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我孤陋寡闻，没听说过「清朝俣选进土」，但读过清康熙年间的「拣选举人」。
清代举人要步入仕途，除了通过在会试中考取进士这条道路之外，还有其他途径进入官场。在大选制度产生之前，举人可通过本人申请地方州、府、县学教职工作，这一制度在明代已经出现，清代延续；另一条道路是参加拣选，即由朝廷在中举人中挑选人员，授予知县等官职。
申请在地方做教职工作的，分配制度经历了多次改变，职务的范围不断变化，录取办法也在不断变更。起初并不分参加科考的年限，而是在廷试之後，经礼部、吏部、翰林院共同审阅试卷，排定名次，再送到吏部，授予教授、州学正或者县教谕等职务。
这一制度在康熙四年做出更改，依照廷试成绩高低等级，依次授予教授、学正、教谕等职务。康熙九年再次更改制度，彼时不再分试卷等级，而是由礼部直接依据科考名次，拟定名册送到吏部，授予学正、教谕职务，教授一职不在其列。康熙二十六年，廷试取消，申请从事教职的举人按照科考名次直接选取。
参加拣选的举人，在会试中没有考中进士，愿意参加拣选的都可以参加考试，朝廷从中挑选授予推官、知县、通判等官职。顺治九年，举人会试以三次考试为限，历经三次会试而不中进士的，就被挑选为推官、知州、知县等官职。
顺治十五年，以远、近省进行区分。其中远省为云南、贵州、四川、广东、广西、福建、湖南，余者为近省。远省举人参加会试以三科为限，近省为五科，不中者参加拣选。顺治十六年，停止考试知州。康熙三十七年，拣选官员只可任职知县。
康熙三十九年规定：「各省拣选举人，俱停其考试，远省一科，与近省五科者，照其科分为先後；若科分相同者，则照名次先後；若名次相同，则照省份次序，逐科分榜注册挨选。」雍正三年，拣选官职增加直隶州州同。乾隆四年规定，每次科举会试放榜後，远省举人会试以一科为限，近省以三科为限，不中进士的举人，愿意为知县的参加拣选。其中年富力强的优先选用，年老体衰者从事教职。
拣选举人最初以考试为序，後来举人全部依据科考年限、名次、地域，供吏部选择。拣选举人的官职范围从推官、知县、通判等职务改变为推官、知州、知县，再取消推官、知州，只有知县一直提供，且这一规定後来一直延续到清末。
不管是参加教职的，还是参加拣选的举人，都是由吏部挑选任职。所不同的只是前者因为职务较低，可以回原籍等待铨选，不似後者必须在京城投供验到，等候结果。随著科举考试的推进，拣选人员逐年增加，而朝廷可提供的官职相对固定，远不足以满足参加拣选举人的需求。时间越久，京城堆积的候选人员越多，人员堆积在京城，境况窘迫。
在这种困境下，康熙四年下谕旨：「候选各官，酌量出缺多寡，应截留者，留京候选，其馀听其回籍，俟选期将近，咨令赴部。」这道诏谕之後，只有临近铨选的举人停留京城，铨选日期尚远的举人则回籍等候，只需在日期接近时进京即可。这里的做法被称作「截取」，後来也有一些材料中提到，比如雍正元年「现在截取丙戌科以前拣选举人，听其赴部照例铨选。」由此可见，截取是拣选之後的程序，而非与拣选、大挑并列。有的学者将这三者作为并列关系，观点有待推敲。
截取之法刚出现时，吏部根据往年的数据，预估出一年官职出缺数量，给出具体数字。在截取时采用年份在前的举人优先录用的准则。从乾隆七年开始，规定「远近省举人知县，届应截取之时，每次截取三科，俟选用将完，再行具题截取。」十五年规定「嗣後举人截取，仍定以三科，截取到部之人第二科开选，即具题再行截取一科，以足三科之数。」
截取到京的举人仍不能立即获得官职赴任，而是进行进一步的程序。根据吏部铨法的规定，知县分单双月班次。双月给出十七个名额，其中选用进士五人、举人五人、捐纳四人、经人推荐者三人；单月给出十八个名额，其中选用丁忧结束的四人、开复应补两人、捐纳四人、进士四人、举人四人。当轮到举人班次时，吏部根据举人的科考年份、名次等规则排序，拟定名册，让这些举人抽签决定是否任职，以及任职何处。
即便清廷每月如此选官，但仍旧是僧多粥少的局面。大量的举人堆积，可以提供的知县职位却十分有限。每科产生举人一千二百九十名，十年下来，加上恩科中举的，不下五千人。而十年中吏部铨选的不过五百人，也就是说有百分之九十的人仍处於待选状态。时间越久，人才堆积越严重。为了疏通举人仕途，清廷采取了大挑制度。
