务，保证了香港在“一国”下的“两制”的有效落实。香港特区政府在施政中，始终贯彻“一国两制”与“港人治港”的方针政策，维护了香港自由港地位与社会的相对稳定。
香港回归后，民众的抗议游行活动，甚至大规模的抗议游行，不论其动机如何，基本上均能依法行事，未引起严重的社会冲突，特区政府与中央政府并没有干预，这是香港“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重要体现，避免了在民主政治改革过程中出现社会动乱。香港依然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地方，左中右各种声音都有，种种批评特区政府的言论没有受到限制。
特别是香港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得到维护与发展。到2004年，香港连续七年被美国传统基金会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也是香港第10次获得此一殊荣。香港自由经济体制不仅没有受到影响，而且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维持了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航运中心、信息中心与商务服务中心地位。回归后，香港特区政府不断改革，完善相关制度，提高效率，使得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与航运中心的地位更加巩固，世界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集中香港；香港股市是亚洲第二大、世界第八大股市。香港的集装箱装卸量继续维持世界第一宝座，香港新机场自1998年营运以来的航空货运量一直高居世界第一。这一切充分显示，香港回归后依然具有活力与发展潜力。
香港经济在困难与调整中发展
香港回归七年来，内外经济环境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特别是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禽流感、SARS以及政治纷争等一次又一次的巨大冲击，香港经济发展出现了很大起伏。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1998年香港经济出现50多年来少见的负增长。随后，在国际经济大环境及内地经济发展带动下，香港经济在2000年实现10.5%的高增长。然而，由于国际经济形势的再次逆转，东亚地区经济出现普遍衰退，香港经济也再次陷入低潮，2001年出现零增长。此后，香港经济开始出现恢复性增长，2002年增长2.2%；2003年增长3.2%。1997-2003年,香港经济平均增长为3.1%。今年以来，香港经济复苏势头强劲，第一季度增长率达到6.8%，预计全年增长超过6%。
回归以来，香港经济发展仍面临一些困难。一是经济结构调整缓慢。制造业持续下跌，近十年平均每年净产值实质下降9%以上。特别是高科技发展进展不大，没有出现新的亮点行业,经济结构转型任务依然艰巨。二是政府财政赤字增加，到2002年已达到700亿港元，去年则降至不到500亿港元，已经影响到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稳定与经济的健康发展，特区政府已采取多种措施，改善财政赤字，并在前不久发行政府债券，以改善财政情况。三是失业问题在回归后变得较为严峻。1998年以来，香港的失业率接连突破4%、6%、7%，2003年接近8%（7.9%）。不过，随着特区政府的不断努力与总体经济情况的逐步改善，今年以来失业情况有所改善，2004年5-7月失业率降至7%，创26个月以来的新低，预计全年有望跌破7%。但香港经济处于转型期，结构性失业不易改变，失业问题仍将是香港面临的一个重要经济与社会问题。四是通货紧缩问题。1999年以来，香港已连续五年物价指数呈现负增长，综合消费物价指数衰退平均幅度近3%。今年以来，随着国际经济开始景气及国际油价格的上涨，香港通货紧缩情况有所改善，但今年1-5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跌幅较上年同期仍下降1.6%。另外，目前香港经济强劲复苏，仍存在一些不确定因素，未来发展尚待观察。
制度建设与政改纷争问题更加突出
香港回归后，尽管特区政府依“基本法”行事，逐步推行政改，但因涉及面广，议题敏感，使得制度建设与政改纷争不断，已严重影响到香港的社会稳定。
香港特区政府为了提高执政效率，对香港官僚体制进行了适度改革，实施了“主要官员问责制”，即港府的施政成效责任由问责高官完全负责与承受。这一制度实施以来，尽管也有争议，但推动较为顺利，特区政府基本能够落实。
在落实《基本法》关于制订“国家安全条例”即“23条立法”问题上，中产阶级疑虑较多，社会争议较大，加上民主派将问题扩大化，引发了群众大规模抗议游行，最后特区政府在考虑维持香港社会安定的考虑下，不得不暂时延缓该条例的制订，可以说这是香港制度建设的一大挫折。
在香港行政长官与立法会选举问题上，香港内部争议更大。民主派不顾香港社会现实，急于提前进行全面直选，已涉及到对《基本法》相关条文的理解与解释问题，最后不得不通过人大常委会“释法”来解决争议。可以说，全国人大的“释法”，对香港的改制指明了一个循序渐进的大方向，避免急进的改革与不成熟的普选对香港带来的负面影响。香港民众与各政治团体应该珍惜这一机会，在协商中解决政改争议，在完善制度建设中推进民主发展。
今年以来，中央政府开始了与民主派的接触与沟通，这是一个良好的开始，有助于通过对话、协商解决争议，逐步推进香港政治制度的建立与民主发展。但应充分体认到香港复杂的政改矛盾不是一下子所能解决的，未来可能还会在某些问题上争议得更激烈，但只要遵循《基本法》、本着为香港的利益着想，终能找到一条解决之道。
在对待香港政制建设与民主发展问题上，关键是要培养熟悉民主运作的政治人才，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逐步推进。无论如何改革，香港是中国的香港，香港是“一国两制”下的香港。
中央政府全力支持香港，香港与内地合作不断深入
香港回归后，中央政府全力支持香港，使香港战胜了一次又一次的困难，维护了香港的社会相对稳定与经济发展。在香港回归六周年之际，中央政府回应特区政府的提议，签署了“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极大地稳定了香港企业界对香港经济的信心，而且也起到了促进香港经济迅速回升的作用。CEPA签署后，香港经济开始明显复苏，并在今年出现强劲增长；股市从此前的8000多点上涨到目前的12000多点；通货紧缩有所改善，失业率开始回落。
CEPA本身也取得实质性进展，到今年5月底，共有354家港澳公司向内地部门提出享受CEPA待遇申请，其中298家获得批准。港澳原产地货物以零关税进入内地市场的价值达3.3亿港元。CEPA还促进了港台经贸往来，2003年台湾对香港投资增长283%。特别是台湾银行加快进入香港，目前在港分行达13家，办事处6个，并开始以并购香港银行方式，希望通过CEPA机制进入内地市场，香港在两岸三地的中介地位进一步增强。
在香港回归七周年前夕，中央政府批准广东省政府提出的建议，建立“9+2泛珠江三角区域合作机制”，目前已建立了正式的合作框架,确立了八大合作领域,这对加强香港与内地经济合作又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对维持香港在亚太地区经济枢纽地位与国际商贸服务中心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为了改善香港经济，中央政府还采取了许多具体可行的政策。一是扩大开放内地居民赴港旅游特别是推动“香港自由行”，赴港旅游的内地居民持续增加，大大刺激了香港的消费与旅游市场,成为带动香港经济回升的重要支持力量。二是内地与香港的金融合作不断取得重大进展,尤其是中央政府批准内地信用卡于今年初可在香港使用，及时性批准香港银行可以经营人民币存款、兑换与汇款等业务，为香港银行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业务。目前，经营人民币业务的香港银行达39家，人民币存款额达60亿元（到4月底）。三是为了支持香港政府发行政府债券及改善财政赤字状况，中央政府明确表示可动用外汇储备购买香港的债券，是对香港经济的又一有力支持。
香港与内地经济的联系不断增强,在香港企业加大内地投资与经贸合作的同时，内地企业纷纷赴港上市筹资，使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更加巩固。目前，内地在港公司达2000多家，资产总额达到2200亿美元。这些内地企业与资本已成为香港经济繁荣的另一支撑力量
第2个回答 2023-06-29
回归是指1997年7月1日，英国将特别行政区交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后的情况。以下是回归后的一些：1. 特别行政区：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别行政区，享有特殊的政治、经济和法律地位。特别行政区负责管理的各项事务，包括行政、立法和司法。2. “一国两制”：回归后，根据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采取了“一国两制”的政策原则。这意味着在保持高度自治的前提下，继续保留原有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变。3. 特首：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特首）由选举产生，任期为5年。特首负责领导特别行政区，履行行政职权，并代表特别行政区参与国内外事务。4. 高度自治：根据基本法，享有高度自治权，包括自主立法权、自主财政权和自主独立的司法权。特别行政区在内部事务上有较大的决策权和管理权。5. 经济发展：回归后的继续保持了其国际金融、贸易和商业中心的地位。拥有稳定的法治环境和高度自由的经济制度，吸引了大量国内外投资。6.社会状况：回归后，社会发展面临一些挑战，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不平等、房屋和租金问题等。这些问题引起了市民的关注和讨论，并成为社会各界关注和争议的焦点。回归后的情况复杂多样，市民和全球人士对其发展态势持不同看法和观点，这些仅为了简要介绍回归后的一些重要信息。
第3个回答 2009-12-16
97回归后的香港语文教育
随着97香港主权回归时刻的迫近，香港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已进入转型阶段。在这样的形 势下，立足香港语文教育的实际，探索97回归后的香港语文教育，对于增长香港广大师生的祖国归属感，明确 21世纪香港语文教育的方向，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一、香港语文教育概况
