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文化研究的当代意义
——中国书法文化研究院院长刘守安教授访谈
[ 作者：王兴国 | 转贴自：重庆书画艺术网 | 点击数：581 | 更新时间：2008-10-21 | 文章录入：cqart.com ]
我们很早就注意到，首都师范大学书法院的全称是“中国书法文化研究院”，这有别于国内许多称为“书法艺术研究所（院）”的。前不久，在《中国教育报》上，又有幸读到记者对首都师大中国书法文化研究院院长刘守安教授的访谈《还原书法作为文化的多元价值》一文，受到很大启发。为此，我们近期也对刘守安教授专门就“书法文化研究的当代意义”作了一次访谈。
问一：刘老师您好！您作为全国为数不多的书法博导、书法研究院院长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科博士点通讯评委、艺术学领域的专家，请问您为什么要强调书法文化，大力引导人们从文化角度去理解书法，而不是单从艺术角度去理解书法呢？
答：我之所以强调从文化角度去理解书法，是基于多年的研究而得到的认识。
中国书法史首先是一部“作品”史。从现存的历代书法经典作品看，早期的甲骨文、青铜铭文、诏版以及后来考古发现的简牍、帛书、墓志、手抄经书等几乎都是无名氏书写的。这在现存历代书法作品中占了很大一部分。这些无从考证书者姓名的作品，留存下来也是非常偶然的因素。如果仅从艺术性理解的话，恐怕当时达到这些“作品”的书写水平甚至超过其书写水平的都大有人在。但是，因为历史的偶然，这些作品“流传”下来了。然而这些“作品”在当时并非“艺术品”而是一些实用的文字材料。比如，甲骨文、金文就是用来占卜、祭祀的铭文，诏版、盟书就是国家的政治外交文书，抄经就是传播宗教教义的“教材”，包括以二王为代表的具有作者姓名的历代文人诗稿、信札等也主要是诗文写作、请安问候、述事告知的文书稿件，它首要的功能仍然是保存记事、朋友交流的文字材料而非艺术品。我国古代大量的书法作品也都首先是实用功能的物品而非专为艺术创作的“作品”。对于这些作品，尽管我们按照今天或古人的眼光去评判它，也颇具“艺术性”和观赏性，但是作为其直接产生原因来说则是实用书写的结果。所以，在一边研究其艺术性的同时，我们更应该从文化价值去发掘它们。从一件作品中，我们便可以更多地发掘出其政治、军事、社会风俗、礼仪等诸多的文化内涵。如果我们仅仅从书法角度去理解它们，你说我们是抬高了书法的价值呢还是贬低了书法的价值？恐怕后者更为确切。所以，对于古代书法作品，我们应当从不同角度，不同学科去研究它们。要立足于大文化背景而不要仅仅从艺术上去理解它们。放开眼界，也就可以充分发掘出中国古代书法作品的多元文化价值。当然，我这样说，并不是忽视其艺术性。比如新发现一件康熙皇帝的手书，当然其书法水平也很高，但如果我们仅从书法去看它的整齐美观显然还很不够。它既是书法作品，但实际上更是一个政治文件，具有多种（元）文化价值。又如某日田野出土一件无名氏所书的民间手书遗迹，尽管与今日相比，其艺术性也很高，但是如果我们从民族学、民俗学等去研究，就可以挖掘到很多的东西。所以，当我们以文化的视角来看待书法也就具有了符号学、宗教学、阐释学、文献学、民俗学等多元意义，而不单是艺术审美学。对于书法，我们更主张以文化的视角去看待它而不要仅限于艺术。
问二：我们理解，您说到中国古代的书法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文化意义，这无不让人信服。但是，作为当代人们写字，往往是以艺术的视角去看待书法的。我们所写的一些“作品”不过就是抄录一些古诗古词，也许并无政治的或文献的意义，那么您对这一部分书法是从文化角度呢还是从艺术角度去理解？请问您如何看待当代书法的发展与定位？同时对当代青年学书法有何寄语？
