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中叶,虚掩的山海关大门敞开,流民潮涌,汹涌澎湃。人是文化、信息的载体,人的流动实际上就是文化的流动。“闯关东”浪潮叠起,意味着中原文化向关东地区大规模挺进。
文化交流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如果说“闭关”时代的文化交流表现为中原文化对东北固有文化的“影响”,受到“封禁”的人为干扰。
那么,在开放的历史条件下,中原文化迅速在关东地区扩散,使得中原文化和关东文化在辽阔的关东得到了并存。
山东村在关东的“复制”,实际上就是中原文化的平面移植,加上人员数量庞大,他们有充分理由保持自己的文化,所谓“聚族而居,其语言风俗一如旧贯”即是。
他们可以不必改变自己,削足适履,去适应当地的社会风俗、宗教信仰,使用当地的语言文字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同样是文化上的保守主义。
赵中孚在论及“闯关东”的意义时说过这样一段话:“社会意义上,东四省区基本上是山东农业社会的扩大,二者之间容有地理距离,但却没有明显的文化差别。
山东与东四省区之间,无论在语言、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家族制度、伦理观念、经济行为各方面,都大同小异。最主要的是东四省区移垦社会成员,没有自别于文化母体的意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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闯关东的原因:
山东人闯关东实质上是贫苦农民在死亡线上自发的不可遏止的悲壮的谋求生存的运动。从移出地看,一面是天灾,旱、水、雹、虫、疫并发。
一面是人祸,第二次鸦片战争、八国联军侵华、太平天国、捻军、黑旗军、义和团等都曾横扫华北诸省。直皖战争、两次直奉战争、新旧军阀的混战年年不断,战祸波及华北各省。
兵灾匪祸频繁,日益加重田租、税负、差徭和额外摊派。越来越多的破产农民和灾民、难民不得不到东北去逃荒、避难。
从移入地看,东北的社会生产力比较落后,大部分土地尚未开垦,华北地区地少人多。在山东等地“闯关东”由来已久,移民中向家乡寄钱者有之,带财物回乡过年者有之。
也不乏发财致富成家立业者,这些刺激了更多的民众要到关外谋生赚钱。胶东有些村庄几乎村村、家家都有“闯关东”的,甚至村里青年人不去关东闯一闯就被乡人视为没出息。
逐渐形成了“闯关东”的习俗。所以在华北特别是山东的胶东和河北的冀东,劳动力稍一充裕,或一遇天灾人祸,首先想到的是携家带子,或集结亲戚好友,蜂拥到关东去谋生。
清末,沙俄侵略东北,日本紧跟其后,两国竞相在东北扩张势力,修筑铁路、掠夺资源,需大批劳动力,迫使华北破产。农民移民关外,多是华北地区的农民,尤以山东、河北两省农民最多。
山东胶东地区的登州、莱州、青州和河北省保定、滦州等冀东地区、京津地区,有便利的途径,有“闯关东”的习俗,是移民的主要输送地区。
后来,重灾区河南省依靠发展起来的铁路,也有相当数量的农民逃亡到东北。据统计,1921年关内向东北移民仅为20.9万人,1926年增为56.7万人,以后移民数量猛增。
1927年达到105万人、1928年为108.9万人、1929年为104.6万人、1930年为67.3万人。即从1921年至1930年的10年间共有近618万余人到东北谋生。
有的学者估计,从近代明令移民实边到清代末年,移入移民(含后裔)的人口达到1400万以上,年均近30万人。有的专家认为,20世纪三十年代前,每年从冀鲁豫去东北的约有40至50万人。
不少年份超过百万。闯关东对于这些农民来说,即是一个艰苦的岁月,也是一个奋斗的征程。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闯关东
闯关东,是指在清朝后期以及民国时期,大批中原、江北的老百姓由于自然灾害,清政府号召移民实边等原因,被迫或主动跨过山海关以及渡过渤海,到东北地区闯荡,垦荒和定居的过程。
“闯关东”有广义的与狭义的两个概念。
有史以来山海关以内地区的民众出关谋生,皆可谓之“闯关东”,此为广义。狭义的“闯关东”仅是指从清朝顺治年间到中华民国这个历史时期内,山东、河北、山西、河南及皖北、苏北等地的百姓去关东谋生的历史。我们通常所说的“闯关东”是狭义的。
闯关东,作为一种社会习俗而被广泛接受。山海关城东门,界定着关外和中原大地,从清朝到民国数百年间,背井离乡的山东人等关内人开始兴起了闯关东。清入关实行民族等级与隔离制度,严禁汉人进入东北“龙兴之地”垦殖——颁布禁关令。顺治曾告诫满洲贵族末路退往关东。满人倾族入关,关东人口剧减,借口“祖宗肇迹兴王之所”保护“参山珠河之利”,长期对关东实行封禁政策。顺治开始,满境分段修千余公里“柳条边”篱笆墙——东北长城(柳条边墙、柳墙、柳城、条子边),康熙中期竣工。从山海关经开原、新宾至凤城南的柳条边曰“老边”;自开原东北至今吉林市北曰“新边”(《辞海》)。故,在民间有“边里人”、“边外人”的说法。
十九世纪中叶,虚掩的山海关大门敞开,流民潮涌,汹涌澎湃。人是文化、信息的载体,人的流动实际上就是文化的流动。“闯关东”浪潮叠起,意味着中原文化向关东地区大规模挺进,文化交流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如果说“闭关”时代的文化交流表现为中原文化对东北固有文化的“影响”,受到“封禁”的人为干扰,那么,在开放的历史条件下,中原文化迅速在关东地区扩散,使得中原文化和关东文化在辽阔的关东得到了并存。
山东村、河北村,河南村等在关东的“复制”,实际上就是中原文化的平面移植,加上人员数量庞大,他们有充分理由保持齐鲁文化或燕赵文化,所谓“聚族而居,其语言风俗一如旧贯”即是。他们可以不必改变自己,削足适履,去适应当地的社会风俗、宗教信仰,使用当地的语言文字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同样是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赵中孚在论及“闯关东”的意义时说过这样一段话:“社会意义上,东四省区基本上是华北农业社会的扩大,二者之间容有地理距离,但却没有明显的文化差别。华北与东四省区之间,无论在语言、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家族制度、伦理观念、经济行为各方面,都大同小异。最主要的是东四省区移垦社会成员,没有自别于文化母体的意念。”
面对齐鲁文化、燕赵文化的扑面而来,关东文化不可能没有丝毫戒心,也不可能没有“土客”矛盾产生,如《黑龙江述略》载:“而雇值开垦,则直隶、山东两省为多。每值冰合之后,奉吉两省,通衢行人如织,土著颇深恶之,随事辄相欺凌。”辽宁安广县(今吉林大安市新平安镇)也是一个例子,《安广县乡土志》记载:“县属未经设治以前,蒙古未谙耕种。徒资牧养,一片荒芜。嗣经汉民来境垦种,公旗得获租利。然因族类各异,言语不通,情意未能浃洽,蒙古多欺凌之,……迨光绪三十年(1904年),奏准委员勘荒,招户领地。客民闻风而至,……蒙古亦渐事稼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