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是阿Q翁，他都是浪漫的牢骚家，是屈原的衣钵弟子。屈李苏都怀抱伟大的政,苏都怀抱伟大的政治理想，但就像陆游、辛弃疾空有伟大的军事理想一样，如果真有机会，他未必就真有能耐实现他们的抱负.之所以他的骚怨一个豁达，一个幽深，那是因为他深染了佛家思想的色彩，但他是欲入世而不得后的出世之想，是充满苦味的空灵和洒脱。
苏轼是翰林学士，是进士出身，“身经百战”的科班人物。苏轼对科举考试的态度就要实际得多。他的父亲在科场几试身手，名落孙山，对科举考试的不满，苏洵在《上韩丞相书》、《广士》等文章中，均言之切切。要说对科举考试容易产生消极看法，苏轼倒比李白更有可能。但苏轼父母和他本人都同样清楚，在当时不走科举入仕的道路，一切政治抱负都无由实现。尽管他们也深知考试之弊，仍然竭尽全力准备应考，并且一举高中。苏轼此后一直浮沉于宦海，即使给他带来了许多痛苦和灾难，他毕竟在一生中脚踏实地地实践着自己的政治主张，生活信念，并且尽可能地惠民一方，做了许多有益于老百姓的实事。苏轼一生的政绩，赢得千载人民的怀念爱戴，与他当初以现实的态度对待科举考试有关。苏轼比李白更能立足现实，从实际出发，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完人生的漫长旅程。更准确地说，苏轼能够把现实生活和艺术幻想区别开来，避免用不切实际的幻想处理现实生活问题。
苏轼的自信则有较多的自励成分。苏轼在宋神宗逝世的几个月里，从汝州团练副使起知登州，数月之间擢为礼部郎中、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升擢之快是少见的。苏轼面对政治地位的急遽变迁，以他的才能是完全胜任的。但他的最大感受主要不是惊喜、自负，或对前程想入非非，而是忧惧、谨慎，想着怎样以工作成绩来报答知遇之恩。因此，元祜之初他与有恩于己的司马光争论役法，为了全身心投入工作而最大限度地放弃了他所喜爱的文艺创作，不过想尽量把份内工作做得出色一些，既是极答知己，也是不给环伺周围的小人任何攻击的把柄。因为饱受小人谗害的苏轼，任何时候都不会对严酷的政治斗争掉以轻心，他清楚地知道，政治斗争与艺术生活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生存方式。所以，对苏轼来说，出乎意料的仕途荣宠，不仅仅是名利的满足，还有掩蔽在名利之下的可怕陷阱，一不小心，就会为之付出惨痛代价。这种如履薄冰的感觉，未曾置身其中的李白是难以体验的。
苏轼年青时代“慨然有天下之志”，与李白是极其相似的，但苏轼自从介入变法革弊的争论，就始终处于政治震荡的中心，无法抽身事外。他因此受到一系列的政治打击，不仅一己身心受到极大伤害，甚至连累到兄弟妻儿。在尝试了这些教训之后，并不是他的自信心消失了，而是开始思索一个新的人生课题：自信心究竟应该建立在什么样的价值尺度之上?从苏轼一生价值观的转变可以看出，他越来越朝着实践人生的精神价值、即日益超越世俗名利地位的方向努力。苏轼晚年远贬岭海，支撑他的生活勇气并不是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恰恰相反，他对官场是非之争极为厌倦，对政治前程已完全绝望，是远离政治纷争的自由自在生活，不计得失的精神松弛，以及超越名利而获得的人生洒脱，心境宁静淡泊，使他比以往任何时候更能体认到生活的满足，生命的美好。靠着这样的精神力量，他有幸生还中原，没有横死天涯。很明显，苏轼晚年的自信，并非基于对政治能力或价值的判断，而是对自己的人生选择，对自己的人格追求，坚定不移的信念。
苏轼对官场很厌倦，却终身没有离开官场；他对名利相当淡薄，但从未坚决拒绝；政治对他太不公平，他并没有斩断与政治的联系，他对山水林泉极为耽爱，却未曾离群索居，隐逸楼迟。这一切从消极方面分析，表明随着宋代专制政治空前强化，文人自立的经济基础不复存在，只能依赖于为官取禄。从积极方面看，是苏轼立足现实有所作为的生活原则作出的必然选择。苏轼的人生态度，就是在这种时代环境中长期生活而逐渐形成的，所以更显出文人的现实生活态度，也更加的让人感到理解与同情。
而苏轼同样也是豪放的,但他的豪放却有别于李白.李白是豪放中洒脱奔放,而苏轼的豪放中则带有沉稳和理思.比较的内敛,合茶的淡雅和清高的特征,即便再浓再烈,也不会超脱其本质.其实苏轼也是喝酒的,只是他的酒来得更理性,喝完之后还不忘来一句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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