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州团练副使一职相当低微，并无实权，而此时苏轼经此一役已变得心灰意冷。苏轼到任后，心情郁闷，曾多次到黄州城外的赤壁山游览，写下了《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名作，以此来寄托他谪居时的思想感情。
公务之余，他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苏轼在这时起的。
贬谪黄州是苏轼人生中经历的第一次大的挫折，是他整个人生尤其是其词创作的转折点，也是儒道禅这几种精神力量在他内心纠结得最紧、矛盾冲突最厉害的时期。比之于苏轼其它时期的词作，黄州词所表露出来的心灵世界的多层次性和生命存在状态的多元性更为特出、鲜明和完整。
正所谓“悲愤出诗人”，人生的不幸往往造就文人之大幸。黄州时期是苏轼词作的丰收期，据薛瑞生先生考证，苏轼自元丰三年（1080年）二月一日至元丰七年（1084 年）四月一日谪居黄州时期，词作近 100 首，占其整个一生词作总数的四分之一（词作总数360 余首）。
扩展资料
被贬黄州期间，苏轼对词境的开拓还表现在朝外在世界的开拓上。晚唐五代文人的词作中所表现的生活场景很是局限，不过是亭台楼阁、绣户闺中而已。
宋朝后柳永将词境进行了开拓，于是词作里面开始出现对都邑市井的描写，张先则把词境的拓展倾向于日常生活与官场。苏轼在承继前人成就的基础上，对大自然的壮丽景色则做了浓墨重彩、波澜壮阔的描写。
如《满江红•江汉西来》中有“江汉西来，高楼下，蒲萄深碧。犹自带，岷峨雪浪，锦江春色”译文：长江、汉江从西方奔流直下，在黄鹤楼望去，浩淼的江水如葡萄般碧绿澄澈。江水相通，好像都带着岷山和峨嵋山融化的雪水浪花，这便是锦江的春色。
的句子，横贯着一种奔走流动的气势，更如《念奴娇•大江东去》描壮阔雄奇之景，浑厚深沉。
总之，黄州生活给予词人以众多的写作素材与灵感，使得苏轼的黄州词在词境开拓这一方面有了显著的成绩。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苏轼
温馨提示：答案为网友推荐，仅供参考
第1个回答 推荐于2017-11-22
苏轼谪居黄州期间的心路历程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澹州。”贬谪黄州是苏轼人生中经历的第一次大的挫折，是他整个人生尤其是其词创作的转折点，也是儒道禅这几种精神力量在他内心纠结得最紧、矛盾冲突最厉害的时期。比之于苏轼其它时期的词作，黄州词所表露出来的心灵世界的多层次性和生命存在状态的多元性更为特出、鲜明和完整。
正所谓“悲愤出诗人”，人生的不幸往往造就文人之大幸。黄州时期是苏轼词作的丰收期，据薛瑞生先生考证，苏轼自元丰三年（1080年）二月一日至元丰七年（1084 年）四月一日谪居黄州时期，词作近 100 首，占其整个一生词作总数的四分之一（词作总数360 余首）。通过纵观这近百首词去透视苏轼贬黄时期的心态，我认为从“失意苦闷”、“乐观旷达”、“了悟人生”三个方面，来看苏轼在黄州期间的心路历程。
失意苦闷：
乌台诗案后，苏轼被贬到黄州，他的正式官衔美其名曰“责授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岛安置”。“本州岛安置”意味着不得参与公事，这对于仕宦之人来说，几近于流放。乌台诗案之前，苏轼仕途虽然没有如“当时共客长安”时，“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那么得意顺畅，但他外任地方官的：杭州、密州、徐州、湖州倒也不失为富庶之地，虽未跻身魏阙、杭州通判，密州、徐州、湖州知州确也是不低的实职，可供有所作为，“苏堤”便是其业绩之一。然而黄州却是个“此间但有荒山大江，修竹古木”的蛮荒之地，而且不得参与公事，欲有为却偏缚紧了手脚，个中滋味可想而知。
“湿薪如桂米如珠，冻吟谁伴捻髭须”（《浣溪沙·半夜银山上积苏》），“孤坐冻吟谁伴我，揩病目，捻衰髯”（《江城子·黄昏犹是雨纤纤》）， 这形象地写出了苏轼作为一个失意文人士大夫——迁客骚人的凄凉无奈。“吟”字之前加一“冻”字，吟本无所谓冷暖，置一“冻”字，寒意即出，似乎苏轼在咀嚼体味这人生之凄凉，用现在的话来说，这里运用了通感的修辞手法。而坐是“孤”坐，“谁伴”即无人伴，这透露出了苏轼心里的寂寞与孤独。贬黄之时，苏轼四十有三，“衰髯”、“病目”，已见人生之秋矣。
这些字眼传递给我们的是这样一个信息：词人贬黄之时，生活上、心灵上都是很“失意苦闷”的，正如他自言“看取雪堂坡下，老农夫凄切”，倍感人生之多艰难度：“终不羡人间，人间日似年。”（《菩萨蛮·风回仙驭云开扇》）
