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前期的古史传说春秋到战国前期的主要文献《国语》、《左传》中。叙古帝古神名增多，古史传说繁备。最要者开始说虞、夏、商、周四代相承，其始祖神是虞幕、夏禹、商契、周弃，以及每代必祭的几名宗祖神；齐、楚、秦的宗祖神亦提出；排出黄帝、炎帝、共工、太皞(太昊)、少皞、颛顼前后相承的古帝名次，以及他们的一些遗墟所在；又有与尧、舜族相联合的高阳氏、高辛氏后裔十六族，以及与尧、舜族作斗争的帝鸿氏、少昊氏、颛顼氏、缙云氏后裔四个族。其中高辛为商、唐二族的共祖，颛顼为舜及楚的共祖。而禹的事迹亦增多，他除敷土地治洪水外，还划分九州，成为社神。
此期古史传说中的始祖、宗神系统更加繁备。商、周、姜、嬴、女娲、苗等实有其族者，祖先全出自本族始祖系统；而传说中的虞代，除奉东方诸宗神外，又以西方黄帝为始祖，然后组合成其祖先体系。夏代虽自始至终以西方宗神为祖先体系，但因东进建立王朝后与东方部族融合，遂将东方的宗神颛顼迎入自己的祖先体系中，作为本族始祖黄帝的后代。此外在东方另出现了几个显族的世系。又此时的东方的尧的地位比《天问》时已有提高。但仍不突出，尚未成为宗神。 战国时的一部神话故事全集《山海经》，把流传到当时的古代神话全都汇集在书里，在书的后半部出现了许多神的世系。该书分《山经》、《海经》两部分。《山经》当写成于战国前期，《海经》当写定于秦或秦汉之际。书中叙神话人物世系在《海经》，《山经》则只零星举到一些神名和他们一些活动，可知诸神世系的排成在秦汉之际，只是神话的内容沿自古代传说。在《山海经》中，不仅包括其他典籍中的大部分古史神话人物，而且新的神也多至不可胜数，如各地、各山皆有司守之神或居住之神，有名的西王母也首见于此书。但帝尧仍未入诸神世系，其地位较低。
战国中后期加工编成的古史传说战国诸子为宣扬自己学说，竞相称说古史。儒、墨、道、法、兵、杂各家及纵横辩士、诗赋家，都多少不等谈到古史人物。除道、法、兵家曾提出过新的古帝外，其余各家大都据原有的传说人物编成自己学说。
①儒、墨推崇尧、舜、禹的“二帝三王”历史系统，盛称尧、舜。儒家说尧和天一样大，尧、舜、禹是取法天道的道德最高的圣王；墨家说他们是各以其贤能被举递相禅让的圣王。儒家搜集材料编《尧典》、《皋陶谟》并加工《禹贡》，塑造尧、舜、禹的盛德大业，编成“二帝（尧、舜）三王（禹、汤、周文王）”历史系统。原地位颇低的尧顿成圣王，汤、文王也尊不可言。故儒家出于政治目的编排的二帝三王系统，与古史记载自不相同。
②出现了两种“五帝”说。“二帝三王”历史系统流传之后，到战国后期增益成“五帝三王”的历史系统。在尧、舜之前增加三帝，提出第一种“五帝”说的是《五帝德》，系摘《帝系》中的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为五帝。第二种“五帝”说由《易·系辞》和《国策·赵策》提出，为包牺（伏羲）、神农、黄帝、尧、舜。③道、法、兵家等提出众多古帝名。《管子》说有“七十九代之君”。《封禅》说“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庄子》列举一个十二人古帝系统：容成、大庭、伯皇、中央、栗陆、骊畜、轩辕、赫胥、尊卢、祝融、伏羲、神农，所列伏羲、神农远在轩辕之后，居古帝系之末。《六韬》列举柏皇、栗陆、黎连、轩辕、共工、宗卢、祝融、庸成、混沌、昊英、有巢、朱襄、葛天、阴康、无怀，共十五氏。而时代不确切的《逸周书》列古帝二十六氏，其名多稀见者，似为战国晚期所增加。
④杂家《吕氏春秋》第三种五帝说及其余古帝。《吕氏春秋》汇集众说，故有不同古帝说法。《十二纪》提出第三种五帝说，为太昊、炎帝、黄帝、少昊、颛顼。《古乐篇》列古帝名次为：朱襄氏、葛天氏、陶唐氏、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汤、周文王、周武王、成王。《应同篇》把战国末阴阳家邹衍所提按五德转移的古帝循环系统实定为：黄帝（土）—夏（木）—商（金）—周（火）—（水），在夏、商、周前只有一古帝，和《诗》《书》历史系统相同，只是改从众说以禹为夏祖，改以黄帝为三代共祖，回到了最早所传较可靠的古史系统。
⑤《楚辞》中的古帝。南方《楚辞》中，有楚始祖高阳，还有高辛、尧、舜、鲧、禹、咎繇（皋陶）及夏、商、周一些历史人物与神话人物，全都出自中原传说。可见当时南北各族融合程度之深，已确认同出于华夏共同祖先。
⑥有巢、燧人等氏的提出。战国后期诸子，提出有巢、燧人、伏羲、神农四氏，均在黄帝前。这四位具有象征性名号的神，代表着中国祖先所经历的人类早期文明发展的蒙昧时代三个阶段和野蛮时代低级阶段。
战国末期，作为民族大融合的反映，出现了一篇《帝系》，把所有主要神话人物和古代各族祖先神灵，都加以历史化，编排成一个统一的有血缘关系的古史世系。这一世系体现了当时要求大一统的客观需要。
这一世系原是儒、墨“二帝三王”即唐、虞、夏、商、周五代古史说的反映，但因民族融合，把五代各族分别归到颛顼、帝喾两系，使其具有共同血缘，都成为共祖黄帝的直系子孙，于是变为“五帝三王”的历史系统。它反映统一的华夏族已经完全形成。
