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画像石是以石板为材料表现当时现实生活和流行故事的艺术形式，是我国两汉时期的重要美术作品，是两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用于墓室、墓前祠堂、石阙等墓葬建筑的建造与装饰。它产生于西汉，主要流行于东汉时代，又称汉画像石。画像石和画像砖是雕饰图像的砖石。画像石砌筑于墓室，也有一些画像石用于装饰。
西汉、东汉两汉时期，随着封建社会的日益巩固和上升，社会经济的繁荣和发展，其绘画艺术，在战国绘画发展的基础上，融合战国时期地域不同的绘画风格，展现出新的面貌，形成雄厚博大、昂然向上的时代风格。画像石是这一时期较有特色的审美艺术形式。随着儒家思想的确立，两汉绘画更加重视政治功能和伦理教化作用。
汉画像石是汉代人主要雕刻在墓室、祠堂四壁的装饰石刻壁画。画像石是作为随葬品镶嵌在墓室内的，它是墓主生前官宅府邸的缩影，它在内容上包括神话传说、典章制度、风土人情等各个方面。在艺术形式上它上承战国绘画古朴之风，下开魏晋风度艺术之先河，奠定了中国画的基本规范。
汉画像石同商周的青铜器、南北朝的石窟艺术、唐诗、宋词一样，各领风骚数百年，成为我国文化艺术中的杰出代表和文化艺术瑰宝。
画像石广泛分布在黄河长江流域，最多的在山东、河南、江苏、陕西、山西、四川等地，湖北、浙江、安徽、北京、天津等地也有少量发现。
画像石的题材相当广泛，内容十分丰富，有生产生活、历史故事、远古神话、先哲圣迹、天文星象等，主要可分为以下6类：
1.庄园经济条件下的生产劳动。主要有农耕、收获、放牧、采桑、纺织、采盐等，作品记录生产过程或特点胜于刻画人的神态。
2.体现墓主人仕宦身份、经历的礼仪与象征物。有数量众多的车骑出行、射猎、谒见、属吏、武库、收租、讲学、建筑等画面。
3.墓主人生活。有以人、物数量多为特点的燕居、宴饮、宾客、庖厨、乐舞、百戏、博弈等画面，它们描绘的并非是具体的某次活动，而是贵族地主典型的社交与享乐方式。
4.历史故事和历史人物像。前者如有周公辅成王、荆轲刺秦王、二桃杀三士，泗水捞鼎、季札挂剑、大禹治水等等，后者多反映孔子及其弟子的活动及烈女、孝子的事迹，如孔子见老子、赵氏孤儿等，作品反映出当时流行的忠勇、仁义、节孝等道德伦理，带有明确的政治褒贬倾向。
5.神话故事、祥瑞物象与天象图。这类作品呈两种面貌：一种主题单一，如西王母、后羿射日等基本上是远古神话情节不断蜕变后的固定造型；另一种则二位一体或三位一体，即神、祥瑞物象与方位、日月星座功能同一、形象复合的伏羲、女娲、嫦娥以及龙、虎、鹿、羽人、朱雀、玉璧、仙草等神和具有神格的物象。
6.各种以植物为母题的花纹和图案。其中部分象征吉祥意义，主要作为画像石的边饰，也有单独的画面。
汉画像石中，历史故事的题材占据主要位置，并且十分重视绘画的政治功能和伦理教化作用。据记载，汉武帝晚年曾召黄门画者画周公辅成王故事以赐霍光，东汉光武帝在宴见臣下时，被身旁屏风上图画的烈女像所吸引而“数顾视之”，梁皇后“常以烈女图画置于左右，以自监戒”。《西京杂记》上所载羊胜（西汉时人）所作的《屏风赋》，这样描述屏风的装饰：“饰以文锦，映以流黄，画以古烈。”汉画像石历史人物故事画流行于东汉时期，大都集中在山东，山东的历史人物故事画又大都集中在武氏祠。
