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艺术探索的先锋，先锋小说尽可能地拓展了小说的功能和表现力，其独特的叙事策略是其创作技巧的灵魂，如格非的“叙事空缺”、余华单纯的叙事结构和内心化的叙事方式及超时空的创作结构等，先锋小说的不断改变是艺术探索精神的体现，这种探索将是永不停息的，这种探索必将是化腐朽为神奇。
先锋是永远存在的，这包括那些有先锋意识的人。个体写作无论是主流或者是边缘，都是可以具有先锋意识与先锋姿态的，因为在艺术上从来不会有一个人满足现状，终其一生都会不断地对自身的极限进行挑战。这种挑战姿态、探索的精神便是先锋。{1}先锋小说正是在中国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中产生的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文学现象。作为艺术探索的先锋，先锋小说尽可能地拓展了小说的功能和表现力。先锋小说的创作是作家审美理想中的自由、反抗、探索和创新的艺术表现，是作家与世俗潮流逆向而行的个人操守，是对人类命运和生命存在的可能性前景的不断发现。因此，我们一切的文学艺术创造永远都需要新的技术和方法。因为先锋技巧可以激活我们当下与未来的文学和艺术的创作，而且凡是伟大杰出的作品，都会部分地使用先锋技巧。
先锋小说独特的叙事策略是其创作技巧的灵魂，彰显出先锋小说扣人心弦的艺术创作手法。如格非的“叙事空缺”、余华单纯的叙事结构和内心化的叙事方式及超时空的创作结构等。回顾和总结这些具有代表意义先锋作家的艺术探索和创作技巧仍然对我们具有积极的意义。
格非小说的“叙事空缺”
任何作家的写作，无论是先锋的，还是传统的，都不会是一些空洞的观念和语言法则，它一定包含着作家对此时此地的生活细节的警觉。正如格非所说的：“作家要维持住读者的兴趣和耐心，必须依赖各种技巧。比如，在故事发生的过程中，长篇小说作家往往会设法‘延缓’故事高潮的来临，而当代作家并不是用此方式，而是让故事一个接着一个地发生，也就是说通过一个次要情节引出一个主要情节。”{2}
空缺作为格非叙事中常用的手段，它表达的是格非对生存状态的一种理解。借助空缺，格非不仅使自己的小说完成了一种对于现代生活的描绘与揭示――当今是一个破碎的、矛盾的、不完整的世界，生活空缺无所不在，空缺是我们生存的一种真实写照。我们试图填充却往往适得其反，就像《迷舟》中警卫员试图枪杀萧来使故事完整，却留给人们一个永久的、不可弥补的空缺。其次，在格非的许多小说中，都涉及到历史现实与叙述话语的偏离与错落。格非似乎对人在许多事件中扮演的角色，角色动机，事件的偶然性和潜在关联，以及所有这些内容在叙述中的面貌充满兴趣。用典雅的语言句式，在小说中构成一场场有意无意的探寻，历史在这里以一种芜杂的面貌出现，而探寻过程总是缺少结果或谜底。
余华小说的叙事结构和内心化的叙事方式
余华小说抛却了语言和结构的繁复，故事情节的雕琢，而强调对苦难命题的追问，对主人公本身的关切，还有真实的心灵细节。应该说，叙事结构的先锋性就体现在他突破了原有的“起因―经过―发展―高潮―结尾”的脉络，对“高潮”作了极其淡化的处理。比如，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在叙事结构上就显得非常的单纯，始终是两个人和一个家庭以不断重复的情节方式在漫长的岁月中发展。叙事结构的简单化还被运用于《活着》。整个小说的时间跨度几乎覆盖了百年的中国历史，但余华对历史事件着墨不多，而只以福贵的一生作为叙事主线，使读者更关注于人物“活着”的受难方式和过程。叙事的“重复”与传统作品相比，也是一大特点，这也是叙事方式的先锋性。除了“重复”这一特殊的工具外，内心化的叙事方式也是余华惯用的心理叙事手法，即它不直接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去临摹他们的心理活动，而是通过一系列外在言行撕开人物隐秘而复杂的心理状态。《在细雨中呼喊》这部作品与上述两部作品相比，叙事结构发生了变化，主要体现在两种叙述视角的自由更替上。其一是孙光林的有限视角，这个视角通过“我”站在现在的时间维度上，进行过去经历的复述，它构成了小说叙事的主体部分。其二是一个隐蔽的全知视角，当“我”无法进行现场性的叙述时，这个全知视角便悄无声息地站了出来，完成对整个事件的补充和情节的推动。正是由于“我”是整个小说的主要叙述者，而且“我”通过回忆方式叙述故事，呈现出断裂性和碎片化。我认为，这样又使得回忆显得十分真实，具有张力。这样，叙述虽然在过去、现在和将来这三个时间维度里自由穿行，但是叙述线条仍然简单和清晰。此外，这也是余华从他所钟爱的古典音乐中汲取的养分。这些重复的情节就像音乐中的旋律和织体，在重复中形成了对叙述主题的一次次强化，一次次升华。在《许三观卖血记》中，许三观一共卖了十二次血，尽管每一次卖血的理由不一样，但是卖血过程却惊人一致――从卖血前的喝水到贿赂血头，到卖血后去胜利饭店吃猪肝喝黄酒，这种具有某种强烈的仪式化特征的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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