第一、母语教学日益重视。英国人统治香港约150年，长期推行“非母语教学”的不合理政策，以致造成香 港学生“重英轻中”的畸形观念和“说写不一”的严重状况，从而抑制了母语教学和学生母语能力的发展，造 成广大青少年对“母语”，甚至对祖国的疏离。据此，香港教育界有识之士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表现在：① 把普通话教学纳入小学和中学的课程计划。1980年香港教育署正式推出普通话课程，并把它纳入小学四至六年 的选修课，1988年始扩展到初中，迈出了“言文合一”的可喜一步。②确定母语为最佳教学语言。1990年，香 港教育统筹委员会发表的四号报告书引起社会强烈反应，教育界人士纷纷认为“母语是最佳教学语言”、“推 行母语是最佳选择”。1994年1月4日香港立法局会议就香港教育界联合行动意见书对学校教育语言的意见作出 回答，表示教育署正在协助学校转用中文为教学语言，并广泛向家长宣传。至1994年9月，香港有的学校已开始 用普通话授课。③积极进行师资培训。为适应普通话课程和中文教学发展的需要，多年来，香港教委会着力培 养师资：为未受过普通话训练的在职教师提供语言训练课程；为中国语文教师开设复修课程；为教育学院学员 进行职前训练。到1995年，香港合格的普通话教师预计已超过3000人。④加强课程教材建设。1986年，香港教 育署为配合普通话课程的开设修订了师资培训课程，1988年又成立中文课本委员会，以确保中文教材的质量。 1991年香港教育署又成立了课程发展处，确定发展处的职责之一便是发展必需的中文课程教材，以适应选择中 文授课的中学的需要。1992年7月由香港中文教育学会主办，在香港大学召开了中文科课程教材教法国际研讨会 ，围绕“如何改进语文学科课程教材教法”的议题，就语文课程改革、教材体系和教材内容、普通话教学、阅 读教学、写作教学、说话教学、语法教学、文言文教学、课堂教学、课外活动、语文能力和智力因素培养、电 脑辅助中文教学以及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研究、对外汉语教学等进行了研讨，由此，扩大了中文课程研究的范 围，促进了课程教材建设的深入发展，仅至1993年止，香港便出版中一至中五年级的教科书82套。⑤扩大宣传 影响。香港教育署通过印制各类宣传品，多方解释母语教学的益处，以及采用中文教学授课后学校及学生可获 得的支援，并向家长保证其子女今后享有学习及日后的就业机会，与英语学习的学生相当。上述做法大大加快 了母语教学的发展。据香港教委会的报告显示，大部分参与普通话和中文课程发展计划的中小学，都能根据要 求，使用所提供的教材，达到提高学生学习母语兴趣的目的。
第二、教育目标渐趋具体明确。香港1978年公布的《中学中国语文科课程纲要》提倡唯工具论，因此，长 期以来的香港语文教学目标基本上不提思想、文化方面的目标，只注重读、写能力的培养和对中国文学的认识 ，以致学生普遍缺乏“我是中国人，我要学好中文”的民族意识，缺乏对语文背后的中国思想文化等深层次内 容的了解，因而也缺乏学习语文的积极性、主动性，极大地抑制语文教育的发展，影响了学生语文水平的提高 。直到1990年新语文科课程纲要的教学目标才提出“文道统一”，规定语文教育要通过培养学生的阅读、写作 、聆听、说话、思维和自学能力来培养学生的思想品德，增进学生对中国文化的认识，这是语文教育目标思想 认识上的前所未有的飞跃。1992年10月1日香港教育统筹委员会发表了“香港中小学校教育目标”文件，在中小 学教育的整体目标中也着重提到应该帮助所有学生发展学业及其他潜能，帮助他们在中文读写上打好基础；要 通过正规和非正规的课程，教给学生寻求知识的方法，培养他们应用知识和独立思考的能力，以应付社会的不 断发展；要通过正规课程和课外活动，让学生认识各种不同的实用技能、技术和艺术，培养他们的社会、政治 、公民意识和创造精神，促使他们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念。至此，语文教育目标才渐趋具体明确，香港语文教育 “唯工具论”的局面也才逐步得到扭转。
第三、课程研究明显超前。为适应社会飞速发展，科技日新月异，知识瞬息万变而带来的挑战，香港研制 了适应各个学科的“目标为本课程”，课程架构将小一至中五分为四个学习阶段，并将于1996年9月起开始在小 学一年级全面推行。按照既定计划，到2000年，将进入第三学习阶段，课程开始在中学推行。中文是首先实行 这次课程改革的三个主要科目之一。“目标为本课程”的核心是改善学生的学习素质，着眼于“学生”和“学 习”，强调要以所有学生在各学习阶段拟定共同的学习目标，即：科目总目标→科目学习范畴目标→学习范畴 各学习阶段目标→各学习阶段学习重点，从而使施教、学习和评估都有明确的依据。中文科以此为本，依照现 行课的总目标，又将全科分为阅读、写作、聆听、说话四大学习范畴，并以四个范畴为依据，制订了每个学习 阶段不同的学习目标及学习重点。同时，根据“目标为本”的“课程策略”，强调传意、探究、构思、推理和 解决问题等五种基本方法与有关的学习及运用知识的方法贯穿于整个课程的各个部分，使学生在阅读、写作、 聆听、说话等活动中掌握知识、发展思维、培养技能、确立明确的学习态度。香港大学课程学系钟岭崇先生还 从“目标为本课程”得到启发，把“学习者”、“学习行为”、“学习心理”结合起来，重视学生作为信息接 收者和意义创造者的学习行为和学习动机、能力、方法和过程的研究，认为“中国语文科有先天的浓厚人文倾 向，特别适合以学生为中心设计课程”，由此推出了“学生学习为本”的中国语文课程设计，“尝试摆脱过分 的目标导向，在适当的学习范畴引进过程模式的理念，还母语学习一个‘全人的’、‘有真气的’、‘有深情 的’面目”。
二、香港语文教育存在的问题
社会政治背景决定了语言文化背景。因受英国人长期推行“非母语教学”政策的影响，香港语文教育严重 存在下列三大问题。
（一）复杂语言文化环境对中国语文教育地位的排斥。香港语言环境复杂，家庭成员之间，社会群体之间 的日常交际用语主要是广东话（粤语），官方行政事务和经济商业是以英语为主导，而学校的语文读写却是英 语、现代标准汉语和白话文相互渗透，再加上因种种原因的制约，香港学生的民族语言、文化意识、社会心理 因素等等方面均不具备内地客观的有利于汉语言文化学习的有利条件，这就是汉语文教育长期被压抑、被忽略 的客观原因。
（二）教学语言的多样化对语文教育效果的削弱。香港教学语言呈多样化态势，对各学科，尤其是中国语 文科教育效果的削弱极为严重。根据本文笔者之一的香港大学中文系高级导师施仲谋1992年“大陆、台湾、香 港、澳门初中生语文应用能力调查”（对上述四个华人地区抽样选取的54所中学、2400多名初中三年级学生的 阅读理解、文言文阅读、通告及读书心得写作等测试）所显示的结果表明，香港初中学生的语文应用能力明显 比不上大陆学生（见附表）且普遍存在错别字繁多、方言入文和杂用文言等的通病。据此认为，香港的语文科 应朝着以普通话作教学语言为发展目标，这是有关当局和语文教育界必须取得的共识。
附表：大陆、香港初中生语文平均分积分表
地区 重点学校 较好学校 一般学校 平均分
大陆 71.27 68.61 65.56 68.64
香港 60.55 61.36 47.67 56.88
（三）学科思想内容贫乏，民族意识淡化。英国人统治香港期间，特别是近半个世纪以来，香港教育当局 有意或无意忽略了中国语文、中国文学这两科教材的思想内容，语文科的人文功能和情感功能被严酷地掩盖了 ，学生对民族的历史、文化以及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缺乏应有的认识，民族意识逐渐淡化。
三、回归后的香港语文教学亟需解决的问题
1997年香港主权的回归，必然引发香港整个社会机制的变化，也必然带动香港语文教育产生喜人的发展。 下面仅就香港教育的现状和存在问题，试从宏观上对97回归后的香港语文教育提出若干建议，供全国教育界热 心香港语文教育的人士参考。
（一）语文学科必须正确定位。香港回归祖国以后，中文的地位将日显重要，使用范围将日趋广泛，语用 价值将日益提高。因此：①“重英轻中”现状应果决扭转，母语应成为第一语言。要强化学生对香港与祖国密 不可分的整体认识，中华民族五千年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是孕育她的摇篮，语言文字是民族文化的结晶，正确 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是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表现，是香港学生责无旁贷的爱国义务。②要贯彻国家统 一的语言政策，积极推行母语教学。在语文教育上要使用普通话授课；要把普通话课从选修科变成必修科，并 迅速扩展至整个小学和初中阶段（高中应成为会考科目），以及教育学院和大学中文系。③积极创造良好的语 言环境。要有目的、有计划地组织丰富多采的普通话活动，加大力度办好各级普通话培训班，举行各类竞赛等 ，以此形成全民学习普通话的良好风气，推动各行各业采用普通话做为交际媒体语的发展。④彻底消除“唯工 具论”的影响，重新明确语文教学的目标。语文既是表情达意的工具，又是人类文化整体的反映。因此，要立 足语文学科的特点，强调语文学科的科学性和整体性，突出语文学科的工具性和人文性，把语言学习技能训练 与文化继承、品德培养有机地结合起来，做到认识、育情、锻意、炼行的统一。
（二）课程建设要大胆创新，教材建设要突破囿于文选的框框。97回归后的香港语文教育将产生质的变化 ，要使语文教育健康、稳步地发展，课程、教材建设是核心，是关键。首先，要明确香港的历史位置。香港处 在一个独特的时空交汇点和社会特殊区，课程模式尤应强调符合学生心理、能力发展的需要和社会的需求，课 程结构上要做到学科课程与活动课程、统一课程与灵活课程、必修课程与选修课程、显性课程与隐性课程统筹 安排、合理匹配；在内容上做到民族化、地方化、个性化、综合化、现代化、国际化的统一。其次，语文学科 作为人文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予以高度重视并发挥其重要作用。针对香港历来淡薄民族文化和淡化民族 意识的实际，在注意选文的民族性、时代性、实用性的前提下，要有意识地多选一些优秀的文化遗产，加深对 祖国的认识，树立民族的自尊心和自豪感。再次，要走出香港语文教材编写囿于文选的老路，大胆尝试按语文 能力结构作为单元序列编写教材，按能力等级安排教学内容，并鼓励各级各类学校开展教学实验。另外，还要 针对现行教材阅读量严重不足的情况，增加教材精读篇数，制订略读教材范围，加强课外阅读辅导等等。尤应 值得重视的是，内地语文教材从形式上突出一纲多本以至多纲多本，从内容上强调单元的整体性、系统性、科 学性等，是值得香港好好借鉴的。
（三）教学目标要切合实际，具体明确。
从香港学生目前学习的实际及应用中文的目的和需要考虑，香港大学课程学系钟岭崇先生提出的“学生学 习为本”中国语文课程设计中的“学习目标”值得重视。其要点包括五方面：
1.传意交际。要明确语文本身是手段也是目的，是形式也是内容。要通过读、写、听、说等传意交际的基 本手段，准确理解、接收、表达、沟通信息，提高运用语文传意交际的能力。
2.思维认识。“语言是思维的直接现实”，语文学习与思维训练应紧密相关，力求做到语文学习与思维能 力的培养同步发展，并把语文学习视为不断建构认识能力（掌握知识、运用知识、解决疑难）的过程。小学要 着重培养注意力、记忆力、观察力等基本的思维品质；中学则要把逻辑思维、形象思维、创造思维作为语文教 学的思维能力训练内容。
3.审美想像。传意交际是现实世界中的生存手段，语言文字可以想像美、描绘美、塑造美，可见，语文既 有现实功能，又有超越现实的功能。因此，语文教育要重视文学感染，情意熏陶，语文学习要生活化，要理解 生活、认识生活、想像生活、创造生活。
4.文化认同。语文与文化不可分割，汉语是非形态语言，隐性的语法规律、意念和组合与文化心理有关。 因此，学习一种语言，就是学习一种文化，这是学习母语的归宿。据此，要从学生的角度出发，引入适当的文 化知识，让学生掌握足够的文化背景知识，建立适当的文化图式，做到有效地进行传意和沟通，力求自然地适 应民族传统文化、历史文化和现代社会地区文化。
5.自我确立。语文教育应重视个性发展。个性发展与语言发展的关系是语言的社会化过程和知、情、意、 行的个性化过程，自我反省、自我完善的塑造性过程的统一。