再试比较两首中秋词中的句子：“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酒贱常愁客少，明月多被云妨，中秋谁与共孤光。把酒凄然北望。”（《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作于熙宁九年（1076 年）中秋，苏轼时为密州知州；《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则作于被贬黄州之时。在密州之时，与子由分离两地，虽然作者恨月“长向别时圆”，对“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这固有的缺憾感到无奈，但尚且能自我宽慰：“此事古难全。”在最后，仍能乐观地为人生缺憾划上一个大大的满圆：“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此词虽是离别怀人之作，却不像其它作品那样弥漫着悲愁之绪，而得之以飘逸。
再看黄州中秋所作的《西江月》，却别是一番滋味。此时之月是“明”的，但主观之景却迥异于客观之景，出现在作者脑海中的是一个与眼前之景对立的暗色调画面，“多被云妨”，明月往往被云遮住了亮光——
美好的理想、希望也往往受阻难以实现。黄州之前还能光明地设想即使相隔千里之遥也能共有一轮明月，而今却是“谁与共孤光”，月光并未变，变的是人生的处境和心境。贬谪黄州，作者内心充满的是对人生的孤独凄凉感，以此心观物，物皆着我之色，故光也是“孤”的。所以，“把酒”也不再是痴痴地闲问青天“明月几时有”那样悠然浪漫，而是“凄然北望”，胸中有万语要吐，却只能哽于喉中，一切归于寂，时间的流逝也仿佛为这沉痛的时刻而止。比较这两首中秋之词后，我们可以看到苏轼贬黄前后心态发生的转变有多大。
乐观旷达：
体味了人生如此多的“失意”之后，苏轼虽然觉得人生虚幻，但并未因此而沉沦，而是在心灵上做着积极的求索，以摆脱这种外界世事在心理上造成的“失意”感。东坡的失意苦闷之情逐渐演化为坦然超旷之态。《定风波》是这种旷达心态的代表作：“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自然界的风雨既属寻常，毫无差别，社会人生中的政治风云荣辱得失又何足挂齿?一种处风雨忧患而放旷超脱的心态流露笔端。经过了各种思考与思想的磨练后，“苏东坡在黄州形成了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是其人生观的最终表现形式。深刻的人生思考使苏轼对沉浮荣辱持有冷静、旷达的态度，苏轼在逆境中的诗篇当然含有痛苦、愤懑、消沉的一面，如在黄州作的《寒食雨二首》，写‘空疱煮寒菜，破灶烧湿苇’的生活困境和‘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的心态，语极沉痛。但苏轼更多的诗则表现了对苦难的傲视和对痛苦的超越。黄州这座山环水绕的荒城在他笔下是“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初到黄州》），多石崎岖的坡路则被写成“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东坡》）。这种乐观旷达的核心是坚毅的人生态度和不向厄运屈服的斗争精神，所以苏轼在逆境中的诗作依然是笔势飞腾，辞采壮丽，并无衷疲颓唐之病。即使在面临生死考验的关头，他也始终保持着顽强乐观的信念和自适的人生态度：莫听穿林打叶音，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闲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定风波》），他比较完整地表现出由积极进取转而压抑苦闷又力求超脱自适的心路历程和他疏狂浪漫、多情善思的个性气质。再次，苏轼在逆境中豁达乐观，自强不息，这不仅表现在他的个人精神世界，还表现在他的辉煌的政绩。“谁道人生无再少?君看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浣溪沙·山下兰芽短侵溪》旷达如此!“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干》)。苏轼正是这句古老格言的贯彻者：天之所以刚健而不屈者，其动而不息也。维其动而不息，是以万物杂然各得其职而不乱，其光为日月，其文为星辰，其威为雷霆，其泽为雨露，皆生于动者也。使天而不知动，则其块然者将腐坏而不能自持，况能以御万物哉!