从现今发现的遗迹内容上看，有帝王类：如传说中的伏羲、女娲，以及祝融、神农、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武王、成王等人。作为反面人物的夏桀，也在画像中出现。诸侯类：如齐桓公、鲁庄公、吴王、秦王、韩王、赵襄子、晋灵公等人。圣贤名臣类：如孔子、老子、管仲、蔺相如、廉颇、范雎、魏无忌（信陵君）、赵宣孟等人。孝子类：如曾参、闵子骞、老莱子、丁兰、魏汤、邢渠、董永、孝孙原谷、韩伯榆等人。刺客类：如曹沫、专诸、聂政、豫让、荆轲、秦舞阳、要离等人。烈女类：如京师节女、齐义继母、梁节姑姊、钟离春、楚昭贞姜、鲁秋胡妻、梁高行、王陵母、金日母等人。义士类：如义羊公、三州孝人、侯赢、朱亥、颜叔、范雎、灵辄、程婴等人。
具有典型教义的有孔子见老子、大禹治水、周公辅成王、荆轲刺秦王、泗水捞鼎、二桃杀三士、孔子拜师图、管仲射齐桓公、丁兰立木为父、季札挂剑、管仲射小白、桑下饿人、武氏祠帝王图、梁高行拒王聘、柳下惠坐怀不乱、闵子骞驾车失棰、聂政刺韩王、齐义继母、王陵母伏剑、孝孙救祖父、要离刺庆忌、赵盾救灵辄、赵氏孤儿、专诸剌王僚、二十四孝图等。
《荆轲刺秦王》是武氏祠较著名的作品。武氏祠分为四个石室，建于公元47年，题材多为神话和历史人物。所刻图画均采用阳刻阴线表现。《荆轲刺秦王》是诸多故事中最精彩的一幅。图中所绘是图穷匕见，情况处于十分危急之时的场景，图中共刻绘了五人形态：赢政绕柱避走，作仓皇逃遁状，神态充满惊愕急骤的表情；荆轲见事已危殆，急将手中短剑掷向赢政，却因心慌力猛，短剑直剌入宫廷上立柱之中；太医紧抱荆轲；而阶下秦舞阳早已吓得魂不附体，匍匐在地；地上一匣内盛作为见面礼的樊将军於期的首级；远处一卫士似已冲破禁令正欲上前解救。整幅图抓住了秦廷行刺的刹那间场面，充分表现了当时人物的内心活动和外部姿态。作者在狭小的空间中紧紧抓住动人一刻，深入表现，无论是画面布局还是人物形态的描绘、动势均表现出高超的技艺，是一难得的具有较高艺术价值的作品。
在武梁祠西壁上刻着《大禹治水》的画像，夏禹头戴斗笠，左手前伸，右手执耒耜，回首而顾。身旁榜题曰：“夏禹长于地理，脉泉知阴，随时设防，退为肉刑。”禹父鲧因治水失败被处死之后，三年不腐，化作生有三足一角的黄龙（也有说化作黄熊），腹破而生禹。禹名文命，因封于夏，故称夏禹。禹长大成人后，代父继续治水患。他在接受帝舜的命令后，新婚四天就离家赴职。他乘车行路，乘船渡水，穿山越岭，实地考察，在外生活十三年，数过家门而不入，开凿了九条山脉，疏通了九条大河，修治了九个大湖，使河流顺势而下，从此除去了水患。舜年迈之后，禅天下于禹。禹继承帝位后大会诸侯于今天浙江的会稽，死后就地安葬。今绍兴还有大禹陵和禹王庙供人们凭吊。