（四）教育方法要有的放矢，科学合理。随着香港的回归、商贸的发展、文化的交往，普通话的热潮必然 在香港兴起，那时，普通话、粤语、英语都会受到人们同样的重视，三语“纷呈”的局面将会产生。但是，作 为汉民族共同语的普通话，其主导地位是不容抹杀的。那么，如何根据国家语委关于实行推普分级制的语文政 策，结合香港学生用普通话的实际，采取哪些较为科学合理的方法呢？一是要因势利导，先尊重粤式化的普通 话，着重把最影响交际的而又较易纠正的语音现象纠正过来，以求掌握一定的适应交际的标准音，而对于较难 纠正的语音现象，如儿化轻声、平翘舌音以及n.1的区别暂时不必刻意要求。二是充分发挥普通话的语音特点， 加大朗读量。因为朗读有许多优点：第一、中国文字有四声，非朗读不足以体会到文章的铿锵之声，音乐之美 。第二、中国文章有起承转合，急迫舒缓，非朗读不足以体会到文章的节奏美。第三、朗读还可以帮助体会到 文章的气势、神韵、风格以及对文章的理解。第四、既然朗读，就必须把每个字都读出来，这对于养成学生的 字斟句酌，不苟且、不粗心大意的习惯也是大有好处的。总之，不管朗读的形象是否滑稽，其实质是很有好处 的。比起默读、跳读、精读等，对于打基本功的初学者来说，是否更有价值？”（刘国盈《语文教改断想》， 中学语文教学1996年第1期）这对于激发香港学生学习普通话的兴趣，提高语言的理解、领悟能力，以至纠正错 字、别字等等，都是大有益处的。三是要重视学生的语文活动，大胆引进教学游戏，增强教材的趣味性，强调 技能的实用性，以此开发智力，培养能力，把语文知识转化为语文经验和技能。这或许是香港语文教育起色之 始的有效途径。
（五）加强语文教师培训，迅速提高师资质量。教师是教育成败的关键。据有关资料分析，目前香港大部 分的小学和初中语文教师学历不高，普通话和汉语水平也较低，尽快培训是当务之急。可采取下列措施：一是 提高教育学院新生录取的要求；二是继续分期分批对在职教师进行课程复修训练；三是提高教师的学历标准； 四是引导教师积极开展教研活动，经常总结、交流教育教学经验，不断增强专业意识，提高专业素质和基本技 能素质等等。
随着97香港主权回归时刻的迫近，香港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已进入转型阶段。在这样的形 势下，立足香港语文教育的实际，探索97回归后的香港语文教育，对于增长香港广大师生的祖国归属感，明确 21世纪香港语文教育的方向，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一、香港语文教育概况
第一、母语教学日益重视。英国人统治香港约150年，长期推行“非母语教学”的不合理政策，以致造成香 港学生“重英轻中”的畸形观念和“说写不一”的严重状况，从而抑制了母语教学和学生母语能力的发展，造 成广大青少年对“母语”，甚至对祖国的疏离。据此，香港教育界有识之士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表现在：① 把普通话教学纳入小学和中学的课程计划。1980年香港教育署正式推出普通话课程，并把它纳入小学四至六年 的选修课，1988年始扩展到初中，迈出了“言文合一”的可喜一步。②确定母语为最佳教学语言。1990年，香 港教育统筹委员会发表的四号报告书引起社会强烈反应，教育界人士纷纷认为“母语是最佳教学语言”、“推 行母语是最佳选择”。1994年1月4日香港立法局会议就香港教育界联合行动意见书对学校教育语言的意见作出 回答，表示教育署正在协助学校转用中文为教学语言，并广泛向家长宣传。至1994年9月，香港有的学校已开始 用普通话授课。③积极进行师资培训。为适应普通话课程和中文教学发展的需要，多年来，香港教委会着力培 养师资：为未受过普通话训练的在职教师提供语言训练课程；为中国语文教师开设复修课程；为教育学院学员 进行职前训练。到1995年，香港合格的普通话教师预计已超过3000人。④加强课程教材建设。1986年，香港教 育署为配合普通话课程的开设修订了师资培训课程，1988年又成立中文课本委员会，以确保中文教材的质量。 1991年香港教育署又成立了课程发展处，确定发展处的职责之一便是发展必需的中文课程教材，以适应选择中 文授课的中学的需要。1992年7月由香港中文教育学会主办，在香港大学召开了中文科课程教材教法国际研讨会 ，围绕“如何改进语文学科课程教材教法”的议题，就语文课程改革、教材体系和教材内容、普通话教学、阅 读教学、写作教学、说话教学、语法教学、文言文教学、课堂教学、课外活动、语文能力和智力因素培养、电 脑辅助中文教学以及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研究、对外汉语教学等进行了研讨，由此，扩大了中文课程研究的范 围，促进了课程教材建设的深入发展，仅至1993年止，香港便出版中一至中五年级的教科书82套。⑤扩大宣传 影响。香港教育署通过印制各类宣传品，多方解释母语教学的益处，以及采用中文教学授课后学校及学生可获 得的支援，并向家长保证其子女今后享有学习及日后的就业机会，与英语学习的学生相当。上述做法大大加快 了母语教学的发展。据香港教委会的报告显示，大部分参与普通话和中文课程发展计划的中小学，都能根据要 求，使用所提供的教材，达到提高学生学习母语兴趣的目的。
第二、教育目标渐趋具体明确。香港1978年公布的《中学中国语文科课程纲要》提倡唯工具论，因此，长 期以来的香港语文教学目标基本上不提思想、文化方面的目标，只注重读、写能力的培养和对中国文学的认识 ，以致学生普遍缺乏“我是中国人，我要学好中文”的民族意识，缺乏对语文背后的中国思想文化等深层次内 容的了解，因而也缺乏学习语文的积极性、主动性，极大地抑制语文教育的发展，影响了学生语文水平的提高 。直到1990年新语文科课程纲要的教学目标才提出“文道统一”，规定语文教育要通过培养学生的阅读、写作 、聆听、说话、思维和自学能力来培养学生的思想品德，增进学生对中国文化的认识，这是语文教育目标思想 认识上的前所未有的飞跃。1992年10月1日香港教育统筹委员会发表了“香港中小学校教育目标”文件，在中小 学教育的整体目标中也着重提到应该帮助所有学生发展学业及其他潜能，帮助他们在中文读写上打好基础；要 通过正规和非正规的课程，教给学生寻求知识的方法，培养他们应用知识和独立思考的能力，以应付社会的不 断发展；要通过正规课程和课外活动，让学生认识各种不同的实用技能、技术和艺术，培养他们的社会、政治 、公民意识和创造精神，促使他们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念。至此，语文教育目标才渐趋具体明确，香港语文教育 “唯工具论”的局面也才逐步得到扭转。
第三、课程研究明显超前。为适应社会飞速发展，科技日新月异，知识瞬息万变而带来的挑战，香港研制 了适应各个学科的“目标为本课程”，课程架构将小一至中五分为四个学习阶段，并将于1996年9月起开始在小 学一年级全面推行。按照既定计划，到2000年，将进入第三学习阶段，课程开始在中学推行。中文是首先实行 这次课程改革的三个主要科目之一。“目标为本课程”的核心是改善学生的学习素质，着眼于“学生”和“学 习”，强调要以所有学生在各学习阶段拟定共同的学习目标，即：科目总目标→科目学习范畴目标→学习范畴 各学习阶段目标→各学习阶段学习重点，从而使施教、学习和评估都有明确的依据。中文科以此为本，依照现 行课的总目标，又将全科分为阅读、写作、聆听、说话四大学习范畴，并以四个范畴为依据，制订了每个学习 阶段不同的学习目标及学习重点。同时，根据“目标为本”的“课程策略”，强调传意、探究、构思、推理和 解决问题等五种基本方法与有关的学习及运用知识的方法贯穿于整个课程的各个部分，使学生在阅读、写作、 聆听、说话等活动中掌握知识、发展思维、培养技能、确立明确的学习态度。香港大学课程学系钟岭崇先生还 从“目标为本课程”得到启发，把“学习者”、“学习行为”、“学习心理”结合起来，重视学生作为信息接 收者和意义创造者的学习行为和学习动机、能力、方法和过程的研究，认为“中国语文科有先天的浓厚人文倾 向，特别适合以学生为中心设计课程”，由此推出了“学生学习为本”的中国语文课程设计，“尝试摆脱过分 的目标导向，在适当的学习范畴引进过程模式的理念，还母语学习一个‘全人的’、‘有真气的’、‘有深情 的’面目”。
二、香港语文教育存在的问题
社会政治背景决定了语言文化背景。因受英国人长期推行“非母语教学”政策的影响，香港语文教育严重 存在下列三大问题。
（一）复杂语言文化环境对中国语文教育地位的排斥。香港语言环境复杂，家庭成员之间，社会群体之间 的日常交际用语主要是广东话（粤语），官方行政事务和经济商业是以英语为主导，而学校的语文读写却是英 语、现代标准汉语和白话文相互渗透，再加上因种种原因的制约，香港学生的民族语言、文化意识、社会心理 因素等等方面均不具备内地客观的有利于汉语言文化学习的有利条件，这就是汉语文教育长期被压抑、被忽略 的客观原因。
（二）教学语言的多样化对语文教育效果的削弱。香港教学语言呈多样化态势，对各学科，尤其是中国语 文科教育效果的削弱极为严重。根据本文笔者之一的香港大学中文系高级导师施仲谋1992年“大陆、台湾、香 港、澳门初中生语文应用能力调查”（对上述四个华人地区抽样选取的54所中学、2400多名初中三年级学生的 阅读理解、文言文阅读、通告及读书心得写作等测试）所显示的结果表明，香港初中学生的语文应用能力明显 比不上大陆学生（见附表）且普遍存在错别字繁多、方言入文和杂用文言等的通病。据此认为，香港的语文科 应朝着以普通话作教学语言为发展目标，这是有关当局和语文教育界必须取得的共识。
附表：大陆、香港初中生语文平均分积分表
地区 重点学校 较好学校 一般学校 平均分
大陆 71.27 68.61 65.56 68.64
香港 60.55 61.36 47.67 56.88
（三）学科思想内容贫乏，民族意识淡化。英国人统治香港期间，特别是近半个世纪以来，香港教育当局 有意或无意忽略了中国语文、中国文学这两科教材的思想内容，语文科的人文功能和情感功能被严酷地掩盖了 ，学生对民族的历史、文化以及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缺乏应有的认识，民族意识逐渐淡化。
三、回归后的香港语文教学亟需解决的问题
1997年香港主权的回归，必然引发香港整个社会机制的变化，也必然带动香港语文教育产生喜人的发展。 下面仅就香港教育的现状和存在问题，试从宏观上对97回归后的香港语文教育提出若干建议，供全国教育界热 心香港语文教育的人士参考。
（一）语文学科必须正确定位。香港回归祖国以后，中文的地位将日显重要，使用范围将日趋广泛，语用 价值将日益提高。因此：①“重英轻中”现状应果决扭转，母语应成为第一语言。要强化学生对香港与祖国密 不可分的整体认识，中华民族五千年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是孕育她的摇篮，语言文字是民族文化的结晶，正确 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是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表现，是香港学生责无旁贷的爱国义务。②要贯彻国家统 一的语言政策，积极推行母语教学。在语文教育上要使用普通话授课；要把普通话课从选修科变成必修科，并 迅速扩展至整个小学和初中阶段（高中应成为会考科目），以及教育学院和大学中文系。③积极创造良好的语 言环境。要有目的、有计划地组织丰富多采的普通话活动，加大力度办好各级普通话培训班，举行各类竞赛等 ，以此形成全民学习普通话的良好风气，推动各行各业采用普通话做为交际媒体语的发展。④彻底消除“唯工 具论”的影响，重新明确语文教学的目标。语文既是表情达意的工具，又是人类文化整体的反映。因此，要立 足语文学科的特点，强调语文学科的科学性和整体性，突出语文学科的工具性和人文性，把语言学习技能训练 与文化继承、品德培养有机地结合起来，做到认识、育情、锻意、炼行的统一。