了悟人生：
从被贬黄州以后的苏轼的诗词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傲视磨难艰危，谈笑生死，履险如夷，把儒家士大夫“仁者不忧”、“君子坦荡荡”、“浩然之气”的精神与佛家“当下即是”、“看穿顺逆”的思想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更为超脱达观的人生哲学。同时，依靠艺术的激情来完成心理的宣泄，苏轼曾经自述：“吾酒后，乘兴作数千字，觉酒气拂，从十指出也。”试看“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者甚干忙？前事既定，谁弱又谁强？且趁闲身未老，须放我，些子疏狂。百年里，浑叫是罪，三万六千场，一叶轻舟穿淼茫。”《雨夜宿净行院》“君看岸边苍石上，石来稿眼如蜂窠。但应此心无所往，造物虽弛如吾何？”《百步洪》履危难而处之泰然，历沧桑而洞观人生。贬谪心态中最有现实意义和历史价值的部分，是个人痛苦解决之后思想境界的升华，对后代士人的影响尤为深刻。将对于人生诸种问题的思考作了超妙绝伦的解答，注入了对人生最深沉的思考：这种终极意义的哲理集中表现在《前赤壁赋》中，苏轼将对于人生诸种问题的思考作了超妙绝伦的解答，注入了对人生最深沉的思考：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此赋先是触景生情，生出古今如梦功业难久，人生渺小年命不永，与求仙无望的带有普遍性的人生失意、生命无常的苦闷与感喟。继而又对这人生之大困惑作出超然的解答。既看到生命流逝，又看到其常住不尽有永恒的价值存在，故无所慕无所憾恨。物各有主，人有定分，惟与江上之清风明月适值相遭，取之于自然而形成恬淡自适之审美人生，从哲思与历史的高度审视个体生命的存在，获得一种超脱旷达快乐的人生观。谢枋得《文章轨苑》卷七指出，此赋得庄骚之妙。诚如此言，东坡贬逐黄洲，如屈子之远游，“如怨如慕”；而能以庄生天簌，悟变不变之妙理，超然于万物超然于人生。庄骚两灵魂，其意绕缭于笔端。
李泽厚先生在《美的历程》中提到“苏轼的意义”，内涵有三：第一，苏轼是封建士大夫进取与隐退的矛盾双重心理达到最理想化融合的鲜明人格化身：第二，上述人格精神演绎在诗文中，便成了对人生空寞的深沉感喟：第三，质朴无华，平淡自然的情趣与韵味的追求，在苏轼身上幻化成一种随遇而安、随缘自适的人生理想和生活态度，并被“提到某种透彻了悟的哲理高度。诚如李先生所言，苏轼对后人有着极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限于美学范畴，而且在哲学与宗教上也有所涉及，因为趣味的一致，最终还要皈依到思想的认同、心灵的契合乃至精神的升华。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澹州。”贬谪黄州是苏轼人生中经历的第一次大的挫折，是他整个人生尤其是其词创作的转折点，也是儒道禅这几种精神力量在他内心纠结得最紧、矛盾冲突最厉害的时期。比之于苏轼其它时期的词作，黄州词所表露出来的心灵世界的多层次性和生命存在状态的多元性更为特出、鲜明和完整。
正所谓“悲愤出诗人”，人生的不幸往往造就文人之大幸。黄州时期是苏轼词作的丰收期，据薛瑞生先生考证，苏轼自元丰三年（1080年）二月一日至元丰七年（1084 年）四月一日谪居黄州时期，词作近 100 首，占其整个一生词作总数的四分之一（词作总数360 余首）。通过纵观这近百首词去透视苏轼贬黄时期的心态，我认为从“失意苦闷”、“乐观旷达”、“了悟人生”三个方面，来看苏轼在黄州期间的心路历程。
失意苦闷：