答：当代书法的环境以及书写目的和过去有很大不同了。甚至从东汉以后，也有许多人是把写字当成艺术来对待的。因此，中国从东汉以降，实际上书法就已同时具有了实用书写和艺术书写两种功能。不过，即使作为艺术书写，它仍然是一种颇富“文化”含量的书写。在这些为“艺术”而书写的活动中，它仍然是一种文化现象。比如，就以那些完全把书写当艺术创作活动的人而言，作为艺术的标准它不是绝对的。艺术的质量追求也是无止境的。如果以十分完美的艺术标准来衡量大家所创作的“艺术品”，则难尽如人意，所以，我们既然评价一些大家的作品也是“白玉有瑕”。因此，一方面真正达到艺术顶峰的书法家，真正能经得起历史淘汰筛选的并不多，另一方面，大多数人在进行书法艺术书写的过程中还处在不断求索的状态。实际上，我们今天看全社会学书法的人很多，但大家却情况各异，有人是把书法作为健身练体、修身养性的一项“运动”；有人把它作为参与社会交际的一种“活动”；也有人把它作为谋生求财的一种手段和工具；也有人是把它作为教书育人或者职业内容的“学术”；也有人把它作为寄托性情、自娱自乐的“艺术”。凡此种种，当我们把这些不同目的、不同方式、不同效果的书写综合起来考察，实际上它就是一种当下的社会文化，而不好单纯地称为艺术。事实上，在众多书写者中，真正达到“艺术”书写的人并不太多，而我们用一种文化现象去审视它，把它称为书法文化则要贴切得多。
再说，我们在当代社会背景下，特别是对于当下书法实践现状，我们提出书法文化而不提书法艺术还有一层意义，便是从狭义上讲，当代书法创作是缺乏文化含量的。比如我在以前撰文（见《中国文化报》2007.11.11的《临帖与思考》）中也提到，如果把书法当艺术就要注意多读书、勤思考，要学习路子正，要解决好“怎么写”和“写什么”的问题。“怎么写”是技法层面的，而“写什么”就是学问涵养的体现。现在很多书家已解决好了“怎么写”的问题，技法娴熟，笔墨变化也十分丰富，但在“写什么”的问题上就常常显得尴尬，下笔便出错字，文词不伦不类，这都使其书写活动缺少了文化含量。要知道，古代书法佳作都是文书俱佳的精品。所以我们提倡书法文化，还有一层意思也就是要加强当代书法创作中的文化含量。而这也就是我对于当代书法创作中的问题以及今后发展与定位所提出的口号，同时也可以说是我对青年一代书法爱好者、书法工作者所提出的寄语：从文化角度去对待书法，加强自身的文化修养，增强自己书法作品中的文化气息。
问三：当前您和首都师范大学的诸位老师们都在书法文化研究和推广中做了哪些工作？同时，首师大书法研究生的培养是如何定位的？这与国内其它高校有哪些不同？
答：近些年来，以欧阳中石先生为领头人，我们首都师大书法文化研究院一直都在强调从文化角度去理解书法，并实实在在地开展了一些研究工作和推广工作。我自己从1997年调入首都师大，就开始按照欧阳先生拟订的从文化角度去切入对书法的研究。我们先后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北京市的科研项目等都是关于“中国书法文化”的研究课题，同时也陆续编著一些关于书法文化的著作，如我们所在的首都师大中国书法文化研究院，从其名称上看，大家也就可知道我们的研究方向定位和研究生培养定位。作为师范大学的办学机构和研究机构，我们首先培养的是教师，特别是书法学科，我们主要培养的是高校教师，因此，对学生的培养重点一是教育能力，一是研究能力。这样，在研究生的培养上，我们主要偏重于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相应的文化素质，这就和社会上学习书法重技法有所不同，也和国内美术院校培养艺术创作人才重技法培训的方式不同。社会上也有人说，我们的教育重理论、轻实践，这只说对了一半。首先，我们重理论是说对了，但说我们轻实践则有些片面。我们只是根据学生的培养目标——教师这一培养思路，把与教育密切相关的基础理论、文化素质放在首位，而不是把技法放在首位。我们一方面安排了大量的关于书法文史、文献、文化、艺术学、文字研究等课程，但同时也安排了较多的技法课以及各种书体专攻课程。只不过我们的课程包括学生的论文选题等都是靠文化更近一些。尽管在当下社会，对于书法界来说，做扎实的基础研究，进行传统书法文化的挖掘与弘扬工作也许显得太冷清一些，但是一方面从社会的长远时段看，这些研究工作是必须要有人去做的，否则就会形成在社会发展中某一方面的空白与断档；另一方面，从学生自身素质来看，文化素质和研究能力的培养，尽管可能在当下创作中不能“立竿见影”，但从长远发展看夯实基础才能使学生个人发展走得更远。所以，欧阳先生讲，从培养模式与定位上讲，我们培养的学生似乎更应叫做“学院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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