（二）课程建设要大胆创新，教材建设要突破囿于文选的框框。97回归后的香港语文教育将产生质的变化 ，要使语文教育健康、稳步地发展，课程、教材建设是核心，是关键。首先，要明确香港的历史位置。香港处 在一个独特的时空交汇点和社会特殊区，课程模式尤应强调符合学生心理、能力发展的需要和社会的需求，课 程结构上要做到学科课程与活动课程、统一课程与灵活课程、必修课程与选修课程、显性课程与隐性课程统筹 安排、合理匹配；在内容上做到民族化、地方化、个性化、综合化、现代化、国际化的统一。其次，语文学科 作为人文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予以高度重视并发挥其重要作用。针对香港历来淡薄民族文化和淡化民族 意识的实际，在注意选文的民族性、时代性、实用性的前提下，要有意识地多选一些优秀的文化遗产，加深对 祖国的认识，树立民族的自尊心和自豪感。再次，要走出香港语文教材编写囿于文选的老路，大胆尝试按语文 能力结构作为单元序列编写教材，按能力等级安排教学内容，并鼓励各级各类学校开展教学实验。另外，还要 针对现行教材阅读量严重不足的情况，增加教材精读篇数，制订略读教材范围，加强课外阅读辅导等等。尤应 值得重视的是，内地语文教材从形式上突出一纲多本以至多纲多本，从内容上强调单元的整体性、系统性、科 学性等，是值得香港好好借鉴的。
（三）教学目标要切合实际，具体明确。
从香港学生目前学习的实际及应用中文的目的和需要考虑，香港大学课程学系钟岭崇先生提出的“学生学 习为本”中国语文课程设计中的“学习目标”值得重视。其要点包括五方面：
1.传意交际。要明确语文本身是手段也是目的，是形式也是内容。要通过读、写、听、说等传意交际的基 本手段，准确理解、接收、表达、沟通信息，提高运用语文传意交际的能力。
2.思维认识。“语言是思维的直接现实”，语文学习与思维训练应紧密相关，力求做到语文学习与思维能 力的培养同步发展，并把语文学习视为不断建构认识能力（掌握知识、运用知识、解决疑难）的过程。小学要 着重培养注意力、记忆力、观察力等基本的思维品质；中学则要把逻辑思维、形象思维、创造思维作为语文教 学的思维能力训练内容。
3.审美想像。传意交际是现实世界中的生存手段，语言文字可以想像美、描绘美、塑造美，可见，语文既 有现实功能，又有超越现实的功能。因此，语文教育要重视文学感染，情意熏陶，语文学习要生活化，要理解 生活、认识生活、想像生活、创造生活。
4.文化认同。语文与文化不可分割，汉语是非形态语言，隐性的语法规律、意念和组合与文化心理有关。 因此，学习一种语言，就是学习一种文化，这是学习母语的归宿。据此，要从学生的角度出发，引入适当的文 化知识，让学生掌握足够的文化背景知识，建立适当的文化图式，做到有效地进行传意和沟通，力求自然地适 应民族传统文化、历史文化和现代社会地区文化。
5.自我确立。语文教育应重视个性发展。个性发展与语言发展的关系是语言的社会化过程和知、情、意、 行的个性化过程，自我反省、自我完善的塑造性过程的统一。
（四）教育方法要有的放矢，科学合理。随着香港的回归、商贸的发展、文化的交往，普通话的热潮必然 在香港兴起，那时，普通话、粤语、英语都会受到人们同样的重视，三语“纷呈”的局面将会产生。但是，作 为汉民族共同语的普通话，其主导地位是不容抹杀的。那么，如何根据国家语委关于实行推普分级制的语文政 策，结合香港学生用普通话的实际，采取哪些较为科学合理的方法呢？一是要因势利导，先尊重粤式化的普通 话，着重把最影响交际的而又较易纠正的语音现象纠正过来，以求掌握一定的适应交际的标准音，而对于较难 纠正的语音现象，如儿化轻声、平翘舌音以及n.1的区别暂时不必刻意要求。二是充分发挥普通话的语音特点， 加大朗读量。因为朗读有许多优点：第一、中国文字有四声，非朗读不足以体会到文章的铿锵之声，音乐之美 。第二、中国文章有起承转合，急迫舒缓，非朗读不足以体会到文章的节奏美。第三、朗读还可以帮助体会到 文章的气势、神韵、风格以及对文章的理解。第四、既然朗读，就必须把每个字都读出来，这对于养成学生的 字斟句酌，不苟且、不粗心大意的习惯也是大有好处的。总之，不管朗读的形象是否滑稽，其实质是很有好处 的。比起默读、跳读、精读等，对于打基本功的初学者来说，是否更有价值？”（刘国盈《语文教改断想》， 中学语文教学1996年第1期）这对于激发香港学生学习普通话的兴趣，提高语言的理解、领悟能力，以至纠正错 字、别字等等，都是大有益处的。三是要重视学生的语文活动，大胆引进教学游戏，增强教材的趣味性，强调 技能的实用性，以此开发智力，培养能力，把语文知识转化为语文经验和技能。这或许是香港语文教育起色之 始的有效途径。
（五）加强语文教师培训，迅速提高师资质量。教师是教育成败的关键。据有关资料分析，目前香港大部 分的小学和初中语文教师学历不高，普通话和汉语水平也较低，尽快培训是当务之急。可采取下列措施：一是 提高教育学院新生录取的要求；二是继续分期分批对在职教师进行课程复修训练；三是提高教师的学历标准； 四是引导教师积极开展教研活动，经常总结、交流教育教学经验，不断增强专业意识，提高专业素质和基本技 能素质等等。
第4个回答 推荐于2017-12-15
1841年，英国强占香港岛后，清政府曾试图用武力予以收复，道光帝为此下了几十道谕旨，一些封疆大吏也曾上折具奏，但清政府没有能力捍卫国家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
北京政府时期，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和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上，中国代表曾提出收回租借地的问题。但终因英国的顽拒和当时军阀混战、政局不稳和缺乏实力作外交的后盾而严重受挫。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中，明确提出了废除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的奋斗目标，其中将取消列强在华租借地放在突出的地位。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从来没有向英国正式提出过归还九龙租借地。从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到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本来有两次机会收回香港和九龙租借地。可是，蒋介石政府执行错误政策，又两次坐失收复良机。
香港回归是“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和港人治港方针的成功实践。收复香港的百余年历史，再一次向我们证明了落后必挨打、弱国无外交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最终实现中华民族几代人为之奋斗的夙愿。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从1841年英国武力侵占香港岛开始至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的一个半世纪，中国经历了晚清时期、民国（包括北京政府和国民政府）时期和新中国时期。无论是清政府还是民国时期的北京政府和国民政府，都曾为收复香港进行过努力。但是，所有这些努力都失败了。历史表明，只有新中国才能最终实现中华民族几代人为之奋斗的夙愿。在香港回归已在眼前的今天，全面地回顾一下百余年来我国收复香港的艰苦历程，将有助于真正理解香港回归祖国的深刻含义，并从中得到应有启示。
英国强占香港岛及清政府武力收复香港岛计划的破灭
自1841年1月英国武力强占香港岛起，清政府即开展了收复该岛的斗争。为了说明这一斗争的情况，首先必须弄清英国占领该岛的经过。
迄至目前为止，一些著述和传媒是这样描述鸦片战争期间英国如何占领香港岛的：1840年8月英军在占领定海之后，北上到达天津白河口，惊慌失措的清政府急派直隶总督琦善去大沽与英国全权使臣懿律和义律谈判。1841年1月25日，琦善与英国签订了臭名昭著的《穿鼻草约》，条约第一款就是将香港岛割与英国。第二天，英国军队就占领了香港岛。这种说法似乎认为英国占领香港岛有确实的“条约根据”。其实英国是在毫无条约根据的情况下强占该岛的，道光帝事先既未曾闻知，更未予允准。因此才有亟谋收复之举。
依据中英两国的档案记载，1840年8月30日，义律去天津大沽曾向清政府递交《巴麦尊子爵给中国皇帝钦命宰相书》，提出割让东南沿海一岛或数岛给英国等侵略要求。琦善根据道光帝的旨意拒绝了英方提出的侵略要求，劝说英军退回广东再继续谈判。几个月之后，琦善抵达广州继续与英方交涉。道光帝明确指示琦善，如果英方坚持其侵略要求，即采取果断措施，坚决用武力抗击侵略者。但是琦善慑于英军船坚炮利，力求妥协。由于道光帝的态度非常强硬，因此琦善在与义律谈判时只同意赔偿烟价，拒绝割让香港岛。1841年1月7日，英军野蛮地攻占了虎门口的大角、沙角，随即又提出霸占沙角等要求。琦善在英军武力胁迫下，万般无奈，复照英方，英军若退还定海、沙角等处，可奏请道光帝于珠江口外给予“寄寓一所”。1月14日，义律提出割占九龙尖沙咀、香港两地。琦善答以只能选择一处“寄寓泊船”，俟英方选定后，再由他上奏请旨。1月20日，义律突然宣布，他已经与琦善达成共有四项内容的“初步协定”，其中第一项就是将香港岛及港口割让与英王。1月26日，英军在没有任何条约依据的情况下，悍然侵占了香港岛。1月27—28日，义律为了迫使中方承认其侵占香港岛为合法，又迫不及待地与琦善在莲花山进行会谈。两人在英方提出的重要条款，即割让香港岛和通商等问题上发生了争执，琦善表示对义律所拟定的协定草案再行筹思后方能具复。由此可见，1月20日义律宣布的“初步协定”实属无稽之谈。1月30日，英方又故伎重演，英国远征军海军司令伯麦照会中方大鹏协副将赖恩爵，再次谎称义律已与琦善“说定诸事，议将香港全岛地方让给英国主掌，已有文据在案，”并要求撤走岛上各处的中国官兵。两天之后，英军又在香港岛张贴告示，妄称“现经与钦差大臣爵阁部堂议定诸事，将香港等处全岛让给英国寄居主掌，已有文据在案。是以香港等处居民，现系归属大英国主之子民”。历史事实是，琦善在英军炮口下，确有允许代为奏恳皇帝，准许英人在香港寄寓泊船之意。但是，当时香港一词，并非指香港全岛，而仅仅指该岛西南今香港仔一隅之地。英方却故意将一隅变成了全岛，将“寄寓泊船”变为割占，将“代为奏恳”说成是“议定诸事”、“已有文据在案”。这充分说明英国这个老牌殖民帝国在外交上是如何不择手段的。
英国武力侵占香港岛以后，清政府极为震惊，立即为武力收回香港岛进行了部署。1841年2月26日，道光帝收到广东巡抚怡良关于琦善将该岛擅与英人、英军侵占香港岛并擅出伪示的奏折，即认定英军侵占香港岛是琦善越权私与造成的，谕称：“朕君临天下，尺土一民，莫非国家所有，琦善擅与香港，擅准通商，胆敢乞朕恩施格外，”并下令将琦善革职锁拿解京，查抄所有家产。道光帝严惩琦善绝非偶然，他对琦善在广东一味向英人妥协的行径早就不满。1月27日道光帝得知大角、沙角炮台失守，即刻下令将琦善交部议处。三天后，他又命御前侍卫内大臣奕山为靖逆将军，户部尚书隆文、湖南提督杨芳为参赞大臣，南下征讨英国侵略者。英军侵占香港岛后，武力收复香港岛就成了奕山等人南下征战的一个重要目标。是时奕山等人还在南下途中，道光帝降旨称：“即使香港并非险要，亦必设法赶紧收回，断不准给予该夷，致滋后患。”之后他又接二连三地下达收复香港岛的谕旨：“至该逆所占香港，务须设法克复，使该逆永绝窥伺，方为不负委任。”岂知道光帝下令调集的奕山军队人数虽然数倍于英军，但全部是陆军，只能由陆上防守广州，根本无力进攻港岛。1841年5月18日，英军几乎倾巢出动，前往进攻广州。奕山仓促应战，清军大败，广州城外炮台全部失陷，奕山被迫订立“城下之盟”，在一星期内交付了600万元赔款，并把军队撤出了广州城。事后奕山谎报军情，讳败为胜，致使道光帝误认为，英军于条件得到满足后从广州退回港岛，是天朝征讨“英夷”的胜利。至于香港岛，道光帝接受新任两广总督祁�的建议，同意暂缓图之。此间恰好港岛遭到两次飓风，很多英船沉没、被毁。道光帝得知这一消息，立即颁发大藏香二十柱，让奕山等去各庙宇答谢神灵，并误以为以后“夷胆震慑，不敢再有觊觎”。
