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围剿：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调集军队向南方各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发动反革命“围剿”。1930年10月，蒋介石纠集10万兵力，采取“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术，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围剿”。
红一方面军4万人在毛泽东的领导下，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共歼敌1.5万多人，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
第二次围剿： 1931年2月，国民党当局又调集20万军队，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术，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二次“围剿”。红军3万人在毛泽东的指挥下，仍坚持“诱敌深入”的方针，集中兵力，各个歼灭。在5月中下旬，连续取得五场战斗的胜利，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
第三次围剿： 1931年7月，蒋介石亲自任总司令，随带英、日、德军事顾问，率兵30万人，依仗重兵，采用“长驱直入”战术，分三路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军依然使用“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避敌主力，打其虚弱”，前后3个月，歼敌3万人，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
第四次围剿：此时，鄂豫皖、湘鄂西等革命根据地也取得了反“围剿”斗争的胜利，使红军和根据地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1932年7月，蒋介石调集30万军队，发动了对鄂豫皖根据地的进攻。由于张国焘的错误领导，红四方面军数战不利，被迫撤离根据地。
与此同时，国民党10万军队还向湘鄂西根据地发动进攻。红三军团在夏曦等人的错误指挥下，伤亡惨重，被迫转移到黔东。1932年底，国民党调集30个师的兵力，分三路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
红军在周恩来和朱德的指挥下，根据毛泽东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采取声东击西，大兵团伏击，集中优势兵力，坚决围歼的作战方针，消灭敌人3个师，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第五次围剿：1933年10月，蒋介石调集100万军队、200多架飞机，采用“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向各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对中央根据地，蒋介石动用50万兵力，分路“围剿”中央红军。
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思想的影响下，李德等人先推行“军事冒险主义”策略，后在敌人的猖狂进攻面前采取“拼命主义”，最后发展成“逃跑主义”，导致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被迫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突围转移，开始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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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第一次围剿：此次战争的胜利，使得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扩大了中央苏区的范围，其势力从江西南部伸展入福建西部。毛泽东也又一次证实了自己的军事才能，更加稳固了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在此次战争失败后，蒋中正认识到无法依靠其他派系的武装消灭中国共产党部队，加之各地军阀反对中央政府的敌对行动渐渐平息，蒋中正开始抽调其最精锐的嫡系部队开赴剿共战场。
第二次围剿：红一方面军在龙冈、东韶两战胜利后，即转入战略进攻，向广昌、宁都、永丰、乐安、南丰等县境展开攻势，扩大了中央苏区的范围。
国民政府经此一战后认识到了红军已成气候，无法单凭一省之力消灭，遂在此后的4年多又组织了四次围剿战争，终于在1935年底将红军击败，迫使其长征，收复了红军占领的赣南、闽西等地。
而共产党方面经此一役士气大振，树立起了与国民政府武装对抗的信心。毛泽东也由于此一胜利，巩固了因富田事变而遭到动摇的声望，更加确立了对红一方面军的绝对领导。
第三次围剿：此次战争的胜利，使得中国共产党得以将中央苏区的江西部分和福建部分连成一片，其势力达到21个县，人口250万人。但是，随着军事压力的消失，王明、博古等留苏派和毛泽东等本土派的矛盾开始显现，双方开始了激烈的权力争夺。
同时，由于蒋介石嫡系部队长久被牵扯在江西前线，国民革命军中各派系的矛盾开始呈现，汪精卫广州国民政府的成立，以及当年12月的宁都暴动都是各派系矛盾的体现。随着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国民政府无法继续全力剿共。
由于双方内部矛盾的上升，大规模军事行动停止了约1年的时间。
第四次围剿：此次战斗至1933年3月，蒋中正的直属部队遭到了惨重损失，近三个师被全歼，使其痛心异常；随后，蒋中正离开江西进行对日本的长城抗战。
但是这次战争的失败并没有动摇蒋中正进剿中央苏区的决心，于5月31日与日本签订了著名的塘沽协定后，腾出手来于10月集结100万兵力（含50万中央军），对中央苏区亲自指挥了一轮新的攻势，中央苏区被迫开始第五次反围剿。
而红军领导人博古转而重用共产国际于9月25日派来的顾问李德，造成战略严重失误，被蒋介石以持久战和堡垒主义最终将红军主力逐出中央苏区。
第五次围剿：第五次战役后，中国共产党军事失利，红军主力离开中央苏区，通过长征北上，中国共产党军事力量最终得以保存。
参考资料：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红军反“围剿”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