周公辅成王源自历史史实周公助成王摄政，周公名旦，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的弟弟。曾帮助周武王开创了周王朝八百年的基业，为西周的开国重臣。武王建立周王朝之初，殷的余部及东夷势力仍强。周武王三年（前1025），西周的开国君主周武王去世，此时周成王姬诵才12岁，尚年幼。周公怕天下人因武王死而背叛朝廷，就代主摄政，替成王处理国家大事。对此。有些大臣就散布流言说：“周公要夺权。”面对诽谤，周公对这些大臣说：“我所以不避嫌疑代理朝政，是怕有人背叛周朝，无法向三位先王交代。先王创业，经历了长期艰难困苦，刚刚成功。现在武王去世，成王年幼，我是为了守住周朝的大业，才这样做的。”从此周公就背对椅壁，面向南方，接受诸侯的朝拜。不久有人乘机造反，周公果断地举兵东征，平定了叛乱，稳定了周王朝。后来成王长大，具有了单独处理国事的能力，周公还政于成王，勤谨谦恭地听命于成王，辅助成王。传为历史佳话。
这些历史人物故事，反映出两汉时期的封建统治阶级，以古为鉴，以善为师，以恶为戒，为世人树立忠、孝、仁、义、礼、智、信、节的榜样，以求社会风气良好，从而达到巩固封建统治地位的目的。两汉时期读书人比较讲究名节，朝廷又设立乡老专管教化，凡是孝子、顺孙、贞女、义妇、让财、救难，可为楷模者，都挂匾表其门第。所以，有善行者其门生、故吏、故友。必为之刻石立碑，并上报朝廷。当然其中也不乏夸大或虚妄的成分，但也有真实感人的部分。因此，两汉时期大部分时间，社会秩序相对稳定。这些历史故事画，对宣传社会道德，巩固封建秩序，起了一定的历史作用。
画像石内容因地而异：山东以历史故事、战争、刑徒为主，河南以天象、杂技、斗兽、收租为主，陕西以农作、祥瑞物象、云气蔓草为主，江苏以纺织、犁耕为主，四川以宴饮、伏羲、女娲等为主。
画像石是汉代厚葬习俗的产物。墓室是墓主生前环境的缩影。画像石在墓中一般分布为：墓门带朱雀、龙、虎铺首衔环，或文武门吏；中心位置的前室或主室壁画、横楣上为阙、车骑、宴饮、乐舞：后室或侧室壁上是庖厨、农作等；后壁上方是西王母，室顶是天象图；祥瑞物与图案则穿插于壁面、立柱与室顶上。在以祭祀为主要用途的地面祠堂中，画像石依题材集中分处各壁，历史人物与孝子烈女故事居壁面中间位置，神话故事在三角楣上，构成适于观看的形象层次。石阙上的画像石主要起装饰作用，龙虎衔璧为主要内容，车骑及其他祥瑞物镶嵌于阙基和檐额等处。但各区又各有自己的特点，如陕北画像石的精美作品主要集中在由门楣、立柱、门扇结合的墓门上，四川画像石主要在中室壁面中段形成一条饰带，装饰意义代替了具体的象征。
就总体艺术风格而言，汉画像石有一种震撼人心的气势美。神话传说、历史故事或人物形象，轮廓飞扬流动，铺天盖地满幅而来，著名的“车马出行”、“荆轲刺秦王”及激烈紧张的各种战斗、戏剧性的场面、故事都是在一种快速运动和力量中展现出磅礴的“气势”。画面上几不留白，饱满实在、粗犷朴实、古拙浪漫。
汉画像石艺术创作以现实生活中的物象为依据，极尽夸张变化之能事。其刀笔所向重在捕捉物象特征的势态，追求的不是自然主义的真实美，而是追求整体的神似美，这种神似美有着明显的浪漫主义色彩，使物体的生命得到了升华，更加传神，更能给人以无限的想象空间。
南阳是我国出土汉代画像石的主要地区，全国馆藏汉画像石六千余块，而南阳藏有两千余块，占全国的三分之一，数量居全国之冠，是我国目前建馆最早、藏品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博物馆。南阳画像石以内容丰富，题材广泛，风格粗犷豪放而著称于世，更以朴拙丰蕴的文化内涵和很高的艺术价值而为社会所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