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书演变过程如下：
行书是由隶书发展而来的介于正体和草体之间的一种实用性较强的主流字体，主要包括典型行书、行楷和行草几种类型。行书萌芽于西汉中晚期，形成于东汉至西晋时期，成熟于东晋，盛行于东晋以后的各个时代，且每个时代都具有不同的风貌。
行书的滥觞：行书是由隶书发展而来，几乎与楷书同时产生。行书最初的萌芽就是省简隶书中的波磔，并由于书写的快速而将隶书翻挑改为撇、钩等笔画，并由于书写的快速，甚至出现了笔笔相连的趋势。
西汉中晚期的简牍中，就已经出现了一些波磔不太明显的隶书，被称为“粗书”或“新隶体”，是为行书的滥觞阶段。
行书的形成：在东汉中晚期的简牍中，已经经常可以见到与楷书相接近的书体，相传东汉末年刘德升善行书，钟繇和胡昭师之，而“胡书肥、钟书瘦”；汉魏之际，钟繇“行狎书”已经广泛用于民间书信往来；在西晋的楼兰文书中已经大量发现成熟的行书遗迹，是为行书的形成阶段。
行书的成熟：行书的真正成熟期是在东晋，王羲之早年间的《姨母帖》与西晋楼兰文书中的行书风格几乎一致， 表明在王羲之生活的早年，行书还未完全成熟。
但王羲之的成熟行书《兰亭序》，则与楼兰文书中的行书风格大相径庭，已经完全脱去了隶书古朴式样，体态更加流美，第法也更为丰富,表明行书的真正形成在于王羲之的变革。其后王献之将行书进一步推衍， 将其父的纵势进一步发挥，行书与草书的结合有把行书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行书的发展
东晋以后的各个时代均有以行书著称的大家，如唐代颜真卿《祭侄稿》被誉为“天下第二行书”，宋代苏轼《黄州寒食诗》被誉为“天下第三行书”，元代赵孟烦将其与楷书结合，是为典型的行楷。
明代的董其昌、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王铎，以及清代的刘埔、翁方纲、赵之谦、吴昌硕等人在行书上都颇有造诣，行书在魏晋以后的各个时代均绽放着耀眼的光芒。
行书较之楷书更为简便，而较之革书则更易识读，行书是魏晋以后运用最广泛的书体，在中国书法史上绵延不绝，广受欢迎，为中国书法增添了烂漫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