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末英国工业革命的主要条件，中国早在14世纪就几乎全部具备了。然而，中国却未能发生真正的工业革命。在思想史上，针对中国经济史提出类似问题的有二个著名的例子。
第一个是“李约瑟之谜”。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其一、为什么中国科技水平和经济发展在历史上一直遥遥领先于其他文明？其二、为什么中国科技和经济现在不再领先于世界水平？
第二个是所谓的“韦伯疑问”。提出了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而没有发生在曾经孕育过资本主义胚胎的中国？
回答这个疑问，就是要解释为什么中国在14世纪以后科学技术发明以及经济增长相对停滞。
“高水平均衡陷阱”假说曾经是一种颇为流行的解释。因为中国家庭由男嗣传宗接代的文化根深蒂固，因而鼓励早婚早育，导致人口高出生率和人口的急剧膨胀，进而经济条件恶化。与此同时，耕地面积扩大的可能性又是是有限的。人地比例的上升，意味着与资本和资源相比，劳动力越来越便宜，以及人均剩余的减少。与此相反，欧洲人地比例合理，其节约劳动的需求十分强烈，农业剩余也足以支持工业化所需资金。但这种假设在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即使中国早期达到了很高的物质文明，也不意味着不存在物质缺乏，因而不能穷尽人们对物质的需求和对技术进步的需求。
另一种假设则从技术创新的类型区别，有前现代时期，大多数技术发明源于工匠和农民的经验，一个社会中人口越多，经验丰富的工匠和农民也就越多，因而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的概率也越大。中国在现代时期落后于西方世界，是因为科举制度不能诱导知识分子投资于从事现代科学研究所必需的人力资本，因而从原始科学跃升到现代科学的概率大大降低，以致中国未能发生科学革命，技术发明只能停留在直接经验的基础上。而欧洲通过17世纪的科学革命，技术发明的模式也就转移到依靠科学和实验的基础上来了。
可见一个国家的进步与自身所处的客观环境是息息相联系关的，事物都是两面性的，好的同时必然存在着坏的一面，当然坏的同时必然也存在好的希望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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