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09-11-05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要把节约资源作为基本国策，发展循环经济，保护生态环境，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
环境问题成为发展的瓶颈
在人类的现代化进程中，工业化是其重要动力之一 ，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则为工业化增添了双翼，从而使人类社会取得了巨大的物质成就。这一切都是以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为基础的。
现代化是一个充满悖论特征的过程。在人类享受工业文明所带来的物质财富的时候，也逐渐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和难题，尤其是进入20世纪下半叶以来，人类在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的能力空前提高的同时，也造成了一些由于对科学技术运用不当和控制失调所导致的严重后果，最明显的表现是对自然的过度开发、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生态平衡遭到破坏所引发的生态危机。其原因不在于科学技术本身，而在于惟效率是从的发展观，由此引起人类发展进程中出现了一种片面化，即只强调对自然的征服和开发，而忽视了对环境的维持和保护。
20世纪虽是人类物质财富增长最快的时期，但同时也是全球生态状况遭受破坏最严重的时期。在物质财富增长的另一面，则是人与环境之间关系的紧张或对峙状态。
今天，在人类发展进程所面临的诸多重大难题中，最具“瓶颈”性质的无疑是环境问题。
我国的环境状况十分严峻
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与此同时，我国也正处在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十分严重的时期。
据有关专家分析，我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居世界第二位；水土流失面积达356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37．1％；沙化土地面积达约100万平方公里，且仍在继续增长。另外，森林覆盖率仅达到18．21％，草地退化面积达2／3。全球1121种濒危物种中，我国就占有190种。据统计，在全世界144个国家的主要资源人均占有量排序中，我国都比较靠后。土地、耕地、森林等均排在第100位以后，淡水资源量排在第55位以后。在矿产资源中，石油、天然气、铜和铝等重要矿产资源的人均储量，仅分别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的8．3％、4．1％、25．5％和9．7％。
我国环境问题的主要特征是：污染物排放量极大超过环境承载能力，环境污染十分严重；生态环境在建设的同时，又遭受破坏，且范围在扩大；原有的环境问题尚未解决，新的环境问题又在产生。可以说，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的一两百年中分期产生、分期解决的环境问题，在我国近20年的发展中集中地呈现出来。
目前我国已进入经济增长的加速时期，但粗放式增长方式使我国的资源、环境状况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剧。
构建与环境的新型关系
中国现代化进程应以独特的“后发优势”解决发展的“瓶颈”问题，它涉及发展的理论、模式、政策、机制以及伦理体系、公众心理等层面的内容。从根本上说，则是要重新达成人与环境之间的更高和谐状态。
1．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要求。科学发展观提出的基本原则是：坚持统筹兼顾，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而基本要求具体包括了“五个统筹”。可以看到，科学发展观不仅高度强调可持续发展，而且也高度重视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
从人类文明发展进程来看，可持续发展是一个晚近出现的课题，而作为其基础的环境问题则根源于社会经济运行方式。因此，要解决好环境问题，在根本上取决于以先进的发展观为指导，对社会经济运行方式做出调整与变革。我国要破解发展的“瓶颈”问题，就必须把科学发展观的有关要求加以具体落实。在实际工作层面上，试行绿色GDP的发展评价体系就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举措。
