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理学家周敦颐是第一个标榜“文以载道”的，这个观点是从荀子、刘勰、韩愈等人的“文以明道”“文以贯道”发展而来的。荀子将“道”看作是客观事物的规律；刘勰在《原道》中明确提出“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韩愈以儒家“道统”的继承者自居，尊崇古道，重“道”不轻“文”；周敦颐在他的《通书文辞》中提出“文所以载道也”，强调了“圣人之道”，有重道轻文的倾向。明末清初的黄宗羲提出“文之善恶，视道合离”，他的“道”不同于理学家们脱离实际、空谈心性的“道”；清代的章学诚总结了文道关系的论争，他说“盖文固以载理也，且文亦自有理”，提出了文道统一论。
在对“文”“道”关系作了溯源性的梳理后，可以看出“文”“道”关系的密不可分。何为“文”，何为“道”，人们对它们有着宽泛的理解，因此“文”“道”两字内涵的宽泛性可让我们借之表达出艺术及其所体现的道德观念、精神理念之间的关系。因为艺术属于文化范畴，“文”由此可代表艺术文化，“道”可泛指各个历史发展时期的思想道德、理念精神和文化心态。“文以载道”可延伸理解为每一个历史时期的艺术作品都负载着的时代精神、理念心态、审美情趣。例如：
中国商周时期青铜器中的礼器以其奇特的造型、神秘的文饰、沉重的体积，给人神秘、狰狞、严厉之美，由此而体现出商周时代王权神权威严、尊卑贵贱分明的时代特征。
秦始皇兵马俑形象写实的造型、严谨的布局，气势磅礴、威武雄壮的军阵场面，再现了秦军奋击百万、勇于攻战、一扫六国的宏伟气派。
以霍去病墓前“马踏匈奴”为代表的汉代石刻艺术因其巧妙的艺术构思而成为思想性与艺术性完美统一的典范，表现了深沉雄大的汉风汉魂。
东晋著名画家顾恺之的成名之作——金陵瓦官寺的维摩诘像画得“清羸示病”、“隐几忘言”，表现了维摩诘在病中与文殊菩萨辩论的容貌和神态，显现了崇尚清谈、玄谈的六朝之风；而敦煌壁画中盛唐103窟的维摩诘经变相里的维摩诘居士具有双眉扬起、目光炯炯的神采，八面生动，个性极强，体现了繁盛、豪放的盛唐之风。
敦煌壁画北朝时期的作品题材多为强调苦修行、大施舍的佛教“本生故事”，体现了北朝时期政权频繁更迭、战乱不已，民生多灾多难，人们希冀脱离轮回，跳出苦海的社会背景；而盛唐时期壁画作品的主要题材大多是净土宗极乐世界经变故事，这是与当时富庶繁盛的社会背景，以及人们追求绚丽生活情调的社会风尚相呼应的。
从宋朝苏轼发轫的文人画以墨竹、墨梅、山水树石等为题材，以平淡素雅、自然清新的艺术风格、寄情书胸臆的特征体现了追求主观情趣表达的文人心态和审美视角；而明清写意式江南园林艺术体现了与文人画相同的意境追求和审美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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