很多专家认为大挑制度确立於乾隆十七年，是年上谕：「今岁万寿恩科，各省计偕云集，而中额所收，例有定数。其下第举子中，有年力才具可以及时录用者，特予格外加恩，拣选引见，分别以知县试用、教职铨补，俾得早列仕版。目今巡幸塞外，若俟回銮再行拣选，未免守候需时。著在京总理事务王大臣及协办大学士阿克敦、上书舒赫德、刘统勋、孙嘉淦，於会试揭晓後，即行会同拣选。大省四十人，中省三十人，小省二十人，候朕回銮，以次引见。」
这里规定了负责挑选的官员王大臣，分配了不同省份的份额，最後按照等次铨选为知县、教职职务。当时虽然没有以大挑命名，但是将没有考中进士的举人汇集起来，供王大臣挑选，并铨选为知县、教职等职务，这些内容也就是後来大挑制度的主要内容。因此，乾隆十七年的这次落第举人的挑选，就被认为是清代大挑的开端。
「大挑」这个词的确定有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最初在乾隆三十年，一道上谕中提出，大概在次年定下，最终确定使用实在乾隆三十二年。乾隆在提出时，就是出於没有考中进士的举人人数渐多，一时间无处安排的困境。并指示：「明岁丙戌春闱，各省举人云集，当於会榜後，特派大臣分别挑选引见，量其年力才具，及时录用。」这里的「明岁」就是乾隆三十一年。
乾隆帝要求大学士、九卿共同商议，这些挑选出来的举人如何具体安排。当年十月，大学士并九卿给出商议的结果，建议仿照拣选的办法，以大、中、小省为单位，分额挑选，并且增加选中的人员名额。按照他们的建议，大、中、小省拣选的名额攻击七百二十人，确实增加了不少，乾隆帝允准，照此进行。
然而到了次年会试时间将近时，乾隆又感到区区七百人不能解决困境，他要求再增加拣选人数，「广为挑选」至两千人左右。与之前大学士等人商议的七百人相比，这两千人又增加了近两倍之数，因此被称为「大挑」。至於具体到各个省份的名额，乾隆帝没有明确，只下令军机大臣商议。
按照乾隆帝的要求，三月二十日军机大臣等给出商议结果，按照大、中、小省份的份额分配妥当。这个方案获得乾隆帝的认可，最终挑选的举人数量也十分接近，为一千九百九十八人，仅比原定人数少了两人而已。如此大范围的挑选举人，被後来称为「大挑举人」或者「举人大挑」。可见，「大挑」一词确实来源於乾隆帝，并在後来各朝广泛使用。
大挑举人的出路与拣选举人不同，大挑举人被分为一、二等：一等者，分配到各省，由督、抚、布、按试用，二等者，分配为教职学正、教谕等职务，铨选时，优先使用大挑举人，之後再按照原来的规定选择其他人。
二等大挑举人的选用制度比较简单，与之相比，一等大挑举人的选用制度就要复杂得多。在经过引见後，一等大挑举人被吏部分派到各省试用。至於每个省分发多少人，就需要吏部根据实际情况拟定。自从乾隆三十一年，大挑制度开始之後，吏部每年就需要计算每省知县预计空缺的数量，分配人员。
名额一旦确定下来，吏部便会挑选日期，等到了那日，一等大挑举人便被汇集起来，再次按照前文说的选官之例，逐个抽签，决定将来任职何处。
对於抽签当日的流程，清廷有著严格的规定。当日负责抽签食物的官员在朝堂内，分别包好「缺签」与「名签」，分别放入相应的容器中。在吏部官员用手搅乱次序後，等待抽签的举人则走进大堂，当时抽完签必须交给一旁的办事人员，当即大声说出所抽到的内容，一旁有专门的官员负责记录。抽到哪里，就要去哪里报导。不仅如此，抽签时还要「知会河南道满汉御史，公同监视，以昭慎重」。
一等大挑举人被分派到各省处後，根据当地情况被分配工作。如果当地官职有缺，则可以进入试用阶段。如果有办案、调卷等具体的工作，则被安排参加工作，历练精神。在此过程中，既能得到锻鍊，又能得到实惠，因此人人都愿意参加。
试用人员往往能得到所在省份给的补贴，这些是在京等候的举人们享受不到的。由於种种优厚条件，举人大都积极参加大挑，争取得到一等，好被分派到地方。试用期间，督抚依据试用人员的表现，或任命为知县，或为教职等，有的表现不佳的，还会被勒令停止试用，但这毕竟为少数。