2．走一条新型工业化道路。我国的现代化正处在起飞阶段，工业化的任务远未完成。在发展模式上，十六届五中全会指出：切实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就其特征而言，“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是两项重要标准。要达成这个目标的一项前提就是必须在更先进的科技基础上，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高新技术及其运用成为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必备手段和重要标志。
从战略高度上看，就是要把实现工业化纳入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保护资源和促进环境改善，既成为保证发展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成为发展所致力于的一个目标。
3．加强环境保护法律的建立。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必须把环境保护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并尽快建立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如果能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情况下同步地保护好资源和环境，就会极大地减少发展进程的后顾之忧。
根据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这方面的工作包括：从立法角度推进环境保护，推动循环经济模式的法律建设；推动公害治理的法制进程；签订地区性或国际性的环境保护协议。在循环经济理念的基础上建立有效的环境保护工作机制，如建立由政府、企业、社会三个方面组成的垃圾回收处理系统，实现垃圾零排放、资源循环利用。
4．发挥社会团体的能动作用。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进程的深入，我国的社会结构和管理体制将出现政府、市场、社会三个主要方面共存的格局。在这种背景下，作为社会重要构成要素的社会团体，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将会扮演独特的角色。对于解决社会发展与环境资源之间的矛盾而言，社会团体往往能起到政府、企业所不能起的作用，成为调节关系与解决矛盾的不可替代的力量。例如，社会团体一方面，可以对政府和企业的工作和生产过程提供促进和监督；另一方面，则可以通过自身的行动引起更广泛的社会关注。
5．在社会文化中建构环境伦理。应该倡导这样的道德观念，即维护生态系统的正常运行正是为了维护人类的根本利益。关爱环境本身就是关爱自己、关爱他人、关爱后代、关爱全人类，它体现了现代人的基本责任。每个人都拥有自身生存和发展的权利，但同时也负有维护和促进他人生存和发展的义务。对人类共有的生态环境造成危害，侵犯他人和后代的生存与发展权利，不论是过度地消费资源，还是随意地污染环境，都是违背伦理的。为此，我们应该在社会文化体系中加强环境伦理的建设，尽快建立保护环境的责任体系。
6．塑造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调查表明，当前我国社会公众的环境意识的总体水平还不够高，与我国的环保要求存在相当差距。保护资源、改善环境是现代化进程和可持续发展向每一位公民提出的迫切要求，也是现代文明人必须遵守的基本伦理规范。培养环保意识这一现代公民的重要素质，在当前要以树立强烈的环境忧患意识为导引，使人们认识到环境问题已成为可能干扰我国社会发展进程的最严重问题之一。
第2个回答 2009-11-05
2005年，一场“环保风暴”在中国内地刮起，30个总投资达1179亿多元的在建项目被国家环保总局叫停，其中包括同属正部级单位的三峡总公司的三个项目。理由是，这些项目未经环境影响评价，属于未批先建的违法工程。
环境恶化无路可退中国的环境问题并非始自今日。早在上世纪90年代，环境污染问题就已非常严重。如淮河流域。在上世纪90年代五类水质就占到了80％，整个淮河常年就如同一条巨大的污水沟。1995年，由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达到1875亿元。
据中科院测算，目前由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损失已占到GDP总值的15％，这意味着一边是9％的经济增长，一边是15％的损失率。环境问题，已不仅仅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已成为吞噬经济成果的恶魔。