乌台诗案后，苏轼被贬到黄州，他的正式官衔美其名曰“责授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岛安置”。“本州岛安置”意味着不得参与公事，这对于仕宦之人来说，几近于流放。乌台诗案之前，苏轼仕途虽然没有如“当时共客长安”时，“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那么得意顺畅，但他外任地方官的：杭州、密州、徐州、湖州倒也不失为富庶之地，虽未跻身魏阙、杭州通判，密州、徐州、湖州知州确也是不低的实职，可供有所作为，“苏堤”便是其业绩之一。然而黄州却是个“此间但有荒山大江，修竹古木”的蛮荒之地，而且不得参与公事，欲有为却偏缚紧了手脚，个中滋味可想而知。
“湿薪如桂米如珠，冻吟谁伴捻髭须”（《浣溪沙·半夜银山上积苏》），“孤坐冻吟谁伴我，揩病目，捻衰髯”（《江城子·黄昏犹是雨纤纤》）， 这形象地写出了苏轼作为一个失意文人士大夫——迁客骚人的凄凉无奈。“吟”字之前加一“冻”字，吟本无所谓冷暖，置一“冻”字，寒意即出，似乎苏轼在咀嚼体味这人生之凄凉，用现在的话来说，这里运用了通感的修辞手法。而坐是“孤”坐，“谁伴”即无人伴，这透露出了苏轼心里的寂寞与孤独。贬黄之时，苏轼四十有三，“衰髯”、“病目”，已见人生之秋矣。
这些字眼传递给我们的是这样一个信息：词人贬黄之时，生活上、心灵上都是很“失意苦闷”的，正如他自言“看取雪堂坡下，老农夫凄切”，倍感人生之多艰难度：“终不羡人间，人间日似年。”（《菩萨蛮·风回仙驭云开扇》）
再试比较两首中秋词中的句子：“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酒贱常愁客少，明月多被云妨，中秋谁与共孤光。把酒凄然北望。”（《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作于熙宁九年（1076 年）中秋，苏轼时为密州知州；《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则作于被贬黄州之时。在密州之时，与子由分离两地，虽然作者恨月“长向别时圆”，对“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这固有的缺憾感到无奈，但尚且能自我宽慰：“此事古难全。”在最后，仍能乐观地为人生缺憾划上一个大大的满圆：“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此词虽是离别怀人之作，却不像其它作品那样弥漫着悲愁之绪，而得之以飘逸。
再看黄州中秋所作的《西江月》，却别是一番滋味。此时之月是“明”的，但主观之景却迥异于客观之景，出现在作者脑海中的是一个与眼前之景对立的暗色调画面，“多被云妨”，明月往往被云遮住了亮光——
美好的理想、希望也往往受阻难以实现。黄州之前还能光明地设想即使相隔千里之遥也能共有一轮明月，而今却是“谁与共孤光”，月光并未变，变的是人生的处境和心境。贬谪黄州，作者内心充满的是对人生的孤独凄凉感，以此心观物，物皆着我之色，故光也是“孤”的。所以，“把酒”也不再是痴痴地闲问青天“明月几时有”那样悠然浪漫，而是“凄然北望”，胸中有万语要吐，却只能哽于喉中，一切归于寂，时间的流逝也仿佛为这沉痛的时刻而止。比较这两首中秋之词后，我们可以看到苏轼贬黄前后心态发生的转变有多大。
乐观旷达：
体味了人生如此多的“失意”之后，苏轼虽然觉得人生虚幻，但并未因此而沉沦，而是在心灵上做着积极的求索，以摆脱这种外界世事在心理上造成的“失意”感。东坡的失意苦闷之情逐渐演化为坦然超旷之态。《定风波》是这种旷达心态的代表作：“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自然界的风雨既属寻常，毫无差别，社会人生中的政治风云荣辱得失又何足挂齿?一种处风雨忧患而放旷超脱的心态流露笔端。经过了各种思考与思想的磨练后，“苏东坡在黄州形成了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是其人生观的最终表现形式。