些无赖竟然戏弄起包拯来。他们追到包拯面前，问包拯：救火是到甜水巷取水，还是到苦水巷取水？包拯一看是些地痞流氓，现在要来破坏救火工作，下令把他们统统杀了。
早在天长县时，包拯就处理过一件偷牛案．有一个无赖，将农家的牛舌割掉了．农民告到官府，包拯对那农民说，你回家把牛宰杀吃了。那农民真的回家把牛杀了。宋代法律规定，擅杀耕牛是犯法的。因此，那个无赖到县里，控告那农民杀牛。包拯大怒，立即审问那无赖，你为什么把人家的牛舌割了。无赖只得招供，并且暗自吃惊：你包拯怎么会知道是我作案的?其实，包 拯是依推理法作出的判断：既然有人要害别人，那么别人犯法，那人一定要乘机告状，所以包拯叫农人干脆把牛杀了，以引诱割牛舌者来告状。
打击权贵与罪犯，维护平民利益，直接替民做主，减轻农民负担。包拯任监察御史时，曾出现过一件怪事；转运使王逵，向皇帝告状，告的是陈州(今属河南省)地方官任中师苛剥农民，多收钱粮。在当时人心目中，任中师廉洁，王逵贪卑，这是否是恶人先告状？所以要派人去调查。许多人都畏惧王逵的权势，不愿前往。包拯为弄清真相，为民除害，毅然来到陈州，经过调查，并且掌握了证据，包拯回到首都，向皇帝报告，向农民任意搜括，引起农民不满与无法生活的，正是王逵。包拯要求将王逵撤职，将多收钱粮还给农民。戏曲《陈州放粮》，就是依据包拯这一事迹，加以渲染、虚构而成的。 包拯办案，不徇私，不舞弊，所以当时的天下百姓，男女老少都知道包公。首都的群众更把包公传为救世主。他们说：“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关节就是打通关节，如果你找不到打通关节的路，也不要着急，因为有包拯替我们做主。 不过，包拯是人而不是神。尽管他办案注重调查研究，重证据，但他也有失误的时候。在开封府时，有一个囚犯买通了执法吏人。吏人欺骗了包拯，让囚犯从轻发落了。这说明包拯也可能犯错误，并且勇于改正错误。
历史上的包拯，不愧为值得肯定与歌颂的政治家、改革家与律专家。他为民请命的一生，将永远使人怀念。
传说中的包拯家世清贫，命运偃蹇，生下来就是个“黑漆漆、亮油油”的小儿，被父母遗弃。幸蒙兄嫂怜爱，将其抚养成人，并聘请恩师，教悔他一举成名。这也不符合实际。事实上，包拯的幼年、少年时代，深受父母恩爱和教养。包拯长大后也极为孝顺父母，所以史书上说他“少有孝行，闻于乡里。”正因为他孝顺父母，故在他29岁中进士后，竟辞官归里，颐养双亲，以终天年。直到先后给父母送终，并且守制满期后，包拯才出去做官。先任天长县知县，后又任端州（今广东肇庆）知州。端州出产一种名砚——端砚，作为向朝廷进贡的贡品。由于过粗官吏大量贪污，每年进贡端砚数不断增加，人民不堪负担。包拯上任后，下令只按规定数进贡，任何官员不得加码、贪污，一扫往日贪风，从而减轻了人民的负担。而包拯自己后来在离任时，连一方端砚也没有带走。
包拯的廉洁无私、受到人们的赞赏。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包拯被调往京城任监察御史，这虽没有多大实权，但包拯能够尽职尽责，对宋朝的内政外交提出许多批评和建议。三年后，包拯调任三司户部判官，协助三司使掌管全国户口和税务。他曾先后担任京东、陕西河北转运使，负责一路（相当于后来的省）的财政、监察事务，工作干得很出色，故两年后又升为户部副使。
确实见于历史记载的、有关包拯的断案只有一件，就是他在天长县任知县时遇到的一件事：有一个无赖，将一个农民告到县衙，包拯对那农民说：“你回家把牛杀了，自己留一点吃，其余拿到市场上去卖。”按当时宋朝的法律规定，民间私杀耕牛是要犯法的，但有县老爷的许可，那位农民回到家中就真的把耕牛杀了。第二天，就有人向包拯控告那位杀牛的农民，反而将这告状的人扣押起来，怒问道：“你为什么把人家牛的舌头割了？”那人被这突如其来的追问弄得惊慌失措，只得如实招供。这个无赖再也没有想到，这是包拯使了个“引蛇出洞”之计。包拯在接到牛舌被割的报案后，马上意识到这一定是有仇家有意陷害这个农民。
如果让那个农民把牛杀了，就触犯了法律，那仇家一定会进一步告发。所以包拯叫那农民回家把牛杀了，借以引诱割牛舌者前来告状。此计果然很灵。这件事反映了包拯的机智。
包公的办案方法确实学不得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工作报告中表示，进一步加强刑事司法领域的人权保障，制定和完善刑事证据规则，严格排除非法证据，防止冤假错案件的发生。对此，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吕忠梅感喟说：“我曾发过一篇文章叫‘不要像包青天那样办案’，实际上讲的就是一个证据的问题。”
包公一向以刚正不阿楷模而著称，居然提出不要像他那样办案，是不是在耸人听闻、哗众取宠？笔者认为，这些疑问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包公的那套办案方法确实不符合现代的法治理念，也不利于防止冤假错案件的发生。
包公办案喜欢先入为主，主观先行。《铡美案》中包公不调查取证，看到陈世美就断言：“我观他一眉高来一眉低，就断定你家中必定有前妻。”他长于审讯而短于取证，喜欢对被审讯者以心理攻势。他还用刑罚来弥补其心理攻势的不足，动辄就要“大刑侍候”，王朝马汉等人如狼似虎，十三口御铡寒气逼人，让很多人只好乖乖地“认罪服法”。他甚至动用装神弄鬼和引诱欺骗等非常手段，为了惩处“恶人”不惜使用“恶招”。还有他不讲办案程序，不主动回避与自己有关的案件，这样瓜田李下，很难保证办案结果的公正性。
当然，包公也干过微服私访之类调取证据的工作，在办案中敢于铁面无私、不惧权贵的精神也是值得称道的。但是，从包公办案的主要方法来看，与我们现行的刑事证据规则是相悖的，也不符合疑罪从无的法治精神。佘祥林等人的冤案之所以会发生，就是包公办案的遗风惹的祸。不难想象，如果让包公来审审佘祥林，恐怕佘祥林早成御铡的一个冤魂了。由此看来，吕忠梅代表的告诫我们“不要像包青天那样办案”，不仅言之有理，而且言当其时。
事实上，由于吕忠梅代表可能并不熟悉历史。她所了解到的，只是小说、戏曲中所描述的，并不是历史真实。因此，吕忠梅代表只是针对的是那种办案方法，与历史上的包公的办案方法并没有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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