67.4万多平方公里；全国18个省区的471个县、近4亿人口的耕地和家园正受到不同程度的荒漠化威胁，而且荒漠化还在以每年1万多平方公里的速度在增长。
七大江河水系中，完全没有使用价值的水质已超过40％。全国668座城市，有400多个处于缺水状态。其中有不少是由水质污染引起的。如浙江省宁波市，地处甬江、姚江、奉化江三江交汇口，却因水质污染，最缺水时需要靠运水车日夜不停地奔跑，将乡村河道里的水运进城里的各个企业。
中国平均1万元的工业增加值，需耗水330立方米，并产生230立方米污水；每创造1亿元GDP就要排放28.8万吨废水。还有大量的生活污水。其中80％以上未经处理，就直接排放进河道，要不了10年，中国就会出现无水可用的局面。
全国1/3的城市人口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有1/3的国土被酸雨侵蚀。经济发达的浙江省，酸雨覆盖率已达到100％。酸雨发生的频率，上海达11％，江苏大概为12％。华中地区以及部分南方城市，如宜宾、怀化、绍兴、遵义、宁波、温州等，酸雨频率超过了90％。
在中国，基本消除酸雨污染所允许的最大二氧化硫排放量为1200万~1400万吨。而2003年，全国二氧化硫排放量就达到2158.7万吨，比2002年增长12％，其中工业排放量增加了14.7％。按照目前的经济发展速度。以及污染控制方式和力度，到2020年，全国仅火电厂排放的二氧化硫就将达2100万吨以上，全部排放量将超过大气环境容量1倍以上，这对生态环境和民众健康将是一场严重灾难。
1月27日，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有人预言，如果再不加以整治，人类历史上突发性环境危机对经济、社会体系的最大摧毁，很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出现在中国。
治理污染陷于两难有一种说法，要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控制好环境，在环保方面的投入须达到GDP的1.5％以上。但这是在环境保护本来就非常良好的情况下，在中国，根据上海的经验，要真正有效地控制环境，环保投入须占到GDP的3％以上。而在过去20年里，中国每年在环保方面的投入，在90年代上半期是0.5％，最近几年也只有1％多一点。环保是一种“奢侈性消费”，投入大，对GDP贡献小，因此，一些本应用于环保方面的专项资金，也被挪作他用。
目前中国在环境问题上进退两难:再不治理，未来无法保障；真要治理，则需大规模投入，眼前的经济又难以承受。
有人算过，云南滇池周边的企业在过去20年间，总共只创造了几十亿元产值，但要初步恢复滇池水质，至少得花几百亿元，这是全云南省一年的财政收入。淮河流域的小造纸厂，20年累计产值不过500亿元。但要治理其带来的污染，即使是干流达到起码的灌溉用水标准也需要投入3000亿元。要恢复到20世纪70年代的三类水质，不仅花费是个可怕的数字，时间也至少需要100年。
违法成本低执法成本高就微观角度说，在过去20年里，国内制造业在无法依靠技术进步降低能耗、降低成本的情况下，只能朝两个方面挖潜:一是工资，二是环保。最简单的事，例如水泥生产，要达到起码的环保要求，每吨水泥需增加8元成本，占水泥出厂价的5％。纺织业每年排放的废水超过10亿立方米，如要处理，则每吨需花费1.2~1.8元。提高生产成本5％。而绝大多数企业根本就没有这么高的利润率。因此只能在环保问题上打游击:或是不建任何废水处理设施:或是建立以后就当摆设，白天把污水放到处理池里，晚上没人时就排放到河里，这样就可以节省一大笔成本。在市场的无序化竞争中，这5％的成本。往往就决 定了企业的盈与亏、生与死。
而中国在环保执法上的两高一低——守法成本高、执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也助长了这种倾向。通常的情况是，环保部门为取证一件违法偷排事件，需耗费50万元，而最终落到违法企业头上的罚款，则只有区区5万元，包括正在劲刮的所谓“环保风暴”。
一些投资数十亿元的特大电站项目，违反环境评价擅自开工建设，最后的罚款也不过20万元。区区20万元罚款，对于一个投资超亿元的项目来说，简直是九牛一毛。这样的处罚力度对违法行为谈何震慑力？因此《环保法》历来被人称为“豆腐法”。
一场环保风暴将涉及数十万家企业，由此带来的结果必然是:大批企业的破产倒闭，大量人员失业，企业成本大幅提高，国内物价指数迅速地突破两位数。因此，无论是宏观成本，还是微观成本，实际上都无法承受。
四个因素阻碍环境治理对环保部门在执法过程中遭遇的巨大阻力，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总结出了四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一些地方对科学发展观认识不到位，单纯追求经济增长速度。一些高能耗、重污染的小冶炼、小铁合金、小化工等被明令禁止的项目，在一些地方竟然呈现蔓延的趋势。
