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私是处于一种不公开的状态，那么如果隐私本来就属于藏污纳垢的性质，也就是说，权利人所隐匿的内容本身就是违反道德或违反法律的，这也算是隐私权范围内的隐私吗？
对此，美国有一个很著名的案例，就是“梅尔文诉里德案”，案情大体上是这样的：原告过去曾是一名妓女，并被卷入一桩谋杀案，后被宣告无罪。但在以后的时光里她放弃了耻辱的生活，一年以后结婚并过着令人尊敬的生活。
但在她被宣告无罪7年以后，被告以她的经历为素材拍摄发行了一部电影，真实地反映了她以前的生活，并使用她婚前的真实姓名。原告说这部电影使她的朋友第一次知道了她过去的令人讨厌的生活。
加利福尼亚法院认为被告的行为侵犯了原告的隐私权。他们的理由是，所有的人都拥有一定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一项为追求和获得幸福的权利，而原告的这一权利被这一电影的发行所侵害。这事实上已经脱离了对隐私权本身的论述，而是从更高的层次，或者更抽象的层面上来论证“隐私”的正当性。
应该说，原告所要隐瞒的过去的生活事实本身是违反社会公序良俗的，但又充满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并且改邪归正，积极的开始了自己令人尊重的生活，这样的生活状态是值得法律去维护的。法律必须尊重生活事实。
我们可以看出，法院也正是从对隐私权的保护出发，而他的理由却落在了“每个人都有追求和获得幸福权利”上面，这显然是想为隐私权的成立提供强有力的宪法支撑，因为这种权利在美国的传统权利是“不可剥夺的权利”。这只有在宪法地位不可撼动的的国度里才有可能是成立的。
而且，在这个判决书里，法官一再的强调原告“放弃了耻辱的生活”“令人尊重的生活”，这就让人们不断的认识到原告已经开始了道德的生活，并且，闪烁于其中的尊严更让增添了对原告的同情与理解。这样的道理看似清晰的，也是浅显的。
可见，该法院绕了这么大一圈也就是为隐私权的成立寻找理由，就是因为该案之中的隐私权的认定所依据的生活事实在价值的层面上是缺乏正当性的。
其实，这也就提出了隐私权所可能面临的道德与法律的困境，作为一项法律权利，必须要有其存在的正当性，我们知道隐私权是在隐私与人格尊严相联时才获得法律上的正当性。
美国的科布法官在帕弗斯奇案中对隐私权作了自然法的论证，他认为，个人为了成为社会的一员就得向社会让渡诸多他在自然状态下就可以自由行使的权利和自由。这里面包含着身后的自然法的法理。
但这种让渡并不意味着他放弃所有的权利，在未经他允许的情况下，公众无权侵犯那些必须由他加以保留的权利，隐私权就是其中的一项。这似乎在告诉我们隐私权的正当性来源于权利的让渡，即来自权利人的允许。这就抹去是权利获得正当性的其他条件。这里事实上暗含着“同意”的理论支撑。
但是我们不可以忽略他是从自然法出发的这一前提，这也就隐含着隐私权需要的自然法基础，无论是永恒的善还是永恒的理性，道德是不可或缺的因素。那么隐含于隐私权之中的“隐私”的正当性又是什么，那些公众不知道的秘密能否表现出足够正当使隐私权成为一项法律权利，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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