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里克利时代,弊端?

伯里克利时代有什么弊端?我
知道妇女不能参加公民大会,还有哪些人不能?

论雅典民主政治的弊端

古代希腊是欧洲文明的发祥地,西方人普遍称“希腊是西洋文化之母”。雅典是古代希腊民主制度最为发达的国家,希腊城邦创立的民主制度是伴随着一系列的民主改革而逐步发展起来的。这种民主制度的优越性在历史时期乃至到现在仍然广为人们所称道,由此,可以看到雅典民主政治影响之深远,也可见其历史地位的重要性。然而,我们回过头来用理性的眼光去考察这段光辉灿烂的人类文明历史时却遗憾地发现,这种作为理想的直接民主政治制度它在百年之后迅速走向了衰亡,这的确值得我们去深思。这与她所创立的这种民主政治制度的弊端有着很大的关系。本文将就这个问题以讨论,希望在探讨历史教训的同时也能对我国现代社会的民主政治建设有所裨益。

一、“公民权“的身份

伯里克利曾自豪的宣称:“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因为政权是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在这里我们应该注意的是,他说的全体公民,即多数人,只是对有雅典祖籍和出生在雅典的成年男性而言的。可以看出,雅典人的公民意识是很强的,公民称号和公民权是其享有各种权利的无比重要的条件和唯一的条件。即使一个人家有万贯且出身于名门,如果他不享有公民权那这个人就回失去他所存在的价值。雅典公民权有着种种限制从而实际上剥夺了广大普通劳动者的权利。我们称这种民主为特权性民主,就连在号称雅典全盛的伯里克利时期,雅典公民的范围非但没有扩大,反而进一步缩小了,如在伯里克利时期通过了特别法令规定只有父母是雅典公民的人才可以成为雅典公民,于是雅典的居民中一下子有5000家失去了公民权,因此,雅典民主公民权的范围是非常狭小的。

据统计,在雅典全盛的克里伯利时期,雅典公民加上妇女儿童在内大概又90000人,而男女奴隶则高达365000人。这些奴隶虽然构成雅典居民的多数,但事实上构成雅典居民人口多数人的奴隶丧失了自由,不享有公民权,是不能参加政治活动的。雅典民主则是建立在奴隶的艰辛劳作的基础上,奴隶主、自由民才有从事政治活动的可能性,这与历史时期奴隶社会的其他国家是没有区别的。另外,占雅典成年人一半以上的妇女、外邦人以及部分工商业者也是没有公民权的,更谈不上让其参与政治活动了。柏拉图认为:“在治理国家方面,女人也能干,但在干一切事物时女人总比男人低下。”亚里士多德则进一步指出:“男女之间的高低之分是合乎情理的,因为男人能用理智控制控制自己的情欲,而女人往往成为情欲的俘虏。”这无不反映雅典公民权下的民主政治的狭隘性。

二、“轮番而治”的弊端

雅典民主政治中的“轮番而治”就是指公民轮流担任公职,负责国家事务。雅典人认为同等的人应该相互交换统治与被统治,这才是合乎正义的,因而雅典实行普选制,让每个公民都拥有轮流担任公职的机会。伯里克利曾说,“一个公民只要有任何长处,他就会受到提拔,担任公职;这是作为对他优点的奖赏,跟特权是两码事。贫穷也不在是障碍物,任何人都可以有益于国家,不管他的境况有多黯淡。”我们说,雅典人和伯里克利的这种看法和做法不管是在当时的人,还是现在的人看来都确实存在一定弊端,例如:

第一、“轮番而治”从制度上确实避免了长期任职形成个人权力集中甚至发展为专制独裁,同时否认了富人的钱的作用,让普通平民有了参与国家政治的机会。但需要注意的是雅典官吏一般任期为一年,这一年他们得用一部分时间交接工作,其实际工作时间也就变得很短。这种制度造成了国家政权机构人员的不稳定,政权交替频繁不稳定,使得国家制定的各项制度和措施执行的连续性受挫,不利于国家的发展。雅典“黄金时代”——伯里克利时期的出现,正是与形成了以伯里克利为核心的强有力的稳定的领导集团密切相关,而在一个政权混乱的时期,是不可能产生这样一页辉煌的历史的。

第二、“轮番而治”让每个公民理论上都有担任公职的机会。但是笔者认为,这种“轮番而治”的抽签选举在否定门第标准、财富标准和功勋标准的同时也否定了德才标准,忽视了作为公职人员必须也应该具备的的公正无私和为公众服务的品德,以及其必备的管理服务的所需的知识才能等。这不利于国家官吏的任命,因为在任何时期公职人员的个人素质和才能是非常重要的,不能忽视。

第三、“轮番而治”本身就存在着严重的问题,诸多公职人员虽然经抽签方式产生,普通平民也因此有机会参与政事。但十将军委员会却始终保持着选举制,并且可连选连任,没有薪俸,这与“轮番而治”以及雅典民主政治显得极不协调。这种规定充分说明了当时社会条件下的民主是不健全的。因为有了这样的规定,贫穷公民不可能当选将军,而十将军又是掌握兵权的实力派人物。这就给少数社会上层分子以控制雅典政局的机会,伯里克利从公元前443年起到公元前429年连选连任首席将军从而就控制了雅典政局,成为事实上的终身政府首脑。

