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诗是学习汉乐府结出的硕果。他采用乐府古题写时事，比如汉乐府的《薤露》和《蒿里》本是挽歌，曹操却用来描写当时的社会现实。又如《陌上桑》本写罗敷的故事，曹操改为写求仙；《秋胡行》本写秋胡戏妻，曹操用来抒发欲乘时努力，早成就霸业而前路坎坷、时势艰难的感慨。他的诗继承汉乐府的传统，既反映现实，又有很深的感慨，语言古朴率真，所以胡应麟说曹操《短歌行》等诗是“汉人乐府本色尚存”（《诗薮》内编卷一）。他的诗于悲凉之中多有跌宕慷慨之气，锺嵘说“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诗品》）；陈祚明评其诗 “跌宕悲凉，独致超绝”（《采菽堂古诗选》卷五）；冯班评其为“慷慨悲凉” （《钝吟杂录》）。如其《步出夏门行·龟虽寿》：
清人沈德潜说：“子桓诗有文士气，一变乃父悲壮之习矣。要其便娟婉约，能移人情。”（《古诗源》卷五）曹丕的新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个人情感的抒发。曹操是乱世英雄，所抒之情大都与历史命运感和平定天下的抱负有关，曹丕却更努力于个人情感的表达。他敏感而多情，在众宾欢坐的宴会上，他会突然体会到“乐极哀情来，寥亮摧肝心”（《善哉行》）；而琴瑟满堂，女娥长歌时，他又会因“为乐常苦迟”（《大墙上蒿行》）而心悲；同样，日暖花开，谷水潺湲的自然景物，给他带来的却是“月盈则冲，华不再繁”（《凡霞蔽日行》）的忧虑。他著名的作品《杂诗》，采用了《古诗十九首》的题材，然而他那“弃置勿复陈，客子常畏人”的体验，甚至超过了汉末游子自身的切肤之痛。他对人生中凄凉情感的体验，是超出于同时代其他诗人的。二是文人化艺术表现手法的使用与艺术风格的形成，这主要表现在语言的工丽绮练和艺术形式的创造上。曹丕善于选用清词丽句，配以谐和的音韵，表达他纤丽的情思。在艺术形式上，曹丕也勇于创新，他虽然仅存四十馀首诗，却是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杂言诸体具备。其中长篇杂言歌行《大墙上蒿行》，长达75句，三百六十馀字，三字至九字句都有，极尽纵横开阖之能事。王夫之说：“长句长篇，斯为开山第一祖。鲍照、李白，领此宗风，遂为乐府狮象。”（《船山古诗评选》卷一）。
曹植的诗确如钟嵘《诗品》所说：“骨气奇高，辞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他既不同于曹操的古直悲凉，又不同于曹丕的便娟婉约，而能兼有父兄之长，达到风骨与文采的完美结合，成为当时诗坛最杰出的代表。
曹植是第一位大力写作五言诗的文人。他现存诗歌九十馀首，其中有六十多首是五言诗。他的诗歌，既体现了《诗经》“哀而不伤”的庄雅，又蕴含着《楚辞》窈窈深邃的奇谲；既继承了汉乐府反映现实的笔力，又保留了《古诗十九首》温丽悲远的情调。这一切都通过他凝聚在五言诗的创作上，形成了他自己的风格，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诗的转变。“这是一个时代的事业，却通过了曹植才获得完成”。
曹植对诗歌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后人给予他极高的评价。钟嵘《诗品》说：“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谢灵运说：“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宋无名氏《释常谈》卷中引）张戒《岁寒堂诗话》说：“韩退之之文，曹子建、杜子美之诗，后世所以莫能及也。”曹植五言诗对后世诗坛影响很大，诚如胡应鳞指出的那样：子建“《虾�旦篇》、太冲《咏史》所自出也；《远游篇》，景纯《游仙》所自出也；‘南国有佳人’等篇，嗣宗诸作之祖； ‘公子敬爱客’等篇，士衡群制之宗。诸子皆六朝巨擘，无能出其范围。”（《诗薮》内编卷二）
参考资料：袁行霈《中国文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