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作为成熟史学的标志，它有着独特的创造，最突出的贡献是自觉的历史使命。《史记》书成，司马迁题名为《太史公书》，即太史公所记之书，到东汉桓灵之际，《太史公书》才演变为《史记》之称。太史公，是司马迁对其父司马谈为太史令的尊称。《太史公书》就是纪念司马谈发凡起例修撰《史记》的业绩。《史记太史公自序》追述司马氏世系，源远流长，始祖为唐虞之世的重黎氏，职掌司天司地之职，司天即为史职。重黎氏之后，至于夏商，世序天地。到了周代，重黎氏后裔为司马氏，仍世典周史。惠襄之间，司马氏中衰，去周适晋，史职中绝。司马迁津津乐道，追述远祖，其深层寓意是强调司马氏为史官世家。汉武帝即位，司马谈出仕，职任太史令，他以祖先世世代代为史官而自豪。司马谈重振天官学，并以这一“光荣家谱”教导司马迁，希望他发扬祖德，确立修史壮志。司马迁郑重其事记载了远祖世为史官的传说，也意味着他们父子来修撰一部贯通古今的通史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是其肩负的历史使命。司马氏父子是自觉的历史家。为此，司马谈发凡起例，以继孔子、效《春秋》为使命，修撰一代大典。司马谈的写作宗旨，《太史公自序》作了明确的交代。司马谈临终遗言说：“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司马谈的这段临终遗言，可条列其发凡起例的宗旨有三端：一曰效周公“歌文、武之德”；二曰继孔子、效《春秋》，“修旧起废”，为后王立法，为人伦立准则；三曰颂汉兴一统，论载“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合此三端，即以人物为中心，帝王将相为主干，颂一统之威德，这正是秦汉中央集权政治在学术思想上的反映。《论六家要指》就是司马谈所作的述史宣言，倡导融会百家思想为一体，自成一家之言。这些就是《史记》的本始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