由此可见,“轮番而治”也只是雅典古代奴隶主贵族阶级实行的一种统治手段而已,也由于“轮番而治”的民主政治的弊端和问题。因此,其对“主权在民”的选举制度也是不可能进行强有力的保障的。

三、“主权在民”与集体暴政

雅典民主政治最明显的特点是直接民主,这也是她民主政治中最值得称道的地方。伯里克利在其《丧礼演说》中说:“我们的政治制度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是因为政权是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可以说,在当时雅典人对此是引以为豪的,但雅典这一时期的“主权在民”由于种种原因存在以下问题和弊端:

(一)“主权在民”的实现问题

我们说在一定历史时期实行某种制度是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而定的,它必须保证这种制度能够实施。主权在民却不能保障公民真正享有权利,并没有也不可能很好地贯彻实施。比如,雅典普通公民的农民的手工业者,为了生计的需要,一般不可能出席约十天举行的公民大会。据估计,出席公民大会的人数大约为雅典公民总数的十分之一。这就使得民主变成空中楼阁,触及不到。在雅典社会前期如此,更不用说雅典社会后期,随着人们思想和社会发生了剧烈变化,人人都追求个人利益和物质享受,根本不去关心思考城邦和集体利益。到了伯里克利时期发展到公民参与政事和其他活动能领取各种津贴的制度,一方面虽然说明雅典民主政治发展到了顶峰,但也恰恰说明了它的衰落,此时的辉煌只不过是落日的余晖而已。因为现在的人们只是因为津贴而参与政事,不是处于公民前提下的那种热情和美德去参与了。雅典民主政治制度走进了它自己的死胡同,这显然阻挡不了雅典民主政治的衰落。

(二)“主权在民”与公民的集体暴政

雅典民主的表现形式是公民大会,肯定的是公民通过公民大会讨论参与国家政策方针的制定,激发了人们参政的热情,因此这种决策结果体现出了多数人的意愿。但事物的两面性决定了群体决策也存在着一些弊端。公元前5世纪后半叶雅典演说术兴起,它成为伯里克利之后雅典政治家左右政治的一个重要工具。在伯里克利时期,他凭借其个人卓越的政治才能,引导雅典群众进行了较为理智的决策,城邦政治有条不紊地运行,雅典民主政治在此时达到历史顶峰。但是对于那些利用演说术蛊惑人心、为己谋取私利的后来者而说,他们利用其较高的演说修辞和表达能力,对群体决策不可避免地极具煽动性,影响了雅典“主权在民”的群体的理智决策,甚至会造成严重后果。当时的政治家德摩斯提尼这样直言不讳地说:“现在的演说者是群众想听什么就说什么,怎么能让群众高兴就怎么说,全然不顾城邦的利益得失。”说法未免夸大,但说明了群体决策易受左右。西西里远征就是群体决策受左右的典型。从修昔低德的描述中可以看出亚西比德演说的效果所起的作用:“演说使大部分人丧失了判断力,人们完全沉浸在他描绘的美好图景中,几乎每个人都对远征充满了热情:年老一点的人认为他们将征服那些地方,起码不会失败;年轻人希望看看远地的风光和获取一些经验;普通民众和士兵希望得到一份永久的薪给工作。面对大多数人这种过度的热忱,那些实际反对远征的人都不敢做声,因为他们害怕如果自己提出反对意见,其他人会认为他不爱国。”人非圣贤,因此,人们在处理某些事情时不可能不夹杂着个人的感情。雅典后期“主权在民”的群体决策的多数原则就陷入了这一泥潭之中,更为严重的是它导致了公民群体的集体暴政。这对公民大会的正确决策造成了严重后果。特别是雅典在波斯战争胜利、海上帝国建立后,雅典人产生的妄自尊大心理使得他们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往往做出了不理智的群体决策。这里的典型例子是米提林审判。由于米提林暴动,雅典人愤怒之下,决定把米提林全体成年男子处以死刑,妇女和未成年人变成奴隶。但是在第二天,人们冷静下来之后却为自己做出的史无前例的决定感到震惊,于是召开了公民大会重新讨论了解决办法。可以看出,群众的不理智决策甚至到了朝令夕改的地步。雅典民主政治的群体决策还造成了他们对个人的集体暴政:如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被雅典的民众法庭判处死刑。罪名是“毒害雅典青年,不信仰城邦的神和发明新神”。这在西方哲学史上被认为是一次处心积虑的谋杀:雅典人试图通过判处雅典人中最智慧和最高贵的人死刑来扼杀良知的声音。不过据说在处死苏之后,雅典人感到后悔,于是又匆匆把起诉苏的两个人判处以死刑。著名的伯里克利也受到控告却因为交不起罚金而被流放。德摩斯提尼在公元前323年从政30年的他被判受贿而放逐。据说他离开雅典时悲伤地望着自己的城邦说:“圣明的雅典娜,为什么你会喜爱猫头鹰、蛇、群众这三种难驾御的野兽?”那么这些都曾经在战场上拼死作战的将军一生都会遭遇几次控告,这无不无反映了雅典群体决策情绪暴政的可怕。

