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些概念，“我们惯见熟闻，习而相忘，没有把它当作中国文评里的一个重要概念而提示出来”。
钱钟书先生在
《管锥编》中，便又提到古典文学中一个我们习以为常而忽视的现象：登高望远，使人心悲。钱先生列举大量古诗文来加以说明，并名之为“农山心境”。
钱钟书非常熟悉心理学，经常引用大量心理学观点，涉及西方现代心理学大部分主要流派，并且，钱钟书也常常说明自己关于人类心理的一些看法，如
《写在人生边上》中关于“欢娱嫌夜短”的解释，颇有趣味。这并非一时戏笔，钱钟书在其著作中，经常由心理学入手，分析文学与文化现象，因其多才富智，往往别开生面。
人心受情境所激，而进入短暂而深刻的情绪状态，这便是心境。心境既生，看待其他事物便也会染上这种情绪，而且能将自己诸多体验染上这种色彩。人登高之时，生悲慨之意，此谓“农山心境”，其中蕴含丰富文化心理内涵。
农山心境因登望而激发。登高望远之悲，始于宋玉。
《高唐赋》中有言：“长史幕官，贤士失志，愁思无已，太息垂泪，登高望远，使人心瘁。”而钱钟书认为此情与孔子语相通。刘向
《说苑》中载：“孔子北游，东上农山。子路、子贡、
颜渊从焉。孔子喟然叹曰：‘登高望下，使人心悲。二三子者各言尔志，吾将择焉。’”
《孔子家语》中有类似记载：“孔子北游于农山。子路、子贡、颜渊侍侧。孔子四望，喟然而叹曰：于斯致思，无所不至矣。二三子者各言尔志，吾将择焉。”孔子语乃汉人所记，其思想当是时人阐发与发展宋玉之悲而成。且孔子语中，登高之悲不仅使人泪下，更能引发灵感，“于斯致思，无所不至”。这便是“农山心境”的出处。
《说文解字》解：悲者，痛也，从心非声。中国古代理论因其彼此多不成体系，必须综合考量。悲，是心理感受，我们考察古时理论时，但其意能想通，便无需拘泥于“悲”字本身。钱钟书将“悲”与“哀”、“怨”、“愤”等诸多概念并列。如
《七缀集》中写道：“古代评论诗歌，重视‘穷苦之言’，古代欣赏音乐，也‘以悲哀为主’。”将‘穷苦’与‘悲哀’并举。钱钟书非常重视悲哀之情，认为悲哀激发了古人创作热情，而且悲音比欢词更佳。
“望”字极妙，因其有三义：远望，愿望，怨望——“字义之多歧适足示事理之一贯尔”，钱氏以之说明农山心境生发过程。登高远望，激发胸中固有愿望，愿望不得成真，由此而生怨望。登陟之际，无愁而生忧，原因正是企慕而不可得。
何谓企慕？“蒹葭苍苍，
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人有念想，念念不忘，寤寐求之，却往往隔河而无船，可见不可求，只剩下回响不绝，“二诗所赋，皆西洋
浪漫主义所谓企慕之情境也。”企慕不仅限于男女情爱，相思不得，所求在彼岸，可望难即，欲求不遂，耿耿于心，难以释怀，便会产生这种“距离怅惘”。钱钟书指出，即使一身无牵无挂，遥志远情也已然埋藏在心间，只覆着一层浅土，一旦激励，便能生发，更何况满腔悲苦而登临送目者。因此，登高之所以使人心瘁神伤，首先是人自有“远志遥情”，其后在“极目而望不可及，放眼而望未之见”之时，“仗境起心，于是罔罔不甘，忽忽若失”。
高远之地，最容易激发悲情，这与“高远”自身特性有关。一般而言，高山之上罕有人迹，因而显得冷清寂寥。楼台虽在烟柳繁华之处，但危楼凄凄，与高山无异。而登高之时，道路阻且长，欲往莫至，盘旋循环，到得高处，放眼而望，世间万物异常丰富，但因距离太远，茫然一片，无从辨识，而极目观之，终于看到，却是可望不可即。何况更好的事物总在远方，而越过一座山，焉知其后没有更多的山拦路？人心渴望安定，然而经历曲折之后，面前依旧是混沌朦胧；人生罹受苦痛，前途可能仍迷惘悲哀。伫立顶峰，凭栏远望，心物交织，于是纵目四视，天地皆愁。
由此我们可以解释，为何“遥志远情”早存于心。游子思返故乡，恋人渴盼重逢，将军意图建功立伟业，文士欲要治国平天下，乃至秦皇汉武，掌握天下，依旧渴慕长生，求之不得，人生常态，人心不足，得陇望蜀，愁苦由是而生。纵使及时行乐，获得暂时快意，但“餍即成厌”，行乐不过是麻醉剂而已，醒来之后更觉疼痛。不过思乡恋阙怀人等情感，都是由现实经历而产生，是人生表层经验，在心理深刻幽微之处，“悲”与生命意识密切相关。
李峤《楚望赋》中言：“思必深而深必怨，望必远而远必伤……伤则感遥而悼近，怨则恋始而悲终。”感遥悼近，是空间之愁，而恋始悲终，则是时间之忧。之后陈子昂
《登幽州台歌》，则更由家国情爱，跃迁为宇宙人生哲学思考。天地悠悠，宇宙无穷，认识时空之崇高，则更显示出生命短暂易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