1841年8月21日，英国派来接替义律扩大侵华战争的璞鼎查，留下少数陆军及5艘军舰在香港，亲自率主力北上。道光帝以为英军主力北上，港岛势必空虚，这是收复香港的良机。他告诫奕山：“如能设法收复香港，则从前办理不善尚可少赎罪戾。”之后，他又多次令奕山等训练乡勇，乘机收复香港。奕山经过广州之战的大败，已深知英军实力，陆上攻剿一败涂地，遑论渡海收复港岛。加以虎门内外炮台早被铲为平地，无险可扼，水师无船无炮，他认为当今之计，只有严守陆路，以防焚掠而已。尽管道光帝一再谕令收复香港，断不准迟延观望，但是广东方面依旧我行我素，隐忍苟安，不图攻剿。1841年10月，英军相继攻占浙江定海、镇海和宁波，中英双方开始在陆上交战。道光帝认为陆战是清军长处，他任命奕经为扬威将军，从全国各地调集军队，准备一举击败英军，收复失地，并再次谕令奕山等，乘广东海面英船无几、香港空虚之际，即行剿洗，并收复香港。谁知清军陆战再次失利，扬威将军遁逃杭州。铁的事实证明了清军不仅海上不能打，陆上同样不可恃。但是英军盘踞香港依然是道光帝的一块心病。1842年3月27日清政府以耆英署杭州将军，并于4月11日颁给他钦差大臣关防。5月18日英军攻陷乍浦，在此危急之时，5月25日道光帝却出乎意料地下令耆英带钦差大臣关防驰赴广州将军之任，谕令他称：“至香港地方岂容被逆夷久据，现在广东炮台等工事如已妥为预备，正可乘机进取，明攻暗袭，收复香港，以伸国威。”这是我们所能见到的最后一道收复香港的谕旨。但是，10天之后道光帝不得不改变主意，命令耆英暂缓赴粤，在浙确查英人动向，专办对英羁縻事宜。此时的羁縻实际上已经成了乞降的代名词。当英军攻陷吴淞、上海、直抵镇江时，道光帝更授权耆英便宜行事，决意投降。其后英军攻陷镇江，8月4日直逼南京城下，耆英、伊里布接受了英方提出的议和条款，并在8月29日签订了城下之盟———中英《南京条约》，终于将香港岛割让与英国。
上述事实说明，英国强占香港岛之后，清政府试图用武力予以收复，道光帝为此下了几十道谕旨，一些封疆大吏也曾上折具奏，并咨会奕山，要求武力收复香港岛。但是，清政府最终不仅没有收复香港岛，反而以条约形式割让了香港岛，表明了清政府已经没有能力捍卫国家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国家的落后，统治阶级的腐败，从根本上决定了这一结局。1860年，英国又以武力逼迫清政府签订中英《北京条约》，割占了九龙半岛南端及昂船洲。1898年，在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中，英国又趁火打劫，逼迫清政府签订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攫取了我国新安县大片陆地及周围235个岛屿连同广阔水域的“租借权”，为期99年，并将其改称“新界”，并入英国的香港直辖殖民地。
辛亥革命到太平洋战争前中国争取收回九龙租借地的努力
辛亥革命以后，中国政府和人民继续为收回香港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曾根据北京政府的指示，向和会提出收回租借地（包括九龙租借地）的问题。由于和会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两个主要战胜国英、法所把持，它们在中国都占有租借地，根本不愿意放弃其既得利益。和会主席、法国总理克里蒙梭借口中国的提案“不在和会权限范围之内”，推说这件事应由国际联盟今后去加以考虑，轻易地予以否决了。众所周知，这个标榜建立“国际公正”、以“缔造世界永久和平”为宗旨的和会，以其极不公正地对待中国，通过将德国在山东的侵略权益让与日本的决议而诱发了中国的五四运动，并促使中国代表拒绝在和会的对德和约上签字。
1921年12月3日，中国代表顾维钧在华盛顿会议上，又重新提出废止各国在华租借地的议案。议案中历数了列强在华租借地破坏中国领土及行政完整、危及中国国防、将中国牵入列强冲突的漩涡及被列强利用来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等事实，要求“将此等租借地取消或从速废止之”。当时正值战后世界民族解放运动高涨时期，中国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人民大众“外争国权”、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浪潮汹涌澎湃。与此同时，美、日在远东互争雄长，美国力图箝制日本咄咄逼人的扩张势头，其他列强之间也矛盾重重。以上两个因素促使英、日两国不得不分别同意放弃威海卫和胶州弯租借地。但在废除九龙（即香港新界）租借地和旅大租借地的问题上，中国代表却遭到英、日代表的强烈反对。英国出席会议的代表、枢密院长、以“血腥人物”著称的贝尔福，借口“没有九龙租借地则香港不能自卫”，坚决拒绝归还。12月7日，顾维钧在会议的远东委员会上据理驳斥了贝尔福的谬说。贝尔福对此置若罔闻，日本代表缄口不言，美国代表则无动于衷，作壁上观。此后，华盛顿会议再没有讨论九龙租借地的问题。中国收回九龙租借地的正当要求，终因英国的顽拒和当时中国军阀混战、政局不稳和缺乏实力作外交的后盾而严重受挫。
华盛顿会议以后，中国人民对会议结果大失所望。废除不平等条约，日益成为全国各党派和各界人士的共同要求。1924年1月，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帮助下主持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同月23日通过的大会宣言中，明确提出了废除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的奋斗目标，其中将取消列强在华租借地放在突出的地位。宣言写道：“一切不平等条约，如外人租借地、领事裁判权、外人管理关税权以及外人在中国境内行使一切政治权力侵害中国主权者，皆当取消，重订双方平等互尊主权之条约。”这段话成了后来一个时期中国外交的指导方针。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后，虽然对帝国主义尤其是英、美有很大的依赖性，但是为了巩固自身的地位，也不得不考虑广大民众的迫切愿望和孙中山先生渴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的遗愿，提出了“修改不平等条约”的外交方针，多次要求列强废除租界和租借地。但这一修约外交，除了在关税自主、收回几处租界和按照英国先前的承诺于1930年收回了威海卫租借地外，其他收效甚微。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南京国民政府甚至从来没有向英国正式提出过归还九龙租借地。
和国民政府相反，英国政府及港英当局一直关切着九龙租借地的前途，神经过敏地注视着国民政府和中国舆论在这个问题上的动向。港督金文泰不仅坚决反对归还这块租借地，反而多次建议本国政府将它正式割占，办法是以归还威海卫作为交换条件，或是故意挑起与中国的冲突来制造兼并的机会。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另一位港督罗富国也企图乘人之危，于1938年提出中国急需外国贷款来支持它的货币，不妨利用这个机会用贷款来换取它割让九龙租借地或延长它的租期。但是以上两位港督的建议没有得到英国政府采纳，它宁可对这件事采取拖延、沉默、回避的方针。只要中国不提出，它决不主动涉及这个问题。
英国政府虽然在九龙租借地问题上对中国防范甚严，却没有注意到它的政策正在给它对香港的统治带来致命的危险。多年以来，英国一直奉行对日本绥靖、讨好、纵容的方针，幻想与日本达成妥协，以维护它在远东和东南亚的殖民利益。孰知这一政策非但没有奏效，反而鼓励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南进，起到引狼入室的作用，终于导致太平洋战争爆发和日本对整个香港地区的占领，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正如一位澳大利亚学者所说，“在这个时期，几乎可以说，对香港……的较大威胁与其说是来自中国人，勿宁说是来自英国外交部。”
1942年中英关于归还九龙租借地的谈判和两次收复香港良机的丧失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军进攻香港。是时英国忙于欧洲战事及保卫本土，在香港抵抗不力，仅仅18天即弃甲曳兵而走。港督杨慕琦于同年圣诞日向日本投降，英国对香港的百年统治由日本取而代之。与此同时，英国王牌军舰“威尔士亲王号”和“却敌号”在马来海面为日本袭击而樯橹灰飞烟灭，英国在远东和东南亚的殖民体系迅速土崩瓦解。到1942年6月，英军已先后退出马来亚、新加坡、缅甸等地，日本陈兵印缅边境，形成直叩印度大门之势。大英帝国往日的雄风，扫地殆尽。英国在香港和东南亚的大溃退标志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列强通过华盛顿会议建立起来的远东国际均势已彻底破坏。中、美、英此时已成为共同反对日本侵略的盟邦。这一形势迫使英国不得不考虑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要求。
当时，东西方反法西斯战争连成一片，中国的抗战与各同盟国的作战汇成一体。国际形势的变化不仅有利于中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也为收复香港提供了良机。以罗斯福为首的美国政府，深知中国战场对日本的巨大牵制作用，为了使国民政府坚持对日作战，为了战后填补英国在远东可能留下的真空，从自身利益出发，也开始攻击英国在中国保留殖民特权、不将香港归还中国等做法。美国的态度无疑对英国是一个压力，对国民政府是一个鼓舞，并促使它采取行动。
1942年8月底，国民政府正式要求美国与中国举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谈判，借以促使英国与中国也举行类似的谈判。英国外交部闻知此事后，慌了手足，急忙指示其驻华大使薛穆“采取主动”。10月10日，美、英两国分别发表声明，准备与中国政府谈判“立时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及解决有关问题”之条约。中美、中英关于废除不平等条约、另订新约的谈判随即开始。此次谈判涉及放弃在华租界问题，国民政府认为租借地与租界属于同一范畴，乘势提出了归还九龙租借地（即香港新界）的要求，这本是顺理成章的事。
此后，美、英两国分别提出关于新约的草案以供考虑。中英谈判在重庆举行，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和薛穆分别代表两国。英方草案包括废除在华治外法权，终止1901年辛丑条约、将一些租界交还中国等内容。但是，英方虽然明知中国至为关心收回香港（至少是新界），却在其草案中故意不提这个问题。11月10日，英国战时内阁首相丘吉尔更亲自出马，针对香港问题强硬地宣称：“我当国王的首相不是为了主持清算大英帝国”，又说他“决不会放弃大英帝国的任何一块领地”，从而表明了英国坚持它对香港殖民统治的顽固立场。
11月13日，国民政府就英方草案提出一份《修订草案》，其中加上了废止1898年6月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的内容：“英方在九龙租借地之行政与管理权，连同其官有资产与官有债务，应移交中华民国政府。”应该说，这里仅提出归还九龙租借地，未要求归还整个香港地区，已属妥协退让。是时重庆舆论激昂，反对任何外国继续占领中国领土，美国公众意见也同情和支持中国的正当要求。形势于中国有利。
当英国收到中方《修订草案》后，急忙研究对策。英国外交部远东司司长格善理（克拉克）提出三个可供选择的方案：（1）接受要求；（2）断然拒绝；（3）尽量拖延。他认为第一个方案不行，因为新界在经济和战略上对香港至关重要；第二个方案也不行，会引起美国的不满和非议（战时英国对美国有很大的依赖性）。因此，他认为应该选择第三个方案，能拖就拖。对于这位司长的主张，外交大臣艾登认为是既不坚决又不明朗，竭力表示反对。他倾向采取第二个方案，即断然宣布九龙租借地不属于本条约的讨论范围，拒绝归还。艾登的主张得到丘吉尔的大力支持，并在11月30日英国战时内阁会议上作出了相应的决议。英国对九龙租借地的政策，因以大定。
