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推荐于2017-09-16
新记《大公报》时期的“文人论政”
所谓“文人论政”，就是知识分子以匡扶时世为己任，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忧患意识贯穿到言论当中，力图以言论来指引国家的走向。在近现代报刊在发展过程中，始终闪耀着“文人论政”的光芒。本次研讨的主要是1927年——1948年时期的，所以代表“文人论政”最高成就的也就是《大公报》了。
一、“文人论政”传统形成的原因
第一，我国素有文人“清议”的传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准则影响了中国文人的言行。近代中国积贫积弱，使文人的这些思想有更深刻的体现。他们热切借助报刊这种新载体抒发言论，评议时政，以文章来为国家扶善除恶、激浊扬清，对政府进行舆论监督，实现他们的报国理想。由此产生了中国新闻史上最光辉的一笔——“文人论政”。
第二，我国报刊“文人论政”传统的形成与发展，也是与西方自由主义报刊理念的影响与渗入密不可分的。因为近代报刊毕竟是西方资产阶级社会的产物，它与中国传统邸报最大的不同之处，是具有独立的撰稿权并发表评论，而这一点又为我国封建统治阶级所不容。因此，客观地说，如果不是西报随着殖民主义势力的侵入，在当时严厉的封建统治下，中国是不会产生近代意义上的报刊的，更罔论“文人论政”了。
二、“文人论政”传统的主要表现形式
1、深厚的爱国情怀
作为“文人论政”顶峰的《大公报》，其百年不变的爱国精神是一脉相承的。早期以反对美国禁止华工入境运动和支持收回权利运动最为著名。抗日战争时期，其上海版因不接受日伪报刊检查而停刊，总编辑王芸生在社论中宣言：“我们是中国人，办的是中国报，一不投降，二不受辱”，以明爱国之志。《大公报》的爱国精神，以其四十年代主笔张季鸾的报刊思想最具代表性，张季鸾的报刊思想可以概括为“报恩主义”和“文章报国”，这两点相互交融，使得他主持的《大公报》表现出强烈的“文人论政”色彩。张季鸾在《归乡记》中曾经说过，人人都应报父母之恩，报国家之恩，社会上人人都对我有恩。若存有报恩之心，许多事情就很好办了。他这种真诚的报恩思想，扩大了说，就是真诚的为社会服务的思想，就是国家至上、人民至上的思想。与“报恩主义”密切相关的是他的“文章报国”思想，“书生报国无它物，惟有手中笔如刀”，对一介书生来说，能报效国家的只有文章和意见。张季鸾对社会所做的贡献，始终来自他那只锋利、沉重、老练的“秃笔”。他坚守“文人论政”的信条，正是他抱定言论报国、文章报国决心的明证。
2、独立的报刊品格
经济独立是具有独立报格的先决条件，只要这样，报纸才有批评社会的底气。近现代以来，具有“文人论政”特点的报刊无一不坚持经济独立，议政不参政，坚守民间立场，具有独立报格。张季鸾早在留学日本时，就担任了革命派报刊《夏声》的主编。应当注意的是，他虽然同情、倾向甚至参加革命，但并未参加革命团体，也不是职业革命家，这就是他与其他报人最显著的区别。从办《民立报》起，他确立了“忠”——忠于主张“、勇”——勇于发表为立身立言之本。他与吴鼎昌、胡政之三人在续办新记《大公报》时，强调要“使报纸有政治意识而不参加实际政治，要当营业做而不单是大家混饭吃就算了事。”《大公报》著名的“四不”方针：——“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可以说是其忠勇内涵的进一步引申。事实上，张季鸾的这一思想是一以贯之的，“四不”方针是其“文人论政”办报思想的具体化，“文人论政”是实现“四不”方针的出发点和归宿。
3、鲜明的舆论倾向
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曾经说过一段很耐人寻味的话：“我回顾国内几十年报纸，总有一家最受知识界的广大读者欢迎，成为舆论重镇。它的销量不必最大，但代表公众舆论，开创一代风气，成为权威。”“文人论政”主张言论报国、文章报国，这些言论不是四平八稳的，作为言论救国的主要载体，必然表现出鲜明的舆论倾向和犀利的战斗风格，这也是“文人论政”报刊具有战斗力、影响力和吸引力的根本原因。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曾主张改良主义的邹韬奋和《生活》周刊在政治上、思想上发生急剧转变，就是在他的言论鼓动下，群众性的抗日救国运动逐渐发展起来了。1946 年，储安平在《观察》发刊词中指出：“我们这个刊物第一个企图，要对国事发表意见”。他的论政别具一格，如《失败的统治》、《一场烂污》和《政治失常》等文章，为国民党20多年的统治下了最后的断语，令人叹为观止。《大公报》也不例外，它“不属于任何党派，它的地位是独立的，却不是一般所谓的‘中立’”。作为《大公报》主笔的张季鸾，更提倡“对政治，贵敢言”。他认为，报纸评论必须充分发挥言论的重要作用，要以“公”、“诚”、“勇”的立言态度，做到“以锋利之笔，写忠厚之文，以钝拙之笔，写尖锐之文”。张季鸾的“文章报国”愿望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优秀品质。
4、平易畅达的文风
“文人论政”的一个重要目的在于开启民智，唤醒民众，共赴国难。考虑到当时大多数民众文化水平不高，若报纸文风过于雅化，就会直接影响到报刊的宣传效果，因此报刊在文风上必须趋向平易畅达、浅近义明、通俗易懂。