其次，部分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中，片面强调简化审批，限期办理相关手续。而不管项目是否会存在污染情况，只要来投资就批准，个别地方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审批中存在“首长意志”、“先上车，后买票”等违法现象。
再次，环评质量亟待提高。有些环评单位不坚持科学评价，不敢以客观的事实和科学的数据说话，评价结论含糊，模棱两可，将项目的环境可行性与否的结论推给审批部门，甚至极个别的环评单位弄虚作假，编造、伪造数据，或者隐瞒事实，严重影响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落实，使环境影响评价流于形式，丧失了第三方咨询机构起码的科学性和公正性。
最后，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工作开展不足。我国目前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是政府主导型，以有限的政府力量去监管数量庞大的建设项目，显然力不从心。
其实，环评法遇到的阻力更有背后的经济利益在驱使，掀起真正的“环保风暴”
中国是一个在环境上回旋余地极小的大国，又是一个在全球资源、市场基本被瓜分完毕后崛起的一个后起国家。中国没有任何可能像某些先行国家那样，等到环境恶劣到极点后再来治理。
但中国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别人走过的先发展经济、再治理污染的道路，中国不可避免的也会走一遭。
世界各国的历史已经表明，在经济增长与环境变化之间有一个共同的规律:一个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会有一个环境污染随国内生产总值同步高速增长的时期，尤其是重化工业时代:但当GDP增长到一定程度，随着产业结构高级化，以及居民环境支付意愿的增强。污染水平在到达转折点后就会随着GDP的增长反而戛然向下，直至污染水平重新回到环境容量之下，此即所谓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当年日本的发展过程就是这一规律。
毫无疑问，中国没有可能跨越这样一个重化工业时代。因为中国的人口太多，国家太大，无法像芬兰那样，在本国制造业尚不发达的情况下，借助于全球化分工，直接进入高科技时代。
上世纪90年代末，笔者曾回过苏南老家，小时候那种清清河水，坐着船就可到达四乡八镇的情景已一去不复返了。而令笔者吃惊的是，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因素竟然是最普通的生活垃圾。在中国，即使不发展工业，由人口增长带来的污染物，也足以使环境恶化到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即便是治理这样的污染，也需要大笔投资，需要有经济基础。
中国在治理污染问题上，任重道远，需要依法办事，制止恶性环保事件的发生，延缓环境恶化的速度
地球上的十大环境祸患
土壤遭到破坏。目前，有110个国家的可耕地的肥沃程度在降低。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由于森林植物的消失、耕地的过分开发和牧场的过度放牧，土壤剥蚀情况十分严重。
空气污染。空气污染问题也是酸雨问题。以前，酸雨问题只涉及到欧洲和北美的老工业国。但现在，亚洲和拉丁美洲的经济高速发展的部分地区也受到了酸雨的侵害。空气污染还打乱生态系统的正常运转，加速房屋的损坏，导致气候反常变化。
淡水受到威胁。在发展中国家，80%－90%的疾病和1/3以上死亡者的死因都与受细菌感染或受化学污染的水有关。现在，每天有2.5万名男人和妇孺死于通过水传染的疾病。
气候变化和能源浪费温室效应严重威胁着整个人类。据2500名有代表性的专家预计，海平面将升高。气温的升高也将对农业和生态系统带来严重的影响。
森林面积减少。在过去数百年里，温带地区国家失去了大部分森林。最近几十年以来，热带地区国家森林面积减少的情况也十分严重。按照目前这种森林面积减少的速度，40年以后，一些东南亚国家就难见森林了。
生物品种减少。由于城市化、农业发展、森林减少和环境污染，生物存在的自然区域变得越来越小了，这就导致了数以千计的物种的绝迹。
化学污染工业带来的数百万种化合物存在于空气、土壤、水、植物、动物和人体中。即使作为地球上最后的大型天然生态系统的冰盖也受到了污染。
城市化人口的爆炸和农业土地的恶化、贫穷，促使第三世界数以百万计的农民离开农村，聚集于大城市的贫民窟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