11月30日，薛穆按照英国政府的指示，向宋子文宣布英国不准备同中国谈判九龙租借地问题。宋子文反复重申了中国收回该租借地的原则立场。双方发生争执，未有结果。蒋介石得知这一情况后表示，中英新约内如果不包括收回新界的内容，他就拒绝在条约上签字。谈判陷于僵局。
在此情况下，中方首席代表宋子文发生了动摇。他为了打破谈判僵局，准备拿原则做交易，在九龙租借地问题上对英让步。但他不敢对蒋介石直陈他的主张，于是请求当时正回国述职的外交界元老、驻英大使顾维钧去劝说蒋介石对英让步。顾维钧受托前往，对蒋介石说，他“明白委员长的意思，说送来的礼物应当一次送来，可是英国愿意分两次送”，“依我看还是先收下这第一份为宜，可以暗示我们正等待这第二份礼物的到来，这样可以不致引起什么误解”；而且，战时盟国间的“团结一致”“极为重要”。顾维钧的劝说对蒋介石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在此后的谈判中，英方继续坚持殖民主义的顽固立场。宋子文为了使谈判不致完全破裂，退而要求英方发表一项表示今后愿归还九龙租借地意向的声明，为此中方在战争结束前决不催促英国归还九龙租借地，同时着重宣布，如果英方连这样的意向也不表示，中国将不在条约上签字。对此，英国只同意“于取得战争胜利后讨论该租借地的前途问题”，不愿就战后归还该租借地作出任何承诺，甚至以英方也要“拒绝签订新约”相威胁。恰在此时，正对中国进行血腥野蛮侵略的日本，为了搅乱人心、挑拨盟国间关系，提出“尽速撤消”日本在华租界及治外法权等特权，以示“中日亲善”，以图抢在中美、中英之前与汪伪订约。蒋介石在英国“拒签新约”、日伪可能抢在中英之先订约的双重压力下，向英国作了根本性的让步，于1942年12月31日指示国民政府正式同意不将收回九龙租借地问题与取消治外法权等问题合并提出。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对英外交，颇费心神”，“九龙（租借地）交还问题英坚不愿在新约内同时解决”，他只得“暂忍之”，同意在中英条约上签字；“待我签字之后，另用书面对彼说明，交还九龙问题暂作保留，以待将来继续谈判，为日后交涉之根据。”他还信誓旦旦地写道，作为“最后手段”，他准备“一俟战后，用军事手段（将九龙租借地）由日军手中取回。则彼虽狡猾，亦必无可如何。”
蒋介石的本意是赶在日伪之前于1943年元旦签订中美、中英新约。但由于英国拖延，直到1943年1月11日才签订这两个条约（日伪条约已于1月9日签字）。在当天于重庆签字的《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中，只字没有涉及九龙租借地问题。同一天，宋子文照会薛穆，声明中国政府对九龙租借地“保留日后提出讨论之权。”战时中国收回九龙租借地的交涉，至此又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
1942年是中国废除列强在华特权和不平等条约的有利时机。不能讳言，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虽然对英美有严重的依赖性，但当时确想乘机收回尽可能多的外人在华利权。通过1943年1月的中英新约，中国废除了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和1901年的辛丑条约，收回了北平使馆租界及上海、厦门公共租界的行政管理权，收回了天津、广州的英租界，如此等等。这件事发生在英国用炮舰打开中国大门、逼签中英《南京条约》，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100周年之际，不能不说是历史的巧合。这是中华民族废除不平等条约斗争史上的一件大事。这个成就的取得，从根本上说，应当归功于正与日寇浴血奋战的中国人民。
然而应该指出，此次交涉中未能收回九龙租借地，确是国民政府的无能。国民政府在中美、中英新约签订后的第二天发表的文告中，宣布中国自此已获得与各国“并驾齐驱”的“完全独立平等自由之地位”，未免言过其实。此次中国未能收回九龙租借地，固然是英国坚持殖民主义所致，但与国民政府争取不力、态度软弱也有直接关系。如上所述，当时收回九龙租借地，有绝好的国际国内条件。本应把握时机，据理力争，坚持原则，以求成功。即使英国顽固不让，也不妨拒签新约，以待来日。即便如此，英国亦无法责难中国破坏盟国团结。相反，英国作为中国盟国，抓住在华租借地这种特权不放，倒是有害于盟国团结的。故条约不成，失理仍在英方。在当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民族解放浪潮空前高涨，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崩溃已经不可逆转。即使新约暂时不订，战争胜利以后，英国岂能长期保持在华特权和租借地不放？宋子文作为中方首席代表，不能洞察世界大势，目光短浅，心理软弱，企图以妥协退让来换取与英国的“团结”，结果中国愈退，英国愈进，终于造成中方有理而受挫，英方无理而制胜的局面。对此，宋子文是不能辞其咎的。至于蒋介石，他虽然想收回九龙租借地，并为此作了一些努力，但在英国死硬的立场面前，仍没有坚持到底，最终还是对英国委曲求全，致使收回九龙租借地一事功亏一篑，坐失良机。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收复香港的良机再至。可是，由于蒋介石奉行矛头对内、坚决反共的错误政策，急于抢夺抗战胜利果实，他早已把自己关于战后重新提出交涉和“用军事力量从日军手中取回”九龙租借地的誓言忘到九霄云外；相反，倒是急急忙忙地向英国宣布他对香港“没有野心”。结果是让英国抢先重新占领了香港。不仅如此，蒋介石作为同盟国中国战区（香港属于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本有权接受香港日军的投降，可是最后连这个受降权事实上也被英国人夺去。这是国民政府在收复香港问题上的第二次坐失良机，是对“四强”之一中国的莫大讽刺，也是它的历史悲哀。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告了中国半殖民地时代的终结，第一次为香港地区的回归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着我国国力的日趋强盛、香港新界租期的行将届满和国际形势出现有利的变化，到80年代初，收回香港提上了议事日程。1984年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原则上最终解决了香港的回归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不久前产生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任命了特别行政区政府的主要官员，香港的顺利回归和平稳过渡已在意料之中。这是“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和港人治港方针的成功实践。百年屈辱，即将涤荡殆尽，国人无不为此而扬眉吐气，并对回归后香港的繁荣稳定充满信心。
在欢庆香港即将回归的同时，我们切不可忘记收复香港的漫长而艰苦的历程，当思今日成就的取得来之不易。收复香港的百余年历史，再一次向我们证明了落后必挨打、弱国无外交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证明了一个闭关自守、不求革新、内部不稳、国力不振、腐败落后的国家，是断不能保持自身的独立和领土完整的，要求它“重头收拾旧山河”，也是不可能的。只有在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社会主义，才能最终实现中华民族几代人为之奋斗的夙愿，只有改革开放，保持稳定团结，自立自强，力争先进，不断增强国力，才是唯一的卫国兴邦之道。
1841年，英国强占香港岛后，清政府曾试图用武力予以收复，道光帝为此下了几十道谕旨，一些封疆大吏也曾上折具奏，但清政府没有能力捍卫国家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北京政府时期，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和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上，中国代表曾提出收回租借地的问题。但终因英国的顽拒和当时军阀混战、政局不稳和缺乏实力作外交的后盾而严重受挫。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中，明确提出了废除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的奋斗目标，其中将取消列强在华租借地放在突出的地位。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从来没有向英国正式提出过归还九龙租借地。从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到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本来有两次机会收回香港和九龙租借地。可是，蒋介石政府执行错误政策，又两次坐失收复良机。
香港回归是“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和港人治港方针的成功实践。收复香港的百余年历史，再一次向我们证明了落后必挨打、弱国无外交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最终实现中华民族几代人为之奋斗的夙愿。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从1841年英国武力侵占香港岛开始至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的一个半世纪，中国经历了晚清时期、民国（包括北京政府和国民政府）时期和新中国时期。无论是清政府还是民国时期的北京政府和国民政府，都曾为收复香港进行过努力。但是，所有这些努力都失败了。历史表明，只有新中国才能最终实现中华民族几代人为之奋斗的夙愿。在香港回归已在眼前的今天，全面地回顾一下百余年来我国收复香港的艰苦历程，将有助于真正理解香港回归祖国的深刻含义，并从中得到应有启示。
英国强占香港岛及清政府武力收复香港岛计划的破灭
自1841年1月英国武力强占香港岛起，清政府即开展了收复该岛的斗争。为了说明这一斗争的情况，首先必须弄清英国占领该岛的经过。
迄至目前为止，一些著述和传媒是这样描述鸦片战争期间英国如何占领香港岛的：1840年8月英军在占领定海之后，北上到达天津白河口，惊慌失措的清政府急派直隶总督琦善去大沽与英国全权使臣懿律和义律谈判。1841年1月25日，琦善与英国签订了臭名昭著的《穿鼻草约》，条约第一款就是将香港岛割与英国。第二天，英国军队就占领了香港岛。这种说法似乎认为英国占领香港岛有确实的“条约根据”。其实英国是在毫无条约根据的情况下强占该岛的，道光帝事先既未曾闻知，更未予允准。因此才有亟谋收复之举。
