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古文化序列概述
赵殿增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四川盆地是巴蜀文明的起源和发展的摇篮，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20世纪以来特别是近二十年来的考古发现，为我们探讨四川古文化的内涵和发展序列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并涌现出一批颇有见地的研究成果。这里在吸收前辈和今人学者的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一些看法，作为引玉之砖。本文主要是概述一下四川盆地及周边地区汉代以前古文化的地域分布、年代序列、发展过程的简况，略谈各期各区文化之间的基本关系，以及长江上游古代文明和古蜀历史发展的简要历程。
长江上游的古文化最早产生于一二百万年前的更新世早期。其中最重要的代表是两处早期人类化石——“巫山猿人”和“元谋猿人”。 “巫山猿人”出土在四川省巫山县大庙镇龙骨坡村，发现有四颗猿人牙齿和一段下颌骨，距今年代约204万年前⑴，同出的有石器和兽骨，称为“龙骨坡文化” ⑵。“元谋猿人”出土在云南省元谋县上蚌那村，发现有两颗猿人的上门齿，距今年代约170万年前，同出的有石器和用火遗迹⑶。这些发现对探索人类起源具有重要意义，也证明长江上游有悠久的古文化历史，是人类重要的起源地之一。
在数万年前的更新世晚期阶段，长江上游发现有多处古人类化石和旧石器时代文化。在四川盆地就有“资阳人”⑷、“铜梁人” ⑸、鲤鱼桥文化⑹、富林文化⑺、回龙湾洞穴遗址⑻等众多文化遗存，表明数万年前长江上游己是古人类的一处重要聚居地。
进入数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四川盆地及周边地区的古文化遗存不仅数量大大增加，而且各地区文化面貌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开始形成一些区系文化类型。它们之间文化因素和面貌有明显的区别，同时又在不同阶段不同层面上产生过各种形式的联系。各地区性文化本身特色都非常明显，它们之间横向的区别远大于纵向的联系，因此还未能形成清晰的年代谱系。对四川盆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主要是分区来进行介绍的，各区的年代先后参差不一。不过从总的时代来看，大约存在着一种从盆地外缘向内部发展的趋势，其中可能主要是从北面、东面和西北面向盆地中心区域发展。但它又不是简单的传播，而是一种复杂的、多层次的文化交流。要理清其中的关系，尚需做大量的工作。
从现有资料分析，四川盆地及周边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初步分为新石器时代早中期、中期、晚期三个发展时期，可以划分成六个地区文化类型，各自又有若干个不同的发展阶段。这里大体按年代早晚分区作一简述，并对其文化关系和发展序列进行初步的分析。
汉水上游的新石器在长江上游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时代最早。距今7000年左右的“前仰韶文化”时期，在汉中西乡发现了“李家村文化”， 它与陕西老官台文化、河北裴李岗文化时代相当，以圈足碗、平底钵、小乳突状三足器为特色⑼。在仰韶文化阶段，汉水上游出现了龙岗寺等一批典型遗址和墓地，主要遗存属于半坡类型，距今年代为6000-6000年左右⑽。此外还发现几处有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和龙山文化阶段的遗址，距今年代在4、5千年前，说明汉水上游地区也存在着以磨光黑陶和红胎黑皮陶为特征的龙山文化⑾。
