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商人，人们可能不自觉地就会想到“无奸不商”。可不知从何时起，我对这个词产生了一股本能的厌恶感。因为我觉得“无奸不商”是幼稚商人的专利，或者说，是风靡商人的怪癖，甚至说，是无能商人的自卑招数。不可思议的是，许多商人竟然把“奸”看作“成熟”、“老手”、“地道”、“有经验”、“聪明”、“能耐”、“有心计”的代名词；把“为奸”、“作奸”作为一项经商“艺术”；把“为奸”、“作奸”的人称为“艺术家”。 于是，在“无奸不商”的朴素理念指引下，干着他们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伎俩，还很带劲。而这一理念的牺牲品却是那些无数的消费者。因为这些数不尽的消费者“无奸不商”的理念早已扎根在心，甚至比商人的理念根扎得还要深。于是就眼睁睁地承受商人的“奸”作下的孽。麻木的消费者还悄无声息地无动于衷，非但如此，还逢人必吹什么“这些商人真精”、“从北京到南京，买的比不上卖的精”。——对商人的那股佩服劲简直没什么可挑剔的！ 可别说，有些商人乘着广大百姓消费者也深信“无奸不商”理念的空隙，靠他们那些名目繁多的“奸”，还真赚到了不少钱。美其名曰“暴发户”、“大款”、“老板”、“富婆”。确实也有一部分富商，把自己的财产的一部分捐助了公益事业，但也有相当数量的富商趁着自己腰包里有几个钱而烧包，买官职、买文凭、买女人、买名气。 事实上，“无奸不商”的本来含义是说经商需要技巧和方法。但这种技巧和方法是“经商”的技巧和方法，而不是“作奸”、“骗人”的技巧和方法。奸商却把它理解成了后一种意思，而这种理解却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以致成为了一种大众理念。这种理念曾经和正在影响着大批的商人。更为严重的是，“无奸不商”理念已不仅仅是商人的一套经商发财之道了，而且已成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的一大“痼族”。因为它冲击了健康的市场运行理念，扰乱了正常的市场运行秩序，阻碍了稳定的市场运行步伐。 市场经济既是法治经济，又是德治经济。法治与德治的一个共同理念就是“信用”。这种理念是一项基本的民法理念。各国民事立法都不约而同地将“诚实信用”作为“帝王条款”来对待，我国民法通则也把它列为民事活动的一项基本原则，其立法用意就是倡导“信用”精神，铸就“信用”理念。可是，直到今天，这项理念还远未扎根于民众，更没有成为一种大众意识。 我以为，国人之所以对“无奸不商”理念似乎有一种天然的接近欲望，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沾染了长期以来抹不去的“人治”理念。人治理念是人治社会的必然理念，与法治社会的法治理念格格不入。人治理念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排斥公共秩序、追求自我安逸；拒绝社会正义，专注个体利益。具体到商人理念，那就是仅仅看到眼前利益，而忽视了长远利益。在追求眼前利益时，往往是不择手段的：可以靠投机取巧，可以靠钻营倒把，更可以靠坑蒙拐骗，这些都是“奸商”意识结出的恶果。而这些行为是地地道道的短视行为，可以混过一时，但决不会混过一世。 与此相对应，法治理念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崇尚公共秩序、关怀自我发展；追求社会正义，尊重个体权益。具体到商人理念，那就是不仅注重现实利益，更瞄准长远利益。而实现此双重利益所需要的最根本理念就是“信用”理念，而不是“作奸”或者“为奸”的理念。诚实信用是人之为人的人格堤坝，是商之为商的交易后盾。为人，不讲究信用，就会滋生人际交际障碍，错过人际交际机会，从而阻断人际交际道路；为商，不讲究信用，就会丧失商事交易市场，损害商事交易利益，从而葬送商事交易前途。 因此，任何一个商人都必须始终以“信用”作为自己驰骋商场的支柱。真正做到信用为本，诚实不欺。如果把商场比作战场的话，那么在这个战场上最有效的武器就是“信用”。在“商战”开始之前，必须毫不犹豫地选择“信用”武器！只有选择和运用这个武器，才能保证在商场上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相反，凡是违背诚实信用理念，采取虚假、欺骗的手段从事商事交易行为的，都是在用错误的竞争手段消弱自己的竞争能力，无异于自掘坟墓！ 这么说来，只有抽出“奸诈”理念的陈旧血液，输入“信用”理念的新鲜血液，用一种“信用”理念的眼光来驾驭现代商事活动，才能彻底告别“无奸不商”的旧理念，从而进入“无信不商”的新时代 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童蒙开始，我便接受了这教诲，于是，我们都希望“学而优则仕”，而漫长社会也确实通过儒学主政。鸦片战争之前不说，就是鸦片战争之后，我们还是一味按士农工商排列三教九流。墨子虽然有些商业头脑，但人们还是以他为异说；幸好陶朱公在功成名就之后才退隐，不然，人们还是要批评他的。 吕不韦虽然富可敌国，但他还是不甘心于做一个商人，宁可倾家荡产，也要进入“仕”的行列；胡雪岩的经营多有成就，也要换顶“红顶子”戴，商人的苦衷在二人身上表现无遗。这也难怪，人们对商人的评价都是“无商不奸”的，还有白居易，说什么“商人重利轻别离”，更把商人说成“无情无义”了。 我们中国的文化传统与自由市场的冲突可能由来已久，因为传统都是提倡“重义轻利”的，孟子吓梁惠王说“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又说“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商要“儒商”，将要“儒将”。梁惠王可以有权力和孟子百家争鸣，尚且没有说什么，更何况以后的孔孟之徒了。但其实我们中国人的商业精神追根溯源，却不知比外国早几千年。东汉时期，我们最早使用纸币；明朝时期，我们曾经垄断了东南亚一带的贸易。我们的商业理论，在《史记·货殖列传》说得明白：“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说明人们追求财富和利益几乎是一种天性，开明进步的政府在对待这种情况时应该遵循“善者因之，其次利通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下者与之争。”但在“家天下”的时代，还是造成“交征利而到危”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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