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危亡——李世民：隋末唐初与突厥关系
隋末唐初的突厥傀儡：白榆妄、王须拔、魏刀儿、薛举、李轨、刘武周、苑君璋、张长逊、郭子和、刘季真、梁师都、高开道、王世充、窦建德、刘黑闼等十几个军阀势力都曾依附于突厥（如刘武周被突厥封为“定杨可汗”），隋朝后裔杨政道也曾在突厥的扶植下建立傀儡政权，罗艺、王君廓叛唐虽未逃到突厥，但曾以突厥之地为避难之所，李仲文起兵割据虽未成功，也曾与突厥筹划通谋。东突厥是隋末唐初中原军阀势力的后盾，也是内地战乱兵争的策源地。
——可见，隋末唐初不仅是统一战争，还是一场民族自卫反击战，是五胡乱华余焰日炽之危局，是汉朝旧疆和中华文化尚未完全光复与统一、随时可能胎死腹中之窘境，与秦朝汉朝之间、龙凤朝明朝之间、太平天国辛亥革命之间，具有相似的性质。李唐表面上，迫于均势的需要也向突厥称臣周旋，稳定后方，可目的与刘武周之流完全不同：“胡骑入中国，生民之蠹也。吾所欲得之者，恐刘武周引之共为边患。又，胡马行牧，不费刍粟，聊欲藉之以为声势耳。数百人之外，无所用之。”
早在617年，刘武周就引突厥进逼晋阳，李唐起兵借口之一便是王威、高君雅勾结突厥，对太原不利。李渊遣刘文静与突厥佯作谈判，所谓借两千匹马、五百兵，是唐军到黄河时才赶来，这是刘文静拖延突厥，以高明的外交手段，阻止了突厥入寇，李渊喜道：“兵少马多，皆君将命之功”。李渊给突厥约法三章，其中一条便是突厥不得深入内地，所谓“勿侵百姓，征伐所得子女玉帛归突厥”，是让突厥静候边关，坐享其成，以此虚言，骗得突厥屯兵不入。突厥提出“以兵马往之”、封李渊为王，李渊更是拒绝，自称大将军。故明末王船山赞道：“高祖慎之又慎，迟回而不迫起，坚忍自持，镇静之也。”“义所可为、仁所必胜也，天下不归唐，而尚谁归哉？
而李世民在统一战争进程中，打击突厥从不手软，无论是雁门解围、五陇空城还是渭水退敌，或者两度劝谏李渊对突厥不可绥靖（军帐夜哭、力阻迁都），在李靖和苏定方驱除两突厥、恢复汉家旧疆之前，就开始了。所以唐太宗登基前，指挥的几大战役，应该算民族自卫反击战的一部分。仗仗经典，都是军事教科书，而且都在他全国战略之中：
扶风、高坡、浅水原灭突厥傀儡——薛举之战。
北击突厥傀儡——刘武周、宋金刚之战。
东灭突厥傀儡——王世充、窦建德之战。
水淹突厥傀儡——刘黑闼之战。
这个过程中，还有三次智退突厥：雁门救驾、五陇阪空城计、六骑临渭水。
执政之后，其军事手笔更是出神入化，陆续击败所有外敌，收复并超越汉朝旧疆（尤其数百年沦陷的西域），四至州县府确立了中国的固有疆土，并使唐军战斗力近三百年而不坠，千载以下，令人心驰神往。
“年十八便为经纶王业，北剪刘武周，西平薛举，东擒窦建德、王世充。二十四而天下定，二十九而居大位。四夷降伏，海内乂安”“雪耻酬百王，除凶报千古”，诚哉斯言！
立典章——李世民与“中华法系”
唐法，以贞观律为框架，加上永徵律、开元律，综合成《唐律疏议》《唐六典》，承前启后，成为中华法系的代表。中华法系由唐法成熟，成为了世界上唯一一个从未中断的古文明法系，与欧陆法系、英美法系、印度法系、回回法系，并称为世界五大法系。
一方面，纵向地看，唐法创立了开放社会，使中国政治史走上良轨，宋明承袭唐制，在其基础上发扬光大，形成了两个文明顶峰。
后世学人在疏议序里注：“盖姬周而下，文物仪章，莫备于唐。”“乘之则过，除之即不及，过与不及，其失均矣。”
五代各国立法基本上取法于唐。
宋代“因唐律、令、格、式而随时损益。”
蒙元“参照唐宋之制。”
明代“宜尊唐旧”，明太祖下令“日进二十条”。
清末是中华法系挣脱异族桎梏的开端，当时沈家本重刻唐律疏议，序中说：“所载律条与唐律大同者四百一十有奇”。
钱穆先生更有言：“论中央政府之组织，结束了上半段历史上的三公九卿制，而开创了下半段的尚书六部制。论选贤与能，结束了上半段的乡举里选制，而开创了下半段的科举考试制。论租税制度，结束了上半段的田阻力役土贡分项征收制，而开创了下半段的单一税收制。论到军队，结束了上半段的普及兵役制，而开创了下半段的自由兵役制。综此几点，我们可以说：唐代是中国历史上在政治制度方面的一个最大的转捩中枢。”
可见，把握了唐法的内在价值，就把握了中国的政治精华，也就从一个侧面理解了宋明二朝达到顶峰的政治动力，以及中国持续前进的政治动力。
另一方面，横向地看，唐法创立了东南亚汉文明圈，给东方的兴盛和复兴奠定了根基。
日本法学家仁井田升曾说：“七世纪的唐律比十六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的卡罗林纳法有过之而无不及，同时也可以同十七世纪德意志法典相媲美。”
日本大化革新后，编定近江令、大宝律令，篇目大同于贞观令。
高丽王朝、安南的李陈黎三朝，“参用唐制，历代遵行”。
可见，东方以贞观律为蓝本的中华法系，和西方以拿破仑法典为蓝本的民法系一样，将世界政治文明推进到了成熟阶段，为后世政治的合理化和人性化提供了一个永久性的历史基础。