川北山丘区，是四川盆地内目前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时代较早的地区。其中广元中子铺遗址下层文化发现有类似李家村文化的小乳突状三足器，距今年代为6、7千年前，可能与李家村文化有一些关系。但中子铺遗址的典型器物是细石器和夹砂绳纹陶罐等，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⑿。中子铺遗址上层文化则以夹砂红褐陶、饰绳纹、口沿呈花边状的陶罐等为特色，与广元张家坡、邓家坪，巴中月亮岩、通江擂鼓寨、绵阳边堆山等遗址共同构成了川北山丘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个地方文化类型，距今年代为5500年左右至4000年前⒀。它们与川西平原和川东三峡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之间有较密切的关系。
川东三峡区是四川盆地新石器时代文化又一个发展较早的地区，主要遗存分为两个阶段。在仰韶文化阶段，三峡以东出现了发达的彩陶文化——大溪文化，典型器物有彩陶瓶、碗，红陶豆、罐，黑陶杯等，距今年代为6300-5000年左右。不过大溪文化的主要分布区在江汉平原的西部，最西只到达巫山大溪遗址，并未在四川盆地内发展起来⒁。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阶段，川东三峡地区出现了丰富多样的古文化，近几年在三峡库区发掘和初步命名的有哨棚嘴一期文化⒂（或称中坝文化）、魏家梁子文化⒃、老关庙文化⒄等，典型器物有宽平沿盆（罐）、花边口绳纹深腹罐、钵、碗等，时代距今约在5000-4000年间。这些文化与三峡以东的湖北龙山文化、川西平原区的宝墩文化、以及川北、川西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都有一些关系，构成了四川盆地新石器时代晚期古文化群体。
从川西北高原峡谷区，沿横断山脉向南，到川西南高山河谷区，是一个文化和民族走廊地带，这里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也呈现出复杂多样的面貌。川西北高原峡谷区的岷江上游河谷中，曾发现有类似于马家窑文化的彩陶文化遗存，时代可能早到距今5000年前，但并未深入到四川盆地之内⒅。另有一些地方特色突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出现，如中路文化等，在5000-3000年前形成自身的发展序列⒆。川西南高山河谷区的安宁河、雅砻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典型遗址有横栏山遗址⒇、礼州遗址（21）、轿顶山遗址（22）等，地方特色明显，有些年代可延续到距今3000多年，并与商周秦汉时期西南夷一些少数民族文化遗存有某种联系。
四川盆地中心区的新石器文化出现较晚，大约到4500-4000年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阶段，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川西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才迅速发展起来，形成了具有本地特色的“宝墩文化” （23），很快建成了颇具规模的史前城址群（24），并与继后出现的高度发达的三星堆文化有直接的关系，成为四川考古学文化和文明起源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一环。
四川盆地大约在距今4000年以后逐步进入青铜时代。四川正式形式成高度发达的古代文明，是在距今4000-3200年左右青铜时代前期的“三星堆文化”阶段。三星堆文化是在本地“宝墩文化”（又曾称为“三星堆一期文化”）的基础之上，广泛吸收了夏、商等其他文化因素，形成了具有特独面貌的一种考古学文化（25）。它以三星堆遗址的第二、第三期为典型代表，以小平底罐、高柄豆、三瘦袋足器、鸟头形器把等为典型陶器群（26）。其分布范围主要是在从成都平原到三峡内外的一条带状地区，至少可分为典型遗址除了三星堆遗址之外，还有新都桂林村遗址、成都十二桥遗址的早期阶段，三峡以西的中子铺遗址、哨棚嘴遗址的中期阶段（27），万县中坝子遗址（28），以及三峡以东的中堡岛遗址上层、朝天嘴遗址、红花套遗址（29）等数十个遗址，成为当时四川盆地当时一种主要的考古学文化。