深刻的人生思考使苏轼对沉浮荣辱持有冷静、旷达的态度，苏轼在逆境中的诗篇当然含有痛苦、愤懑、消沉的一面，如在黄州作的《寒食雨二首》，写‘空疱煮寒菜，破灶烧湿苇’的生活困境和‘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的心态，语极沉痛。但苏轼更多的诗则表现了对苦难的傲视和对痛苦的超越。黄州这座山环水绕的荒城在他笔下是“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初到黄州》），多石崎岖的坡路则被写成“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东坡》）。这种乐观旷达的核心是坚毅的人生态度和不向厄运屈服的斗争精神，所以苏轼在逆境中的诗作依然是笔势飞腾，辞采壮丽，并无衷疲颓唐之病。即使在面临生死考验的关头，他也始终保持着顽强乐观的信念和自适的人生态度：莫听穿林打叶音，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闲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定风波》），他比较完整地表现出由积极进取转而压抑苦闷又力求超脱自适的心路历程和他疏狂浪漫、多情善思的个性气质。再次，苏轼在逆境中豁达乐观，自强不息，这不仅表现在他的个人精神世界，还表现在他的辉煌的政绩。“谁道人生无再少?君看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浣溪沙·山下兰芽短侵溪》旷达如此!“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干》)。苏轼正是这句古老格言的贯彻者：天之所以刚健而不屈者，其动而不息也。维其动而不息，是以万物杂然各得其职而不乱，其光为日月，其文为星辰，其威为雷霆，其泽为雨露，皆生于动者也。使天而不知动，则其块然者将腐坏而不能自持，况能以御万物哉!
了悟人生：
从被贬黄州以后的苏轼的诗词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傲视磨难艰危，谈笑生死，履险如夷，把儒家士大夫“仁者不忧”、“君子坦荡荡”、“浩然之气”的精神与佛家“当下即是”、“看穿顺逆”的思想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更为超脱达观的人生哲学。同时，依靠艺术的激情来完成心理的宣泄，苏轼曾经自述：“吾酒后，乘兴作数千字，觉酒气拂，从十指出也。”试看“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者甚干忙？前事既定，谁弱又谁强？且趁闲身未老，须放我，些子疏狂。百年里，浑叫是罪，三万六千场，一叶轻舟穿淼茫。”《雨夜宿净行院》“君看岸边苍石上，石来稿眼如蜂窠。但应此心无所往，造物虽弛如吾何？”《百步洪》履危难而处之泰然，历沧桑而洞观人生。贬谪心态中最有现实意义和历史价值的部分，是个人痛苦解决之后思想境界的升华，对后代士人的影响尤为深刻。将对于人生诸种问题的思考作了超妙绝伦的解答，注入了对人生最深沉的思考：这种终极意义的哲理集中表现在《前赤壁赋》中，苏轼将对于人生诸种问题的思考作了超妙绝伦的解答，注入了对人生最深沉的思考：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此赋先是触景生情，生出古今如梦功业难久，人生渺小年命不永，与求仙无望的带有普遍性的人生失意、生命无常的苦闷与感喟。继而又对这人生之大困惑作出超然的解答。既看到生命流逝，又看到其常住不尽有永恒的价值存在，故无所慕无所憾恨。物各有主，人有定分，惟与江上之清风明月适值相遭，取之于自然而形成恬淡自适之审美人生，从哲思与历史的高度审视个体生命的存在，获得一种超脱旷达快乐的人生观。谢枋得《文章轨苑》卷七指出，此赋得庄骚之妙。诚如此言，东坡贬逐黄洲，如屈子之远游，“如怨如慕”；而能以庄生天簌，悟变不变之妙理，超然于万物超然于人生。庄骚两灵魂，其意绕缭于笔端。