对於没有考取进士的举人来说，参加大挑无疑是一次绝佳的机会。然而对於地方来说并非如此，大量的举人涌入同时加重了地方负担。各省常常上书请求停止分发，以减缓压力。大挑制度一方面为举人提供了步入仕途的机会，缓解了清廷人才拥堵的局面，一方面减轻了吏部铨选的压力。但是这也只是清廷的权宜之计，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文字狱《汉语大词典》定义为“旧时谓统治者为迫害知识分子，故意从其著作中摘取字句，罗织成罪”，《中国大百科全书》则定义为“明清时因文字犯禁或藉文字罗织罪名清除异己而设置的刑狱。”因为案件完全是由写文章引起的，就管它叫“文字狱”。
中国封建统治者为镇压属下和文人的反抗,从其奏章、书札、著作中摘取片言只语,罗织罪名而制造的冤狱。
文字狱自古就有,但文之密,规模之广,处刑之重,在封建社会中,以满清的文字狱最为惨烈。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先后就有数十起大大小小的文字狱事件。
一、文字狱产生的原因
在康、雍、乾三朝的百余年间，文字狱多达上百起，而且愈演愈烈。
清代文字狱泛滥有其特殊的历史原因。
清王朝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从汉族传统观念看，叫“乾坤反覆，中原陆沉”，“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在以儒家文化为正宗的汉族知识分子中间有着相当激烈的民族敌忾情绪。
大规模、有组织的抗清武装斗争结束之后，反清思想通过各种形式的文字作品在民间流传，并与以恢复明朝为目的的反清暴动结合起来，使满族统治不得安宁。雍正皇帝曾说：“从来异姓先后继统，前朝宗姓臣服于后代者甚多，从未有如本朝*民，假称朱姓，摇惑人心，若此之众者。”
清朝统治者对明朝留下来的文人，一面采取招抚办法。一面对不服统治的，采取了严厉的镇压手段。清朝是满清入侵中原，冒充正统以自居，对天下极尽压迫与变态。
清代前期文字狱大致有3种情况：
①先世曾臣服于明朝，受官袭爵，闻命即从。入主中原之后，清廷对此段史事讳莫如深，因此，不仅将旧有史籍刊削、禁毁，而且对凡继续编写乃至收藏者，则以“大逆”之罪滥加诛戮。
②清初反清思想久久不能消弭，尤其是汉族士大夫眷恋故明，宣扬“夷夏之防”一类思想，对巩固清廷统治极为不利。为了强化满洲贵族的封建专制统治，对反清思想就势必要用暴力加以打击。
③康雍之际，清皇族中权力斗争空前激化，史称夺嫡之争。雍正帝即位之后，为了巩固已得的胜利，除杀戮夺嫡诸王外，不惜借助文字狱来打击“党附诸王”的势力。此外，尚有皇帝滥施专制淫威而出现的文字狱。
文字狱是巩固封建专制统治的政治措施。清代前期文字狱的冤滥，遏制言论，禁锢思想，造成了“万马齐喑”的严重历史后果；它极大地桎梏了学术思想的发展，助长了阿谀奉承、诬告陷害之风，是历史发展中的浊流。
到乾隆末叶，一方面清廷已经通过文字狱达到了预期目的，另一方面，隐伏着的社会危机日益加剧，清代统治者面临着比反清思想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文字狱遂趋于平息。
二、文字狱概况
清代文字狱始于顺治、康熙，发展于雍正,大行于乾隆,约计近百起。康熙在位六十一年有较大“文字狱”11起，“文字狱”多由“汉人互相攻讦”而起；
而雍正则生性刻薄猜忌，虽在位只有十三年，却有残酷而大规模的“文字狱”近20多起，其中不少是“亲自揭发”，“亲自审讯”；
乾隆一向“高己卑人，雄才易事”，所以虽在即位初期准行“请宽妖言”，假造“言论宽松”，一旦根基稳固，“得志便猖狂”，在六十年的帝王生涯中，乾隆竟创造了130多起酷刑“文字狱”，创造了比此前中国历史上“文字狱”总和还多一倍多的空前奇迹。
雍正、乾隆年间的文字狱65案,主要有:谢济世著书案、胡中藻坚磨生诗钞案、蔡显闲渔闲闲录案、李绂诗文案、屈大均诗文及雨花台衣冠冢案、澹归和尚徧行堂集案、陶煊张灿同辑国朝诗的案、黄检私刻其祖父黄廷桂奏疏案、戴移孝碧落后人诗集案、卓长龄等忆鸣诗集案、尹嘉铨为父请谥并从祀文庙案、沈德潜选辑国朝诗别裁集案、阎大镛俣俣集案、余腾蛟诗词案、王道定汗漫游草案、曾静遣徒张倬投书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