三星堆文化阶段在三星堆遗址形成面积达360万平方米的宏伟的古城，出现了密集的房屋遗址和相关聚落群体，发现了众多祭祀坑和灰坑、作坊、墓葬，出土有大量青铜器、玉石器、金器和象牙等珍贵文物，表明三星堆遗址己经形成了一个重要的方国（30）。它以其独具特色的原始宗教信仰、神奇优美的造型艺术、多元文化的有机融合等为显著特征，成为长江上游的古代文明中心，在中华民族早期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史上占有光辉的篇章（31）。
在三星堆文化兴起之后，宝墩等到史前城址群迅速废弃，被三星堆古城所取代。三星堆文化本身尚可分为两期和若干段。不同地区的三星堆文化又可以分为几个区系类型。大约在距今3200年前后，三星堆文化逐步被新兴的“十二桥文化”所取代。三星堆遗址也于距今3000年左右被彻底废弃，四川盆地的古文化中心转移到成都地区，古蜀文明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十二桥文化”是四川盆地青铜时代中期的一种考古学文化，距今年代约在3200-2600年前。它介于“三星堆文化”和春秋战国时期的“晚期巴蜀文化”，构成了四川盆地考古学文化序列的又一个重要环节。十二桥文化以1985-1989年发掘 的成都十二桥遗址为典型代表（32），近几年来在成都市西部先后发掘了抚琴小区（33）、指挥亍（34）、新一村等十多个文化面貌相似的古遗址，构成了“十二桥遗址群”。在四川盆地及周边地区，也发现有的许多接近于十二桥文化的古文化遗存，如雅安沙溪遗址（35）、汉源麻家山遗址、阆中坪是遗址（36）、三峡以西的中坝遗址、哨棚嘴遗址的晚期阶段，以及三峡以东的中堡岛遗址、朝天嘴遗址、红花套遗址等数十个遗址的上层遗存，乃至于汉水上游的部分遗址和宝鸡茹家庄遗址（37）等。其分布范围大大超过了三星堆文化。是四川盆地分布广泛的一种重要的考古学文化。特别是近两年发现发掘的成都金沙遗址（38）和黄忠遗址，大大丰富了十二桥文化的内涵。
十二桥文化以尖底器物为重要的器形特征，包括尖底杯、尖底盏、尖底罐，还有高直领壶、侈口罐、浅圜底釜等。以十二桥遗址下层和新一村遗址为代表，十二桥文化可分为商周、西周到春秋两期，各自又可分若干段（39）。十二桥文化早期包含有某些三星堆文化因素，三星堆遗址的第四期也应归属于十二桥文化的范畴。十二桥文化晚期除了尖底器形制变化之外，还较多 地出现矮圈足豆、侈口罐、浅圜底釜等器物。十二桥遗址木建筑群、羊子山遗址大型土台（40）、彭县竹瓦亍多组列垒（41）、特别是金沙遗址大批金、铜、玉、石礼器的发现，包括金带、玉琮、铜人、石虎等，证明十二桥文化是继三星堆文化之后古蜀文明发展的又一个高峰。春秋时期十二桥文化类型的遗址大多曾被洪水冲毁，从而留下了某种文化缺环。
四川盆地青铜时代晚期，即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古蜀文明发展的最后一个高峰，这就是以船棺葬土坑墓群和“巴蜀式铜兵器”为代表的文化，传统上称之为“巴蜀文化” （42），近几年来为了将它们与三星堆、十二桥等早中欺期巴蜀文化区别开来，改称为“晚期巴蜀文化” （43）。“巴蜀式铜兵器”的典型器物有柳叶形剑、长校矛、烟荷包式钺、三角形戈等。铜容器以釜、鍪、甑为典型器物组合。铜礼器以垒 、壶、鼎、豆等，而且常常以五件为一套。还出土有许多巴蜀式印章。晚期巴蜀文化的遗址发掘的比较少，仅有成都市青羊宫遗址（44）、上汪家拐（45）等几处。但战国时期巴蜀文化的墓葬群和铜兵器己广泛分布于四川盆地全境和附近一些省份，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文化群体。成都市商业亍大型船棺葬（46）、新都战国木椁墓（47）、涪陵小田溪土坑墓群（48），可能是巴蜀王族或国王的陵墓。表明晚期巴蜀文化阶段形成了古蜀文明发展的最后一个高峰。
公元前316年秦并巴蜀，巴蜀文化在较宽松的管辖之下得到进一步发展，一直到西汉中期汉武帝前后。这就形成了秦汉初期四川地区本土文化与汉文化的一个相互融合的阶段。从考古学文化来看，战国时期高度发达的船棺葬、土坑墓群和“巴蜀式铜兵器群”，在秦并巴蜀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仍然得到保持和发展，巴县冬笋坝、昭化宝轮院（49）、什邡城关镇（50）等一批大型船棺葬、土坑墓群，一直沿用到战国末年至西汉时期，典型器物则在与外来文化因素结合中不断变化。涪陵小田溪巴王族陵墓也有的晚至战国晚期（如3号墓年代在公元前278年以后）。与此同时秦汉文化因素迅速传入，出现了羊子山172号墓（51）等以秦汉典型器物为主的墓葬。都江堰水利工程也在这时兴建起来，巴蜀地区成为了“天府之国”。
