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到魏晋时期，由于政治社会动乱不安、朝代更迭迅速、玄学思潮兴起不断冲刷文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导致中国文学史上兴起了一股新的文学思潮，即将文学与学术区分开来，不再强调诗文的“政教”功能，而是积极、自由地探索文学本身的特点、规律、价值，进入“文的自觉”时代。这一时期，诗学摆脱了经学的束缚，整个文学思潮也脱离政教的需要，文学变成个人化的行为，抒发个人情感和生活体验。在战乱时期的文人，常感叹人生短促、生命脆弱、命运难卜、福祸无常，进而反映在诗词上，诗词呈现出对生死轮回、游仙奇幻、隐逸田园的特征，本文围绕这三个特征进行阐述。
东汉至魏晋时期被称为“乱世”，战乱和分裂成为这一时期的社会特征，汉末战乱、三国纷争、八王之乱等均给文人们的内心带来巨大冲击，文人们既要适应朝代更迭，寻找生活的寄托；也要在乱世中求得栖身之处，避免死亡带来的威胁。于是，这一时期的诗歌多感叹人生短促、生死由命的人生态度，却又夹杂着对生死价值、意义的思考。
如曹操作为汉末杰出的文学家，他的诗歌多反映社会现实、慨叹时间易逝、人生短暂、表达人生理想、雄心壮志。他在《短歌行》中写道：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曹操在这首诗的前两句便“举起酒杯歌唱，人生有多长？”来表达内心对时间流逝的忧愁，恐怕自己不能再有生之年建功立业，渴望天下贤才为自己所用，不能学“朝露”一般，随着时间的流逝不断地蒸发，枉顾此生的价值意义。
陶渊明作为“古今隐逸之宗”，选择安贫乐道的过好一生，却也难免感叹生死的哲学思考。他在《拟挽歌辞》中写道：
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 昨暮同为人，今旦在鬼录....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 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
陶渊明看透人生必有一死的命运，却感叹在此生经历了种种苦难，不知道在千百年后，谁能理解内心的上天，只希望此生在世的时候，喝酒赏花，及时行乐。
东汉至魏晋时期的文人，生于乱世，内心十分敏感脆弱，他们借助诗歌来表达内心对时间的珍视，希望能够在有生之年实现人生理想、政治抱负，彰显了这一时期的文人风骨。
东汉至魏晋时期受玄学思潮的影响，形成一种新的世界观、人生观，后来随着佛教的发展，玄学与佛教开始融合起来，使得文人们开始对宇宙进行一定的探索，他们崇尚自然，希望能够得永生，与神仙对话，来实现自我的政治理想，所以文人们多效仿屈原的《离骚》，希望神游仙境，表达政治寄托。
以“骨气奇高、辞采华茂”著称的曹植，在现实世界中处处碰壁，遭小人挑唆与曹丕的兄弟情义、手下贤士遭到迫害去世等均挤压在曹植的内心，他心生悲愤，却无处解脱，只能将理想寄托在游仙诗词中。如《远游篇》中，诗人写道：
远游临四海，俯仰观洪波。大鱼若曲陵，承浪相经过。灵鼇戴方丈，神岳俨嵯峨。仙人翔其隅，玉女戏其阿。琼蕊可疗饥，仰漱吸朝霞。
昆仑本吾宅，中州非我家。将归谒东父，一举超流沙。鼓翼舞时风，长啸激清歌。金石固易弊，日月同光华。齐年与天地，万乘安足多。
曹植在此诗的上半段中，他远游到了四海，看到了巨浪滔天中，一只大鱼乘着海浪从自己身边经过，神鳌驮着方丈去了仙山，更有山峰直入云霄，仙人自在飞翔，神女嬉笑玩耍，一派景象散发着淡淡的仙气，诗中流露着曹植对这番景象的喜爱。而下半段中，曹植却感觉到自我的归宿，他说中州不是我家，昆仑山却是，所以自己要去仙地拜神仙，飞过沙滩、张开翅膀、唱着歌曲，跟着宇宙寿比南山，何必去留恋人间的皇位？清人朱乾在《乐府正义》中写道：
所谓“九州不足步，中州非我家”，皆其忧患之词也。至云“服食享遐纪，延寿保无疆”，则其忧生之心为已蹙矣。
朱乾的评价意在说，曹植的这首游仙诗，虽然寄情宇宙，与天地共生，不贪恋人间皇位，实际上却却是对当时政治局面的忧患之心，表达了内心的壮志难酬。
东汉至魏晋时期，许多诗人借游仙特征的诗词来向往神仙世界，乞求长生愿望，来表达内心的政治理想，唱响了一段文学风潮，如曹操的《精列》、郭璞的《游仙诗》等均是表面表达宇宙向往，实则表达渴望建功立业的政治抱负。
东汉至魏晋时期，受玄学风潮影响，隐逸特征的诗词形成一种特殊的文学景观，以陶渊明、谢灵运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不仅展现了自然的朴实纯真，创造了一处精神家园，也逃避了官场的黑暗、士大夫的丑恶虚伪，表达对生活的深深哲思。
陶渊明生活在晋宋易代之际，当时的政治环境十分复杂，当时的他虽怀有建功立业的动机，但却对当时的政局十分失望，体会到官场的黑暗之后，便辞去彭泽县令一职，选择回归田园，在他的诗歌中，非常自然的展现了佛教对待人生时的不喜不悲，反而在生活琐事中凸显了纯真之趣，如《归园田居·其一》中，陶渊明写道：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这首诗中，陶渊明将“守拙”、“适俗”与“园田”、“尘网”作对比，来表达自己在回归田园之后的愉悦心情，诗人在田园中看到了南野、榆柳、桃李、园林、远村、近烟，听到了鸡鸣、狗吠，视听结合、动静相称，勾勒出一幅极美的画面，表达了一种了悟明彻、心旷自然的人生哲理。陶渊明因写隐逸诗受到后人敬仰，南朝文学评论家钟嵘认为“陶渊明是古今隐逸之宗”，宋代苏轼也认为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言辞之间，尽显对陶渊明的肯定。
此外，东汉至魏晋时期的陆机写下《招隐诗》，王康琚的《反招隐诗》、潘岳的《闲居赋》等均展示了在时代的战乱下、政治的黑暗里、玄学的发展中，诗人们选择一条独特的道路，以隐逸的方式躲避世间烦扰，寻求心灵宁静，开辟了一代隐逸为特征的诗风。
东汉至魏晋的社会发展，重塑了文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使得他们不再崇尚儒家的“厚人伦、移风俗、美教化”的诗教文化，而倾向于追求文学自身的独立意义，强调诗歌的意象美、风韵美、文气美、声律美等，开启“文学自觉”时代，这一时代的文学特征表现在对生死真谛的思考，文人们多感叹人生苦短，反思生活意义；也表现在奇幻游仙，借助宇宙万物表达对永生的渴望，对政治生活中悲愤的解脱和释放；更表现在隐逸诗风中，对山水田园的热爱，展现了我国劳动人民的劳作之美，表达了文人在动乱年代的人生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