在这一过程中，《新青年》发动的文学革命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作为倡导新文学和白话文的主将，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提出文章应该“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务去滥调套语”等八项主张，拉开了文学革命的序幕。紧接着，陈独秀又发表了《文学革命论》一文，提出推到贵族、古典、山林的文学，建设国民、写实、社会的文学，反对“文以载道”和“代圣贤立言”。在这种思想的引导下，《新青年》的主要撰稿者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纷纷采用白话文进行写作，使我国报刊文风为之一新。此外，在报刊白话文进程中，黄远生、张季鸾、邹韬奋等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黄远生新闻通讯的一大特色就是“通俗自然，别具一格”，邹韬奋曾用“流利、畅达、爽快”等形容他的文风。张季鸾则不管对自己还是对他人，都要求文字简练条理清晰。邹韬奋要求报刊的内容和形式都要切合民众的需要和容受性，他主编《生活》不久后就宣布，“《生活》力避佶屈聱牙的贵族文字，采用明显畅快的平民式文字”。这些变革和进步，使他们都成为近现代新闻史上“文人论政”的楷模。
三、“文人论政”对新闻舆论监督的影响
报刊通过文人论政，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为戊戌维新运动的发展，为辛亥革命的成功，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为“科学”和“民主”思想的启蒙，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新中国的诞生，大呼大吁，做了充分的舆论上的准备，大大地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对于中国近代民营报刊“文人论政”的政治素质，自然不可一概而论，但其中许多人具有共同的优良的政治素质，则是显而易见的，由此对今后我国新闻舆论监督产生了深刻影响。
首先，文人办报的目的就在于对国家尽其言责。为了真正尽到这一责任，实践中应做到两点：第一，以文章报国。用《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的话说，文人一无权，二无钱，有的只是一颗忠心和一只秃笔。他们从爱国的立场出发，裁量时事、议论得失，遇到误国害民之事，便疾恶如仇、鞭笞抨击，每当国难当头，又摇旗呐喊、鼓动宣传。第二，代民众讲话。民众是国家的根本，中国自古就有“君轻民贵”之说。文人既要报效国家，就要爱护国家的这个“根本”，代民众讲话，“通民隐，达民情”，使当权者随时随地都能了解民众的状况，并据此调整国家政策，干民众之所想，改民众之所恶。
其次，新闻舆论监督对于国事具有耳目喉舌、“去塞求通”的作用。梁启超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中说：“国之强弱，则于通塞而已原于机身者亦半”、“去塞求通，阙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无耳目，是曰废疾。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谓也。”1931年9月1日，史良才在《申报六十周年纪念宣言》中说：“今后本报当以诚挚之态度，对政府尽舆论之刍荛，对国民尽贡献之责任。”1939年4月15日，《大公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报人宣誓》的社评，表明了三点：一是“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办报宗旨，二是做“国家的忠卒”、“政府的诤民”的言论责任，三是“威武不屈，富贵不淫，贫贱不移”的报人节操。对国家民族有强烈责任感，又据理性加以公开的建言，这是那一批自由知识分子的共同特色。
最后，报人在实施新闻舆论监督时标榜一种超越党派的独立精神。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本来已形成了独立的传统，特别是在文人议政方面，他们通常选择价值中立的态度，不依傍任何党派，总是以公正的立场为大众说话。1935年，成舍我在创办《立报》时表示：“说大家要说的话，决无任何背景，及为金钱势力所左右。” 1945年他在重庆办的《世界日报》也是无党无派的私营报纸，这条底线他是守住了。张季鸾认为“报纸天职，应绝对拥护国民公共之利益，随时为国民宣传正确实用之知识，以裨益国家。”徐铸成也说：“做记者的人最好要超越于党派之外，这样，说话可以不受拘束，宣传一种主张也易于发挥自己，更容易为广大读者所接受。”上海的《新民报晚刊》出版之际，正值全面内战爆发前夕。该报郑重声明“我们愿意忠于国、忠于民，但是坚决不效忠于任何政治集团。”本回答被网友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