总之,雅典时期的“主权在民”存在很多弊端,直接民主在雅典社会前期可能适应小城邦简单管理模式、人口较少等状况的发展。但是随着雅典帝国的建立,这种小国寡民的民主政治体制显然已经不适合这个庞大帝国的发展。比如她还造成了国家机构繁冗,工职人员过多(约占雅典总人口12%),工作效率低下等问题。虽然有一定措施防止公民的集体暴政这一严重后果的出现,但是在当他们的城邦处于战争和灾难的时候,任何措施都显得毫无用处了。

四、关于雅典民主政治弊端的其他几点问题

还有一点我们应该注意,雅典是以其民主和法治著称的,因此,至少享有公民权的人首先应该“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应不允许有任何例外和特权的存在“共和国的全体人民握有最高权利时,就是民主政治;共和国的一部分人拥有最高权利就是贵族政治。”也许历史就是这样富有极大的讽刺意味和戏剧性,梭伦“白天”说:“我们指定了不分贵族,一视同仁的法律,为每个人都规定了公正的正义。”却在“晚上”把公民按财产的多少分为四个享有不同公民权的等级——五百斗级(Pentacasiomedimni)、骑士级(Hippes)、双牛级(Zeugitae)和日佣级(Thetes)。其中,改革中的四百人议事会,陪审法庭,第四等级的公民是不能参加的,高级官员也只能有强两个等级的公民担任,第三等级的则只能担任低级官员了,第四等级不能担任任何公职。当然,这种等级制在伯里克利时期以为任职人员发放津贴的形式,但也不能阻止在小国寡民情况下才行得通的雅典民主政治的衰落。因此,雅典民主政治的民主是有着前提条件的,即使在雅典统治阶级的内部也不例外。

综上所述,雅典民主政治的弊端和问题还远不只是以上笔者所谈到的这些,比如说权利的产生、审判制度、监察制度以及权利制约等方面还存在着其它的弊端。雅典民主政治体制存在的弊端,说到底其根本原因是她代表的是古代奴隶社会奴隶主贵族的利益,它始终是奴隶社会统治的辩护者和维护者;也由于时代的局限性,注定了雅典民主政治在产生后会存在一定的缺陷。它毕竟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我们现代社会民主政治应该学习其制度的优点,避免民主政治发展过程中的弊端,真正地发展和完善民主制度。我们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却发现,它所创立的这种民主政治制度在当时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为后世社会留下了丰富的关于民主政治概念的遗产,等待着后继者们的丰富、完善和发展。

参考文献:

[1]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商务印书馆 1960年版

[2](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

[3][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全球通史•1500年前的世界》[M](吴象婴 梁赤民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9年版

[4]吴于廑、齐世荣《世界史*古代史》[M] 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5]贾薇《对雅典民主政治的批判和反思》-《青海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

[6]蒋云芳、胡长林《雅典民主政治的特征及对西方民主的影响》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1月;

[7]魏凤莲《苏格拉底之死与雅典民主政治中的自由》鲁东大学学报2007年9月第24卷第3期

[8]潘桂仙《关于雅典民主政治衰落原因之我见》-柳州师专学报2003年3月第15卷第1期

[9]周洪祥《论古典学者对雅典民主政治的批评》-漳州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

[10]张艳《城邦:古希腊人文精神的基石》-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11月第26卷第6期

[11]禹露、郑进粘《雅典民主政治的主要特征及利与弊》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25卷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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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10-02-17
奴隶,未成年人,还有外邦人都不能参加功名大会。
伯利克里时代是雅典民主政治的顶峰,但其民主政治有其固有弊端,即易导致权力的误用和滥用,苏格拉底之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第2个回答  2010-02-17
伯里克利代表雅典工商业奴隶主和中下层自由民,特别是海员、佣工等第四等级公民的利益。他的国内政策以加强民主政治为核心。从公元前462年的改革开始,雅典公民大会在伯里克利的推动下,逐步通过了一系列的法令和措施,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剥夺战神山议事会的政治权力,使之分别归属公民大会、五百人会议和陪审法庭。此后,战神山议事会只审理带有宗教性质的案件和事务。公民大会、陪审法庭和五百人会议摆脱了战神山议事会的牵制,完全成为雅典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和执行机构。
(二)各级官职向广大公民开放。公元前457年后,第三等级公民取得担任执政官的资格,第四等级公民后来事实上也被允许担任此职。于是雅典全体男性公民基本上都获得了不受财产限制,通过抽签、选举和轮换而出任各级官职的权利和机会。
(三)实行公薪制。最初,由国家给予陪审法官每日生活津贴,后薪给制扩大到大多数公职,这就为贫苦公民参加政权管理提供了一定的物质保证。
(四)限制取得雅典公民身份的范围。451年规定,凡父母双方皆为雅典公民者才能获得雅典公民权。
经过伯里克利的苦心经营,雅典的奴隶主民主政体日益完备。

参考资料:http://baike.soso.com/v59090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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