那么，贞观律、中华法系的基本原则，体现为何？
在立法上，如同拿破仑法典将法国大革命的平等精神固定下来一样，唐法孕含的“以民为本”“抚民以静”的伦理观，将古圣贤的教诲给予制度化的保障：国家正义性建立在多数个体认同基础上，体现为对大部分私人事务不加干涉。同时，“三省”发布、审查、执行命令，“六部”的恰当分工协作，代表国家的皇权与代表政府的相权的有效分立，也开创了“三权分立”等各类权力制衡的先例。
在司法上，唐法主张宽法缓刑，以致出现过全年死刑仅29人的现象；规定诏书必须由大臣副署后才生效，把制衡思想加以制度化。尽管是在皇权专制的背景下，却用法律形式主动限制自己的权力，这是“有限政府”“政府守夜人”的雏形。
在行政上，集中体现为“纳谏”，君臣共治，以至“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经济、军事、外交、哲学、艺术、科技等精神成果，无一不是良性法治的证明。
在选拔上，唐法将隋朝科举雏形给予制度化，向世人宣告了“匹夫可为宰相”。唯贤能是举、权责统一的授权模式由此实施，官民大范围沟通流动的体制由此开始，形成了中国政治的表征——既非西欧的等级政权、资本政权、阶级政权，亦非西亚、北非、南美的宗教政权，更非游牧民族的部族政权，而是——士人政权。
在法理上，以礼为立法根据，“礼法结合”，并开始以礼注释经典。“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末”，使延续数百年的引经决狱之风基本终结。
在用刑上，“务在宽简”。从刑罚体系看，用笞、杖、徒、流、死五刑，笞、杖均为独立刑且行刑规范；徒、流均有最高刑期，不得无期徒刑；死刑只用绞、斩，既无秦汉的五刑、车裂，也无后来的凌迟等酷刑。
在死刑数目上，比前期后代均有减省，条文110条，比隋减少92条，比东汉减少500条。
在刑罚执行上，也保持着重视人身、重视生命的作风，比如对自伤发肤者加刑，对死刑宣判要求三复奏、五复奏，比如死刑之前皇帝巡囚听冤、执行死刑时皇帝撤宫乐、着素衣等等。
在量刑幅度上，比历代更轻。以谋反为例，秦汉五刑、腰斩，后有凌迟，唐只斩；对家属，秦夷三族，汉不分老少皆弃市，唐仅刑及其父及16岁以上之子。
在定罪上，唐法有“疑罪从轻”的明文规定。
在科条上简约，仅12篇500条，是“大清律易遵，而例难尽悉”所不可比的。
除此之外，唐律也为民族国家的形成，提供了“内诸夏而外夷狄”成熟之法。内，即国民之凝聚，外，即主权之昭彰。
唐律疏议：“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
——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认真鉴别了属人、属地等原则的国际法条款，今日的国际法尚未超过这一条款的内涵。什么意思呢？这里说的化外人，即“夷狄”之意。这里说的法律，即“汉家法律”之意。意思是，如果夷狄犯法，同属夷狄自己族群内部的，则依他们的风俗，如果是不同族群之间，则依汉家法律。比如，若一个高丽人杀了另一个高丽人，按高丽的风俗法律处理，但若一个高丽人杀了一个百济人，则既不按高丽、也不按百济的风俗法律处理，而是按汉家法律处理。
唐律疏议接着解释道：“异类相犯，此谓东夷之人与西戎之人相犯，两种之人，习俗既异；夷戎之法，各又不等。不可以其一种之法断罪，遂以中华之政决之。此物皆为去王化辽远，各有君长之故，圣人但抚之教外，不以中华强之不能也，故许听其俗。”
——这是国际法最先进的原则之一，也是国际法的雏形之一。
唐律疏议又载：“边缘关塞，以隔华、夷。越度缘边关塞，将禁兵器私与化外人者，绞。共为婚姻者，流二千里。诸藩人所娶得汉妇女为妻妾，并不得将还藩内。藩客入朝，於在路不得与客人交杂（杂），亦不得令客与人言语。州、县官人若无事，亦不得与客相见。”
——稍有古文基础的人便知，这一法律是从武器、婚嫁各个方面防止异族，体现了极其强烈的华夷之辨。
贞观之治和大唐盛世受到如此推崇，并非一句“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文学语言所能解释，主要是由于唐朝宗老，严格按照黄帝学说约束皇权，尤其是唐朝的法治鲜明体现了四个特色：“抚民以静”“刑罚罕用”“声威远播”“世风宽容”。正如《道德经》所言，“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誉之。其次，畏之。其下，侮之。信不足，有不信焉。犹呵！其贵言。成事述功，百姓皆谓：我自然”，唐太宗李世民在黄帝民生之道的规范下，缔造了中国人记忆深处最杰出的治功、最昌明的文物、最强韧的国度，山川壮丽物产丰隆，炎黄世胄东亚称雄，为后世历朝历代复兴中华，奠定了牢不可破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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