依据中英两国的档案记载，1840年8月30日，义律去天津大沽曾向清政府递交《巴麦尊子爵给中国皇帝钦命宰相书》，提出割让东南沿海一岛或数岛给英国等侵略要求。琦善根据道光帝的旨意拒绝了英方提出的侵略要求，劝说英军退回广东再继续谈判。几个月之后，琦善抵达广州继续与英方交涉。道光帝明确指示琦善，如果英方坚持其侵略要求，即采取果断措施，坚决用武力抗击侵略者。但是琦善慑于英军船坚炮利，力求妥协。由于道光帝的态度非常强硬，因此琦善在与义律谈判时只同意赔偿烟价，拒绝割让香港岛。1841年1月7日，英军野蛮地攻占了虎门口的大角、沙角，随即又提出霸占沙角等要求。琦善在英军武力胁迫下，万般无奈，复照英方，英军若退还定海、沙角等处，可奏请道光帝于珠江口外给予“寄寓一所”。1月14日，义律提出割占九龙尖沙咀、香港两地。琦善答以只能选择一处“寄寓泊船”，俟英方选定后，再由他上奏请旨。1月20日，义律突然宣布，他已经与琦善达成共有四项内容的“初步协定”，其中第一项就是将香港岛及港口割让与英王。1月26日，英军在没有任何条约依据的情况下，悍然侵占了香港岛。1月27—28日，义律为了迫使中方承认其侵占香港岛为合法，又迫不及待地与琦善在莲花山进行会谈。两人在英方提出的重要条款，即割让香港岛和通商等问题上发生了争执，琦善表示对义律所拟定的协定草案再行筹思后方能具复。由此可见，1月20日义律宣布的“初步协定”实属无稽之谈。1月30日，英方又故伎重演，英国远征军海军司令伯麦照会中方大鹏协副将赖恩爵，再次谎称义律已与琦善“说定诸事，议将香港全岛地方让给英国主掌，已有文据在案，”并要求撤走岛上各处的中国官兵。两天之后，英军又在香港岛张贴告示，妄称“现经与钦差大臣爵阁部堂议定诸事，将香港等处全岛让给英国寄居主掌，已有文据在案。是以香港等处居民，现系归属大英国主之子民”。历史事实是，琦善在英军炮口下，确有允许代为奏恳皇帝，准许英人在香港寄寓泊船之意。但是，当时香港一词，并非指香港全岛，而仅仅指该岛西南今香港仔一隅之地。英方却故意将一隅变成了全岛，将“寄寓泊船”变为割占，将“代为奏恳”说成是“议定诸事”、“已有文据在案”。这充分说明英国这个老牌殖民帝国在外交上是如何不择手段的。
英国武力侵占香港岛以后，清政府极为震惊，立即为武力收回香港岛进行了部署。1841年2月26日，道光帝收到广东巡抚怡良关于琦善将该岛擅与英人、英军侵占香港岛并擅出伪示的奏折，即认定英军侵占香港岛是琦善越权私与造成的，谕称：“朕君临天下，尺土一民，莫非国家所有，琦善擅与香港，擅准通商，胆敢乞朕恩施格外，”并下令将琦善革职锁拿解京，查抄所有家产。道光帝严惩琦善绝非偶然，他对琦善在广东一味向英人妥协的行径早就不满。1月27日道光帝得知大角、沙角炮台失守，即刻下令将琦善交部议处。三天后，他又命御前侍卫内大臣奕山为靖逆将军，户部尚书隆文、湖南提督杨芳为参赞大臣，南下征讨英国侵略者。英军侵占香港岛后，武力收复香港岛就成了奕山等人南下征战的一个重要目标。是时奕山等人还在南下途中，道光帝降旨称：“即使香港并非险要，亦必设法赶紧收回，断不准给予该夷，致滋后患。”之后他又接二连三地下达收复香港岛的谕旨：“至该逆所占香港，务须设法克复，使该逆永绝窥伺，方为不负委任。”岂知道光帝下令调集的奕山军队人数虽然数倍于英军，但全部是陆军，只能由陆上防守广州，根本无力进攻港岛。1841年5月18日，英军几乎倾巢出动，前往进攻广州。奕山仓促应战，清军大败，广州城外炮台全部失陷，奕山被迫订立“城下之盟”，在一星期内交付了600万元赔款，并把军队撤出了广州城。事后奕山谎报军情，讳败为胜，致使道光帝误认为，英军于条件得到满足后从广州退回港岛，是天朝征讨“英夷”的胜利。至于香港岛，道光帝接受新任两广总督祁�的建议，同意暂缓图之。此间恰好港岛遭到两次飓风，很多英船沉没、被毁。道光帝得知这一消息，立即颁发大藏香二十柱，让奕山等去各庙宇答谢神灵，并误以为以后“夷胆震慑，不敢再有觊觎”。
1841年8月21日，英国派来接替义律扩大侵华战争的璞鼎查，留下少数陆军及5艘军舰在香港，亲自率主力北上。道光帝以为英军主力北上，港岛势必空虚，这是收复香港的良机。他告诫奕山：“如能设法收复香港，则从前办理不善尚可少赎罪戾。”之后，他又多次令奕山等训练乡勇，乘机收复香港。奕山经过广州之战的大败，已深知英军实力，陆上攻剿一败涂地，遑论渡海收复港岛。加以虎门内外炮台早被铲为平地，无险可扼，水师无船无炮，他认为当今之计，只有严守陆路，以防焚掠而已。尽管道光帝一再谕令收复香港，断不准迟延观望，但是广东方面依旧我行我素，隐忍苟安，不图攻剿。1841年10月，英军相继攻占浙江定海、镇海和宁波，中英双方开始在陆上交战。道光帝认为陆战是清军长处，他任命奕经为扬威将军，从全国各地调集军队，准备一举击败英军，收复失地，并再次谕令奕山等，乘广东海面英船无几、香港空虚之际，即行剿洗，并收复香港。谁知清军陆战再次失利，扬威将军遁逃杭州。铁的事实证明了清军不仅海上不能打，陆上同样不可恃。但是英军盘踞香港依然是道光帝的一块心病。1842年3月27日清政府以耆英署杭州将军，并于4月11日颁给他钦差大臣关防。5月18日英军攻陷乍浦，在此危急之时，5月25日道光帝却出乎意料地下令耆英带钦差大臣关防驰赴广州将军之任，谕令他称：“至香港地方岂容被逆夷久据，现在广东炮台等工事如已妥为预备，正可乘机进取，明攻暗袭，收复香港，以伸国威。”这是我们所能见到的最后一道收复香港的谕旨。但是，10天之后道光帝不得不改变主意，命令耆英暂缓赴粤，在浙确查英人动向，专办对英羁縻事宜。此时的羁縻实际上已经成了乞降的代名词。当英军攻陷吴淞、上海、直抵镇江时，道光帝更授权耆英便宜行事，决意投降。其后英军攻陷镇江，8月4日直逼南京城下，耆英、伊里布接受了英方提出的议和条款，并在8月29日签订了城下之盟———中英《南京条约》，终于将香港岛割让与英国。
上述事实说明，英国强占香港岛之后，清政府试图用武力予以收复，道光帝为此下了几十道谕旨，一些封疆大吏也曾上折具奏，并咨会奕山，要求武力收复香港岛。但是，清政府最终不仅没有收复香港岛，反而以条约形式割让了香港岛，表明了清政府已经没有能力捍卫国家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国家的落后，统治阶级的腐败，从根本上决定了这一结局。1860年，英国又以武力逼迫清政府签订中英《北京条约》，割占了九龙半岛南端及昂船洲。1898年，在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中，英国又趁火打劫，逼迫清政府签订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攫取了我国新安县大片陆地及周围235个岛屿连同广阔水域的“租借权”，为期99年，并将其改称“新界”，并入英国的香港直辖殖民地。
辛亥革命到太平洋战争前中国争取收回九龙租借地的努力
辛亥革命以后，中国政府和人民继续为收回香港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曾根据北京政府的指示，向和会提出收回租借地（包括九龙租借地）的问题。由于和会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两个主要战胜国英、法所把持，它们在中国都占有租借地，根本不愿意放弃其既得利益。和会主席、法国总理克里蒙梭借口中国的提案“不在和会权限范围之内”，推说这件事应由国际联盟今后去加以考虑，轻易地予以否决了。众所周知，这个标榜建立“国际公正”、以“缔造世界永久和平”为宗旨的和会，以其极不公正地对待中国，通过将德国在山东的侵略权益让与日本的决议而诱发了中国的五四运动，并促使中国代表拒绝在和会的对德和约上签字。
1921年12月3日，中国代表顾维钧在华盛顿会议上，又重新提出废止各国在华租借地的议案。议案中历数了列强在华租借地破坏中国领土及行政完整、危及中国国防、将中国牵入列强冲突的漩涡及被列强利用来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等事实，要求“将此等租借地取消或从速废止之”。当时正值战后世界民族解放运动高涨时期，中国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人民大众“外争国权”、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浪潮汹涌澎湃。与此同时，美、日在远东互争雄长，美国力图箝制日本咄咄逼人的扩张势头，其他列强之间也矛盾重重。以上两个因素促使英、日两国不得不分别同意放弃威海卫和胶州弯租借地。但在废除九龙（即香港新界）租借地和旅大租借地的问题上，中国代表却遭到英、日代表的强烈反对。英国出席会议的代表、枢密院长、以“血腥人物”著称的贝尔福，借口“没有九龙租借地则香港不能自卫”，坚决拒绝归还。12月7日，顾维钧在会议的远东委员会上据理驳斥了贝尔福的谬说。贝尔福对此置若罔闻，日本代表缄口不言，美国代表则无动于衷，作壁上观。此后，华盛顿会议再没有讨论九龙租借地的问题。中国收回九龙租借地的正当要求，终因英国的顽拒和当时中国军阀混战、政局不稳和缺乏实力作外交的后盾而严重受挫。
华盛顿会议以后，中国人民对会议结果大失所望。废除不平等条约，日益成为全国各党派和各界人士的共同要求。1924年1月，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帮助下主持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同月23日通过的大会宣言中，明确提出了废除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的奋斗目标，其中将取消列强在华租借地放在突出的地位。宣言写道：“一切不平等条约，如外人租借地、领事裁判权、外人管理关税权以及外人在中国境内行使一切政治权力侵害中国主权者，皆当取消，重订双方平等互尊主权之条约。”这段话成了后来一个时期中国外交的指导方针。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后，虽然对帝国主义尤其是英、美有很大的依赖性，但是为了巩固自身的地位，也不得不考虑广大民众的迫切愿望和孙中山先生渴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的遗愿，提出了“修改不平等条约”的外交方针，多次要求列强废除租界和租借地。但这一修约外交，除了在关税自主、收回几处租界和按照英国先前的承诺于1930年收回了威海卫租借地外，其他收效甚微。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南京国民政府甚至从来没有向英国正式提出过归还九龙租借地。
和国民政府相反，英国政府及港英当局一直关切着九龙租借地的前途，神经过敏地注视着国民政府和中国舆论在这个问题上的动向。港督金文泰不仅坚决反对归还这块租借地，反而多次建议本国政府将它正式割占，办法是以归还威海卫作为交换条件，或是故意挑起与中国的冲突来制造兼并的机会。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另一位港督罗富国也企图乘人之危，于1938年提出中国急需外国贷款来支持它的货币，不妨利用这个机会用贷款来换取它割让九龙租借地或延长它的租期。但是以上两位港督的建议没有得到英国政府采纳，它宁可对这件事采取拖延、沉默、回避的方针。只要中国不提出，它决不主动涉及这个问题。
英国政府虽然在九龙租借地问题上对中国防范甚严，却没有注意到它的政策正在给它对香港的统治带来致命的危险。多年以来，英国一直奉行对日本绥靖、讨好、纵容的方针，幻想与日本达成妥协，以维护它在远东和东南亚的殖民利益。孰知这一政策非但没有奏效，反而鼓励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南进，起到引狼入室的作用，终于导致太平洋战争爆发和日本对整个香港地区的占领，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正如一位澳大利亚学者所说，“在这个时期，几乎可以说，对香港……的较大威胁与其说是来自中国人，勿宁说是来自英国外交部。”
1942年中英关于归还九龙租借地的谈判和两次收复香港良机的丧失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军进攻香港。是时英国忙于欧洲战事及保卫本土，在香港抵抗不力，仅仅18天即弃甲曳兵而走。港督杨慕琦于同年圣诞日向日本投降，英国对香港的百年统治由日本取而代之。与此同时，英国王牌军舰“威尔士亲王号”和“却敌号”在马来海面为日本袭击而樯橹灰飞烟灭，英国在远东和东南亚的殖民体系迅速土崩瓦解。到1942年6月，英军已先后退出马来亚、新加坡、缅甸等地，日本陈兵印缅边境，形成直叩印度大门之势。大英帝国往日的雄风，扫地殆尽。英国在香港和东南亚的大溃退标志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列强通过华盛顿会议建立起来的远东国际均势已彻底破坏。中、美、英此时已成为共同反对日本侵略的盟邦。这一形势迫使英国不得不考虑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要求。