李泽厚先生在《美的历程》中提到“苏轼的意义”，内涵有三：第一，苏轼是封建士大夫进取与隐退的矛盾双重心理达到最理想化融合的鲜明人格化身：第二，上述人格精神演绎在诗文中，便成了对人生空寞的深沉感喟：第三，质朴无华，平淡自然的情趣与韵味的追求，在苏轼身上幻化成一种随遇而安、随缘自适的人生理想和生活态度，并被“提到某种透彻了悟的哲理高度。诚如李先生所言，苏轼对后人有着极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限于美学范畴，而且在哲学与宗教上也有所涉及，因为趣味的一致，最终还要皈依到思想的认同、心灵的契合乃至精神的升华。
参考资料：http://www.mc.e21.cn/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25148
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第2个回答 2009-11-04
苏轼被贬谪黄州，是他的人生经历与思想变化的关键时期。巨大的反差与艰难的磨砺，使他的心态经历了由孤寂到淡泊、旷达的历程，使他的心灵得到调节和净化，使他的人格精神得到升华，为他达到文学创作的巅峰奠定了不可替代的精神基础。
苏轼是一位“奋历有当世志”（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的有为之士，自入仕以后，在政坛很有影响。当时正值王安石变法时期，朝廷围绕赞成变法与反对变法形成了新、旧两党。苏轼作为“旧党”的中坚人物之一，对王安石变法持否定态度，并屡作诗文讥讽，部分“新党”恨之入骨，欲除之而后快。元丰二年（1079年），御史李定、舒檀、何正臣等人摘录了苏轼诗文中的一些字句，断章取义，说他讪谤新法，将他弹劾，逮捕入狱，酿成有名的“乌台诗案”。（乌台，指御史府。《汉书·朱博传》：“御史府中列柏树，常有野乌数千栖其上。”因称御史府为“乌台”。）苏轼在狱中受尽折磨，因朝中同仁竭力相救，神宗也怜惜其才，才得以死里逃生，从轻发落，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州府的地方军事助理官员，列八品），但不得签署公事，实际上是流放黄州。
转瞬之间由仕宦变囚徒，由繁华京师到偏僻小城，“早岁便怀齐物志，微官敢有济时心”的雄心壮志被砸得粉碎，苏轼的仕途、生活、思想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巨大的反差，一时难以调节，使他在谪居黄州之初惊魂未定，余悸未消，心境十分凄凉，心态显得十分孤寂。
但是苏轼是一个天性旷达的人。在黄州安定下来之后，他尽力调整自己，心情一旦恢复正常，他心态中的主流——旷达即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
他的旷达是一种人生态度。受儒道释的影响，苏轼的人生观常常呈现两种面貌，一是儒士心态，一是隐士心态。在贬谪黄州之前，他以儒士心态积极有为于世，期望建不朽功勋，留万世芳名，表现出一种入世的旷达心境。但贬谪黄州之后，因乌台诗案的打击和朝廷政敌的迫害，他有为于世的儒士心态严重受挫，退隐以求超脱旷达的隐士心态支配着他的精神，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心灵净化，即内在超越的出世的旷达心境。
苏轼的旷达是一种胸怀。“乌台诗案”对他的人生来说是一次沉重打击，但被贬谪黄州之后，仅仅经历了短暂的惊恐，他的心态就迅速恢复了正常，心胸历平静而至旷达，不耿耿于冤屈，不戚戚于困境。这种旷达的胸怀在他黄州的作品中都有流露。
