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03年5月开始,贝多芬着手创作《降E大调交响曲》。关于这首交响曲创作的动机和由来,众说纷纭。流传甚广,但又不足全信的传闻是:贝多芬在创作此曲时,是以拿破仑为对象而创作的,因此他在总谱扉页上写有“题献给波拿巴”的字样。
当他听说拿破仑称帝时,大怒而叫道:这个人也不过是个凡夫俗子罢了,为了满足自己的野心,大肆蹂躏全人类的权利,把自己置于万人之上,成为了一个独裁者。然后,愤而扯破总谱的封面,以致扉页都被擦破。1804年10月此曲出版讨,改名为“为纪念一个伟大的人物而写的交响曲”。
该曲的总谱1804年春誊写好后,立即经维也纳的法国使馆办理呈献给拿破仑的手续,但不久又作罢。至于以上的故事只是为这次赠献增添了传奇的色彩。
另外,为这首乐曲四个乐章加设标题一时也蔚为风尚。如将第一乐章加上“一位英雄的死”;第二乐章为“葬礼”;第三乐章为“墓前的休战”;第四乐章为“葬礼的宴会和赞歌”。甚至有人认为第一乐章表现了拿破仑的骑马奔驰以及在埃及的征战。
但实际上,无论此曲有多少的外在动机,其内在冲动完全来自作曲家正在受伤又渴望新生的灵魂,来自作曲家对战胜命运的英雄——新的自我的企盼。从1796年开始,贝多芬的听觉出现了问题,1798年至1799年病症明显加重。
到1801年,病症愈发严重起来,从而使贝多芬内心出现危机。1802年贝多芬在海利根施塔特写的遗书就是一个明证。但是他无休止的作曲欲望把他从自杀的欲望中拯救出来。“是艺术,是她留住了我。我认为,在我没有完成交给我的全部使命以前,就离开这个世界,这简直是不可能的。”
”我要扼住命运的喉咙,决不允许它毁灭我。”就在他精神最忧郁的时候,他却写出了充满欢乐情绪的《D大调第二交响曲》,这一交响曲第一乐章出现的英雄主题兆示着歌唱战胜命运的英雄、赞美战胜自我的英雄的交响曲的出现。
总之,这部作品绝非是一部描绘拿破仑形象的描述性作品,即使贝多芬在作曲时心中存有某位英雄人物的形象,他对这部作品的创作依然是纯粹和抽象的。
英雄(贝多芬创作交响曲)即降E大调第三交响曲(贝多芬创作交响曲)。
《降E大调第三交响曲》(The Symphony No.3 in E flat major,Op.55,又名《英雄交响曲》),是德国作曲家路德维希·凡·贝多芬作于1804年的交响曲,作品55号。
交响曲第一乐章描绘了英雄在战斗中成长;第二乐章是葬礼进行曲,亦是贝多芬独创;第三乐章是谐谑曲;第四乐章是凯旋进行曲式的终曲。
后世影响:
《降E大调第三交响曲》是交响曲史上的里程碑。通过这部作品,贝多芬突破了其创作第一、二交响曲时延用的维也纳交响曲创作模式。在体裁上革故鼎新,大幅度地消减以前交响曲中常见的嬉戏性、娱乐性,并以探讨人生哲理、描摹社会发展、体现时代特征而代之,个性更为鲜明。
而与以往的创作显著区别的是音乐形象所独具的史诗般英雄性格。从此以后,跟其他音乐体裁相比,不论是规模还是内容,交响曲都成为最适合表现重大题材和富有哲理性内容的器乐门类。
《降E大调第三交响曲》的出现,标志着欧洲音乐历史中具有重要社会政治意义的题材第一次进入交响乐这个音乐体裁的领域。这是贝多芬的重要贡献。
贝多芬不仅使代表中心形象的主题成为奏鸣曲式的第一乐章的核心,而且使它贯穿交响曲的各个乐章,形成整个交响曲内部的有机统一,这种贯穿发展把乐曲一步步推向最后的高潮。
与此同时,贝多芬还把革命的法国经常为牺牲者们举行群众性葬礼采用的音乐体裁引进这部交响曲作为慢乐章;用充满清新活力的、泼辣的谐谑曲代替了通常作为交响曲第三乐章的宫廷典雅风格的小步舞曲。这样,整个交响乐套曲的面貌焕然一新。
从作曲技术上讲,它是一部革命性的作品,长度和复杂度前所未有。在两个序奏和弦之后,它以一个简单得难以设想的、建立在降E大调三和弦上的主题开始,但是又忽然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升C,在整个乐章进程中带来了没完没了的变奏和展开。
除了常用的第二主题和结尾主题外,还有许多过渡性的动机,在整个乐章中十分醒目。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降E大调第三交响曲 (贝多芬创作交响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