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0-01-04
我找到一篇论文,与楼主标题叫类似。你可以参考这篇论文进行揣摩,以帮助你理解。
在我们这个时代,在当代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发展和地位,以及马克思主义与现代西方美学思潮的关系,人们的认识曾显得相当模糊和混乱。且不说各种信口开河的议论,就连一些专治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发展史的同志也感到困惑和茫然。乍看起来,马克思主义与现代西方美学思潮之间的关系是很容易说明的,然而,细细想来,这里不仅涉及一系列美学史的问题和事实,而且还包含着非常重大的美学问题。例如,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是否属于马克思主义美学传统的问题,最终必然涉及对马克思主义美学本质的理解,反过来影响我们关于现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体系的理论建设。在西方文化中,本世纪五十年代英美新批评派解体同时,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方法和原则在当代美学思潮中的影响是引人注目的,成为后现代主义美学发展的重要动因。认真地思考和分析这种现象,对我们建立现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可提供一个有益的借鉴。 韦勒克的《现代批评史》把现代美学的起源确定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浪漫主义文学理论。从维柯到诺·佛莱的原型批评,西方现代美学一直围绕着现象与现实的关系而展开。由于现代人和现代艺术所承受的沉重的文化压力和现实压力,现代美学极力割断想象与现实的关系,把思辨的焦点聚集在想象的哲学本质和审美功能方面来。正如马克思早就指出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以深刻的分裂和对立为基础,这种分裂和对立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范围内得到彻底解决。但是,否定这个基础的需要和力量却只能从这个社会中孕育出来。显然,马克思的这个思想对于西方现代美学思潮也是适用的。以想象为中心,以二元分裂为哲学基础的西方现代美学,其终结和出路只能来自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某种力量。从这个角度理解问题,我们就会看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可以成为我们超越西方现代其他美学思潮,建立现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一个中间环节。 早在十六、十七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就敏锐地感受到诗人与社会大众的分裂,看到了感性与理性的对立。英国浪漫派把诗人放到至高无上的地位,看作是社会的理想和希望的化身。他们用民俗、乡间故事、远古传说等大众化的题材和形式来创造艺术,把个体感受和普遍的文化形式结合起来,从而超越现实中所感受到的对立和孤独。从雪莱到柯勒律治,英国浪漫派诗人系统地论述了现代艺术的核心概念:想象。想象不仅伴随着巨大的情感和热情,而且绝对自由,不受外在现实世界所干扰和支配。现实生活在一切方面都已经完全异化了、破碎了,美好而完整的世界仅仅作为一个美丽动人的梦而残留在人们的意识深处。人与人之间在血缘上、情感上、理智上相互联系的纽带都断裂了。人不再信任他人,也不再具有共同的情感交流媒介(远古的祭坛、中世纪的教堂)。因此,诗人们从梦中获得灵感,从远古神话和乡野的秋愁中寻求心灵的寄托。由英国浪漫派诗人所提出的这个主题,经过德国古典哲学的系统论证,成为近百年来美学和艺术理论著作最基本的主题。 在西方现代美学的理论发展中,英美新批评系统地用康德哲学来说明艺术和艺术的发展。新批评的主要旗帜是文学的艺术性,其理论基础一个是康德关于想象力的哲学论证,另一个是近代实证主义思潮关于“科学性”概念的理论假定。在英国浪漫派那里,文学的艺术性是通过新柏拉图主义的神秘观念来说明的(例如雪莱),而二十世纪的英美新批评则致力于用现代的“科学”方法来说明这些问题。新批评详细研究了文学作品的形式,提出了后来影响很大的文学自律性原则。新批评认为,文学作品与一般文献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在作品的形式方面,文学作品是完美的、自成一体的艺术世界。优秀的作品彻底摆脱了外在世界的原形和现实世界的阴影,构筑起一个仅仅属于文学的内在世界。这是一个由想象、变形、隐喻、象征、神话和传奇所构成的美丽世界,艺术家自由的想象,便是这个世界的基础。事实上,随着文学自律性原则的确立,康德关于现实与彼岸世界、感性和理性、优美与崇高,关于纯粹美与依附美对立的一系列论述,关于艺术与现实的对立,关于想象与必然性的对立,关于艺术家高于一般大众的二元论观点也就得到了普及和确立,以及“科学的”表达。 新批评是一种非常狭隘的形式主义理论,它把文学与社会生活绝然地分割开来,试图论证纯粹完整的文学内宇宙。新批评在英美批评界雄踞了几十年之久,至今仍然有相当大的影响。这原因是复杂的。新批评理论来自实证主义和美学人道主义。这两种在现代西方文化中相互冲突的文化动因,在康德式的二元论哲学的框架中却达到某种协调与统一。从某种意义上说,康德哲学是一个现代神话,具有极大的理论张力,历史的发展和变革被拒斥于这个恒定的理论模式之外,时间的河流外在于文学内宇宙而随意奔流。艺术想象的内在自由因为它具有客观的、外在于我们的对象(语言形式)而确证,文学的客观规律存在因为文学是想象和心灵的产物而具有绝对的权威性和至上性。在二元论的理论基础上,这两个命题相互确证。要打破这种理论格局只有一种可能:把历史的辩证法引入文学理论和美学命题。 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美学对现代资产阶级美学思潮的一次有力冲击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德国兴起的现象学运动密不可分。本雅明、布洛赫、费歇尔、阿多诺、马尔库塞都是在当时现象学占统治地位的德国获得博士学位或开始学术生涯,萨特虽然在法国接受高等教育,但也是在赴柏林进修后才完成自己的理论准备。我们知道,从胡塞尔开始的现象学运动一开始就把批判的矛头指向长期在英美哲学界占统治地位的实证主义思潮。胡塞尔写道:“有人打算把属于物理学的那种同样的客观性给予心理学,这就使心理学成为不可能的了。实际上,就精神,个人的主观性,亦即一个孤立的存在者的主观性或包含在历史和社会中的主观性而论,要给予它以与自然科学的客观性相类似的客观性就显然是荒谬的了。”(注1)把文学的存在与自然的存在并列起来,用自然科学的科学性要求文学理论和美学,是英美新批评的基本特征。因此,从本雅明到萨特,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家的一个共同的理论特征,就是对文学自律性这个新批评运动的理论基础进行批判。文学不是一个纯粹客观的对象,它的存在和意义都与我们主体的状况息息相关地交融在一起,由此,马克思所热望的改造世界的努力,就从仅仅对客观必然性的关心转移到对主体状况的批判性考察方面来。正是在这个背景上,本世纪二十到五十年代,马克思主义美学与现象学运动相结合,其结果不仅导致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本身的变化,也强化了现象学运动对实证主义思想的攻击和批判。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