到公元前100年左右的汉武帝以后，四川地区的古文化面貌与新兴的多元一统的汉文化基本融为一体，长江上游古文化的发展到此告一段落。
这里再适当与历史文献相结合，探索一下长江上游古代文明和古蜀历史的发展历程。
考古资料是古文化发展的某种反映，但它不等同于历史，更不可能全面解释历史。考古学文化的分期与分区，主要依据的是物质文化实物资料的划分，各阶段的界限都有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可能象历史学那样以某个事件或具体年代明确划分开。也就是说，考古学文化地划分并不等同于历史的分期，两者不应进行简单的类比。另一方面，重大的社会变化和历史发展阶段，又会在物质文化上反映出来。所以某地有代表性的考古学文化也必然与当地的大的历史发展阶段有某种内在的联系，特别是进入青铜时代的历史时期更是如此。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在主要介绍考古学文化资料的基础上，适度结合有关历史文献，对长江上游重要考古文化所表现的古代文明发展和古蜀历史的历程，进行了一些宏观的探索。
历史学家一般都认为古蜀国曾有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氏等几代首领是大体可信的。从四川盆地历史沿革和考古学资料所反映的古文化序列中可以看出，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的关系。几代历史学家和考古工作者己对两者的联系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半个世纪来，研究者己基本认同以船棺葬和“巴蜀式铜兵器”为代表的春秋战国时期的 “晚期巴蜀文化” 或“巴蜀文化”，是“开明氏蜀国”的物质文化遗存，表现了巴蜀文化在秦并巴蜀之前最后一个历史阶段的面貌。三星堆遗址深入发掘之后，多数学者己倾向于三星堆文化的繁荣阶段是“鱼凫氏蜀国”时期的看法。近十几年来十二桥文化遗址群的一系列重要发现，填补了三星堆文化与晚期巴蜀文化之间的缺环，从而提出了“十二桥文化”有可能是“杜宇氏蜀国”时期物质文化遗存的观点。至于“三星堆文化一期文化”即“宝墩文化”阶段，则可能与蚕丛氏或柏灌氏蜀王有关。这就初步确认了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氏蜀国的物质文化遗存。这就为深入研究古蜀王国的历史提供了有利条件（52）。
从文明进程的角度看，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晚期巴蜀文化、秦汉初期的古文化分别处于古蜀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与秦汉文化的不同阶段，经历了从古国、方国到帝国这样一个完整过程，成为中华文明共同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也集中代表了长江上游古代文明的发展历程。
通过对考古发现的实物资料的描述和归纳，可以具体地概括以四川盆地为重点的长江上游古文化序列。李学勤先生最近强调指出：“可以断言，如果没有对巴蜀文化的深入研究，便不能构成中国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完整图景。考虑到巴蜀文化本身的特色，以及其与中原、西部、南方各各古代文化间具有的种种关系，中国文明研究中的不少问题，恐怕必须由巴蜀文化求得解决”（53）。希望经过众多学者的不断努力，会更好地展示四川盆地以巴蜀文化为中心的古文化发展进程和具体面貌，探讨其在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中的地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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