苏轼的旷达是一种性格。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指出，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的确，乐观、旷达的性格伴随着他的一生，正是这种性格，使他度过了艰辛的黄州生活。这种性格使苏轼在黄州的作品充满趣味。如有一天他在监仓刘唐年家里吃到一种油煎的米粉饼，又香又酥，他不禁啧啧称赞，就问刘唐年：“为甚酥？”在座的客人哈哈大笑，因为这是刘家自制的饼，没有名字，客人说就叫“为甚酥”吧。又有一天，苏轼到潘大临家里品尝潘家自酿的酒，酒味很酸，他笑着说：“不要是做醋时错着了水吧！”于是提议潘家将酒命名为“错着水”。其后东坡还曾写诗向刘唐年乞讨煎饼，说：“已倾潘子‘错着水’，更觅君家‘为甚酥’！”
苏轼是一位“奋历有当世志”（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的有为之士，自入仕以后，在政坛很有影响。当时正值王安石变法时期，朝廷围绕赞成变法与反对变法形成了新、旧两党。苏轼作为“旧党”的中坚人物之一，对王安石变法持否定态度，并屡作诗文讥讽，部分“新党”恨之入骨，欲除之而后快。元丰二年（1079年），御史李定、舒檀、何正臣等人摘录了苏轼诗文中的一些字句，断章取义，说他讪谤新法，将他弹劾，逮捕入狱，酿成有名的“乌台诗案”。（乌台，指御史府。《汉书·朱博传》：“御史府中列柏树，常有野乌数千栖其上。”因称御史府为“乌台”。）苏轼在狱中受尽折磨，因朝中同仁竭力相救，神宗也怜惜其才，才得以死里逃生，从轻发落，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州府的地方军事助理官员，列八品），但不得签署公事，实际上是流放黄州。
转瞬之间由仕宦变囚徒，由繁华京师到偏僻小城，“早岁便怀齐物志，微官敢有济时心”的雄心壮志被砸得粉碎，苏轼的仕途、生活、思想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巨大的反差，一时难以调节，使他在谪居黄州之初惊魂未定，余悸未消，心境十分凄凉，心态显得十分孤寂。
但是苏轼是一个天性旷达的人。在黄州安定下来之后，他尽力调整自己，心情一旦恢复正常，他心态中的主流——旷达即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
他的旷达是一种人生态度。受儒道释的影响，苏轼的人生观常常呈现两种面貌，一是儒士心态，一是隐士心态。在贬谪黄州之前，他以儒士心态积极有为于世，期望建不朽功勋，留万世芳名，表现出一种入世的旷达心境。但贬谪黄州之后，因乌台诗案的打击和朝廷政敌的迫害，他有为于世的儒士心态严重受挫，退隐以求超脱旷达的隐士心态支配着他的精神，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心灵净化，即内在超越的出世的旷达心境。
苏轼的旷达是一种胸怀。“乌台诗案”对他的人生来说是一次沉重打击，但被贬谪黄州之后，仅仅经历了短暂的惊恐，他的心态就迅速恢复了正常，心胸历平静而至旷达，不耿耿于冤屈，不戚戚于困境。这种旷达的胸怀在他黄州的作品中都有流露。
苏轼的旷达是一种性格。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指出，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的确，乐观、旷达的性格伴随着他的一生，正是这种性格，使他度过了艰辛的黄州生活。这种性格使苏轼在黄州的作品充满趣味。如有一天他在监仓刘唐年家里吃到一种油煎的米粉饼，又香又酥，他不禁啧啧称赞，就问刘唐年：“为甚酥？”在座的客人哈哈大笑，因为这是刘家自制的饼，没有名字，客人说就叫“为甚酥”吧。又有一天，苏轼到潘大临家里品尝潘家自酿的酒，酒味很酸，他笑着说：“不要是做醋时错着了水吧！”于是提议潘家将酒命名为“错着水”。其后东坡还曾写诗向刘唐年乞讨煎饼，说：“已倾潘子‘错着水’，更觅君家‘为甚酥’！”
第3个回答 2009-11-06
我也很喜欢苏轼
相似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