至于西周以来周族姻亲姜姓，春秋以来所传东方重要的太皞、少皞和西方重要的炎帝，在战国后期都已退出历史舞台，因而在此世系表中消失。这也正是民族融合的结果。 汉代后起的古史神话传说汉代继续有古史传说的编造，已不是原来传说时期史料内容。如《春秋繁露》提出三统说，谓古帝世代依黑、白、赤三统递嬗，本代和上二代为“三王”，三王前为“五帝”，五帝前为“九皇”。除以三统循环外，还配以“夏、商、质、文”四法，十二代始完成一次大循环，这比邹衍五德终始说更加复杂，实为无根之谈。
《淮南子》与《论衡》、《说文》、《风俗通》等书记有女娲补天、化万物、造人类的故事；又创造了女娲和伏羲兄妹为夫妇诞育人类的故事。这些故事往往见于汉代石刻和绢画。
《汉书·律历志》所载《世经》，有一中国古史最完备的按五德相生顺序编排的帝王系统；太昊炮牺氏一共工—炎帝神农氏—黄帝轩辕氏—少昊金天氏—颛顼高阳氏—帝喾高辛氏—帝挚—帝尧陶唐氏—帝舜有虞氏—伯禹夏后氏—商汤—周文王、武王—秦伯—汉高祖皇帝。这一系统从此为封建帝统一脉相承，自魏、晋至于清代一直遵奉不违。其中自伯禹以上皆属传说时期。汉代纬书又提出许多古史妄说，如据秦末指天神的“三皇”一词提出三种历史上的“三皇”说（见三皇五帝）；又编造古史有十纪（为九头纪至疏仡纪），每纪二十七万余年，各有十几个或二十几个氏。至东晋伪《古文尚书·序》又承纬书《稽命徵》之说将前面三名定为“三皇”，接着的五名定为“五帝”，既提出第四种“五帝”说，又使“三皇五帝”说明确成为中国传说时期亦即最早的古史体系。但实际这都是后起伪史，非原有古史传说。 顾颉刚先生《古史辨》提出“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以为“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传说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西周所知最早的神是禹，以后层累地递增尧、舜、黄帝、神农、伏羲、天皇、地皇、泰皇于前，至三国徐整而有最前的盘古。对战国末期整理编定的那套古帝世系，则以为商、周原只认本族出于上帝，与他族无关，太皞、颛顼等亦为不同各族宗祖神；到战国时小国被并吞，逐渐归于统一，有人起而把各国祖先神灵“横的系统”改成“纵的系统”，“地图变成年表”，编为黄帝一系子孙，于是原来各不相干的各族传说的祖先群神，汇集而成统一的古史体系。
接着有人根据民族分布地域不同来区分古史传说的几个大系统。如傅斯年《夷夏东西说》分西方之夏、东方之夷，另有南方之苗。蒙文通《古史甄微》则分为海岱民族、河洛民族、江汉民族，表现为邹鲁、晋、楚三方各本于民情而传说各异。杨宽《中国上古史导论》则分东系民族、西系民族，各产生神话传说，称美本族神而诋毁对方神。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分为华夏集团、东夷集团、苗蛮集团，三者交互关系构成古史的进展。亦有试图用社会发展观点比照考古文化知识进行认识者，于是历史唯物主义者与冒牌者之间，在30年代展开了中国社会史论战。当时出现下列诸异说：盘古及有巢、燧人、女娲等为旧石器时代，五帝为新石器时代；神农以上为原始共产社会，神农至陶唐为村落共产社会；五帝为初期封建国家，唐、虞为次期封建国家；黄帝为图腾社会，唐、虞为原始共产主义的生产方法时代，夏为亚细亚生产方法时代；唐、虞到夏由新石器时代进至铜器时代，夏为封建制的开始……等。此诸说目的在企图论证中国不适用社会发展史，否认中国有奴隶制，从而歪曲中国当时的社会性质。 郭沫若于1929年撰《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正确地论证了中国古代社会不能外于社会发展通则，确存在着由原始公社制转化而来的奴隶社会，认为“商代和商代以前都是原始共产社会”。即“黄帝以来和三代祖先诞生传说……是一个野合杂交时代，……保存着一些氏族社会的影子”。反对“据古代神话传说以为正史”。1930年写《夏禹的问题》，以为“禹当是夏族传说中的神人”。到1952年写《奴隶制时代》，改定“夏、殷、周三代的生产方式只能是奴隶制度”，而夏以前原始社会为传说时代。
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说：“唐尧、虞舜和夏禹全是中国父系氏族社会末期的有名人物，……他们已接近文明时代的边缘、阶级社会的边缘了。……部落不再由选举产生，世袭的国王出现了，禹在这方面是个关键性人物。”各家体会理解不同，对传说时期所得认识亦不同，正说明它尚在探索中。研究传说时期主要应按不同时期的不同传说材料，区别其初起、后起，辨析其真、伪，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指导下，正确运用民族学、考古学研究成果，来稽考其递嬗增益演变之迹，才可对传说时期得到较近真的认识。 翦伯赞1943年成《中国史论集》，以为甘肃史前文化是夏族的文化，夏族分东西二部，东夏有仰韶时期以前遗存，仰韶后其族中许多氏族为新石器时代中原文化主人，其新石器晚期当夏桀时代。并说伏羲、神农以至尧、舜，为中国历史上的蒙昧时期以至野蛮中期时代，而黄帝、颛顼、帝喾、挚、禹、皋陶、益等，依次两两成对，递相为母系氏族社会的二头军事酋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