当时，东西方反法西斯战争连成一片，中国的抗战与各同盟国的作战汇成一体。国际形势的变化不仅有利于中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也为收复香港提供了良机。以罗斯福为首的美国政府，深知中国战场对日本的巨大牵制作用，为了使国民政府坚持对日作战，为了战后填补英国在远东可能留下的真空，从自身利益出发，也开始攻击英国在中国保留殖民特权、不将香港归还中国等做法。美国的态度无疑对英国是一个压力，对国民政府是一个鼓舞，并促使它采取行动。
1942年8月底，国民政府正式要求美国与中国举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谈判，借以促使英国与中国也举行类似的谈判。英国外交部闻知此事后，慌了手足，急忙指示其驻华大使薛穆“采取主动”。10月10日，美、英两国分别发表声明，准备与中国政府谈判“立时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及解决有关问题”之条约。中美、中英关于废除不平等条约、另订新约的谈判随即开始。此次谈判涉及放弃在华租界问题，国民政府认为租借地与租界属于同一范畴，乘势提出了归还九龙租借地（即香港新界）的要求，这本是顺理成章的事。
此后，美、英两国分别提出关于新约的草案以供考虑。中英谈判在重庆举行，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和薛穆分别代表两国。英方草案包括废除在华治外法权，终止1901年辛丑条约、将一些租界交还中国等内容。但是，英方虽然明知中国至为关心收回香港（至少是新界），却在其草案中故意不提这个问题。11月10日，英国战时内阁首相丘吉尔更亲自出马，针对香港问题强硬地宣称：“我当国王的首相不是为了主持清算大英帝国”，又说他“决不会放弃大英帝国的任何一块领地”，从而表明了英国坚持它对香港殖民统治的顽固立场。
11月13日，国民政府就英方草案提出一份《修订草案》，其中加上了废止1898年6月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的内容：“英方在九龙租借地之行政与管理权，连同其官有资产与官有债务，应移交中华民国政府。”应该说，这里仅提出归还九龙租借地，未要求归还整个香港地区，已属妥协退让。是时重庆舆论激昂，反对任何外国继续占领中国领土，美国公众意见也同情和支持中国的正当要求。形势于中国有利。
当英国收到中方《修订草案》后，急忙研究对策。英国外交部远东司司长格善理（克拉克）提出三个可供选择的方案：（1）接受要求；（2）断然拒绝；（3）尽量拖延。他认为第一个方案不行，因为新界在经济和战略上对香港至关重要；第二个方案也不行，会引起美国的不满和非议（战时英国对美国有很大的依赖性）。因此，他认为应该选择第三个方案，能拖就拖。对于这位司长的主张，外交大臣艾登认为是既不坚决又不明朗，竭力表示反对。他倾向采取第二个方案，即断然宣布九龙租借地不属于本条约的讨论范围，拒绝归还。艾登的主张得到丘吉尔的大力支持，并在11月30日英国战时内阁会议上作出了相应的决议。英国对九龙租借地的政策，因以大定。
11月30日，薛穆按照英国政府的指示，向宋子文宣布英国不准备同中国谈判九龙租借地问题。宋子文反复重申了中国收回该租借地的原则立场。双方发生争执，未有结果。蒋介石得知这一情况后表示，中英新约内如果不包括收回新界的内容，他就拒绝在条约上签字。谈判陷于僵局。
在此情况下，中方首席代表宋子文发生了动摇。他为了打破谈判僵局，准备拿原则做交易，在九龙租借地问题上对英让步。但他不敢对蒋介石直陈他的主张，于是请求当时正回国述职的外交界元老、驻英大使顾维钧去劝说蒋介石对英让步。顾维钧受托前往，对蒋介石说，他“明白委员长的意思，说送来的礼物应当一次送来，可是英国愿意分两次送”，“依我看还是先收下这第一份为宜，可以暗示我们正等待这第二份礼物的到来，这样可以不致引起什么误解”；而且，战时盟国间的“团结一致”“极为重要”。顾维钧的劝说对蒋介石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在此后的谈判中，英方继续坚持殖民主义的顽固立场。宋子文为了使谈判不致完全破裂，退而要求英方发表一项表示今后愿归还九龙租借地意向的声明，为此中方在战争结束前决不催促英国归还九龙租借地，同时着重宣布，如果英方连这样的意向也不表示，中国将不在条约上签字。对此，英国只同意“于取得战争胜利后讨论该租借地的前途问题”，不愿就战后归还该租借地作出任何承诺，甚至以英方也要“拒绝签订新约”相威胁。恰在此时，正对中国进行血腥野蛮侵略的日本，为了搅乱人心、挑拨盟国间关系，提出“尽速撤消”日本在华租界及治外法权等特权，以示“中日亲善”，以图抢在中美、中英之前与汪伪订约。蒋介石在英国“拒签新约”、日伪可能抢在中英之先订约的双重压力下，向英国作了根本性的让步，于1942年12月31日指示国民政府正式同意不将收回九龙租借地问题与取消治外法权等问题合并提出。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对英外交，颇费心神”，“九龙（租借地）交还问题英坚不愿在新约内同时解决”，他只得“暂忍之”，同意在中英条约上签字；“待我签字之后，另用书面对彼说明，交还九龙问题暂作保留，以待将来继续谈判，为日后交涉之根据。”他还信誓旦旦地写道，作为“最后手段”，他准备“一俟战后，用军事手段（将九龙租借地）由日军手中取回。则彼虽狡猾，亦必无可如何。”
蒋介石的本意是赶在日伪之前于1943年元旦签订中美、中英新约。但由于英国拖延，直到1943年1月11日才签订这两个条约（日伪条约已于1月9日签字）。在当天于重庆签字的《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中，只字没有涉及九龙租借地问题。同一天，宋子文照会薛穆，声明中国政府对九龙租借地“保留日后提出讨论之权。”战时中国收回九龙租借地的交涉，至此又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
1942年是中国废除列强在华特权和不平等条约的有利时机。不能讳言，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虽然对英美有严重的依赖性，但当时确想乘机收回尽可能多的外人在华利权。通过1943年1月的中英新约，中国废除了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和1901年的辛丑条约，收回了北平使馆租界及上海、厦门公共租界的行政管理权，收回了天津、广州的英租界，如此等等。这件事发生在英国用炮舰打开中国大门、逼签中英《南京条约》，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100周年之际，不能不说是历史的巧合。这是中华民族废除不平等条约斗争史上的一件大事。这个成就的取得，从根本上说，应当归功于正与日寇浴血奋战的中国人民。
然而应该指出，此次交涉中未能收回九龙租借地，确是国民政府的无能。国民政府在中美、中英新约签订后的第二天发表的文告中，宣布中国自此已获得与各国“并驾齐驱”的“完全独立平等自由之地位”，未免言过其实。此次中国未能收回九龙租借地，固然是英国坚持殖民主义所致，但与国民政府争取不力、态度软弱也有直接关系。如上所述，当时收回九龙租借地，有绝好的国际国内条件。本应把握时机，据理力争，坚持原则，以求成功。即使英国顽固不让，也不妨拒签新约，以待来日。即便如此，英国亦无法责难中国破坏盟国团结。相反，英国作为中国盟国，抓住在华租借地这种特权不放，倒是有害于盟国团结的。故条约不成，失理仍在英方。在当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民族解放浪潮空前高涨，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崩溃已经不可逆转。即使新约暂时不订，战争胜利以后，英国岂能长期保持在华特权和租借地不放？宋子文作为中方首席代表，不能洞察世界大势，目光短浅，心理软弱，企图以妥协退让来换取与英国的“团结”，结果中国愈退，英国愈进，终于造成中方有理而受挫，英方无理而制胜的局面。对此，宋子文是不能辞其咎的。至于蒋介石，他虽然想收回九龙租借地，并为此作了一些努力，但在英国死硬的立场面前，仍没有坚持到底，最终还是对英国委曲求全，致使收回九龙租借地一事功亏一篑，坐失良机。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收复香港的良机再至。可是，由于蒋介石奉行矛头对内、坚决反共的错误政策，急于抢夺抗战胜利果实，他早已把自己关于战后重新提出交涉和“用军事力量从日军手中取回”九龙租借地的誓言忘到九霄云外；相反，倒是急急忙忙地向英国宣布他对香港“没有野心”。结果是让英国抢先重新占领了香港。不仅如此，蒋介石作为同盟国中国战区（香港属于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本有权接受香港日军的投降，可是最后连这个受降权事实上也被英国人夺去。这是国民政府在收复香港问题上的第二次坐失良机，是对“四强”之一中国的莫大讽刺，也是它的历史悲哀。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告了中国半殖民地时代的终结，第一次为香港地区的回归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着我国国力的日趋强盛、香港新界租期的行将届满和国际形势出现有利的变化，到80年代初，收回香港提上了议事日程。1984年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原则上最终解决了香港的回归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不久前产生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任命了特别行政区政府的主要官员，香港的顺利回归和平稳过渡已在意料之中。这是“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和港人治港方针的成功实践。百年屈辱，即将涤荡殆尽，国人无不为此而扬眉吐气，并对回归后香港的繁荣稳定充满信心。
在欢庆香港即将回归的同时，我们切不可忘记收复香港的漫长而艰苦的历程，当思今日成就的取得来之不易。收复香港的百余年历史，再一次向我们证明了落后必挨打、弱国无外交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证明了一个闭关自守、不求革新、内部不稳、国力不振、腐败落后的国家，是断不能保持自身的独立和领土完整的，要求它“重头收拾旧山河”，也是不可能的。只有在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社会主义，才能最终实现中华民族几代人为之奋斗的夙愿，只有改革开放，保持稳定团结，自立自强，力争先进，不断增强国力，才是唯一的卫国兴邦之道。
1841年，英国强占香港岛后，清政府曾试图用武力予以收复，道光帝为此下了几十道谕旨，一些封疆大吏也曾上折具奏，但清政府没有能力捍卫国家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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