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个回答 2009-05-23
肖邦：
肖邦从小就显示出特殊的音乐才能，不仅能弹钢琴，并能作曲。七岁时，就发表了他的第一首作品——g小调波兰舞曲。八岁时，他举行了第一次公开的演奏。从此，肖邦就以钢琴演奏"神童"的身分，经常被华沙的贵族邀请去演奏，一时成为贵族沙龙中的宠儿。1825年，前来华沙参加波兰议会的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也出席了肖邦的一次演奏会，还赐给了肖邦一枚钻石戒指。肖邦童年、少年时代的这些经历，和他此后的遭遇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肖邦在少年时代，还接触到波兰城乡的民间音乐以及不少波兰爱国人士的进步思想。1826年起，肖邦正式成为音乐学院的学生，与不少思想进步的师生交往。这些年里，肖郑经常去乡间度假。他欣赏祖国的自然风光，倾听农民的歌唱、奏乐，参加乡村的舞会和婚礼。祖国的文化、民族民间的音乐，就像种子一样，播种在肖邦的心田里。
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中的波兰，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家，但也是一个可歌可泣的民族。1772、1793、1795年，俄国、普鲁士、奥地利三个强国对弱小的波兰进行了三次瓜分。他们瓜分波兰的领土，奴役波兰的人民，还想扼杀波兰人民的民族意识，以 使他们能长久地统治下去。可是，正如一首波兰爱国歌曲所唱的："波兰不会灭亡！"波兰人民始终坚持着不屈不挠的爱国斗争。十九世纪上半叶波兰进步的、民族的浪漫主义文艺，对这个斗争 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当时，波兰涌现出一批爱国的思想家和文艺家。他们主张文艺要有鲜明的民族特性，要有热爱人民和自由的思想内容，要有丰富的情感色彩。这些思想对肖邦有着深远的影响。肖邦的朋友、波兰诗人维特维茨基在给肖邦的信中写道："你只要经常记着，民族性，民族性，最后还是民族性......正象波兰有祖国的大自然一样，也有祖国的旋律。高山、森林、河流、草地都有自己内在的、祖国的音响，虽然并不是每一颗心都能听到它的声音。"他一再嘱咐肖邦，要"为了人民，通过人民！" 肖邦的老师埃尔斯纳也对肖邦说："你是天才，为人民而写作吧， 要写得有通俗性、民族性。"这一切，给肖邦以后的思想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1830年，法国爆发了七月革命。它不仅打击了欧洲反动"神圣同盟"的封建统治，也对欧洲各国的革命起了推动作用。这时，波兰的爱国力量又重新振奋起来，秘密的爱国组织也活跃起来。他们不顾反动当局的逮捕、镇压，酝酿着新的起义。正是在这样一种动荡不安的形势下，肖邦的亲人、老师和朋友们敦促着肖邦出国去深造，并通过他的音乐创作和演奏去为祖国获取荣誉。为此，肖邦处于激烈的思想斗争之中，爱国心使他想留下；事业心又使他想离去。他写道："我还在这里，我不能决定启程的日子。我觉得，我离开华沙就永远不会再回到故乡了。我深信，我要和故乡永别。啊，要死在不是出生的地方是多么可悲的事！" 离别的痛苦、永别的预感折磨着他，但是，亲友们的勉励、嘱咐和期望又鼓舞着他，使他意识到自己有责任去国外用艺术来歌颂祖国和自己的民族，为此他又感到激动。他写道："我愿意唱出一切为愤怒的、奔放的情感所激发的声音，使我的作品(至少一部分)能作为约翰(指十七世纪的波兰围王约翰三世索比埃斯基。他曾击败了土耳其侵略者，收复了祖国的疆土，并将土耳其人逐出维也纳和匈牙利，名震欧洲。)的部队所唱的战歌。战歌已绝响，但它们的回声仍将荡漾在多瑙河两岸。"
1830年11月2日，20岁的肖邦告别了亲人,坐着马车离开首都华沙。在城郊肖邦接受了友人们赠送的一只满盛祖国泥土的银杯，它象征着祖国将永远在异邦伴随着他。更使肖邦感动的是，当亲友送行到华沙郊外——肖邦的出生地沃利亚时，他的老师埃尔斯纳和华沙音乐学院的一些同学们，竟已等候在那里，并演唱了埃尔斯纳特地为送别肖邦写的一首合唱曲<<即使你远在他乡>>：
"你的才能从我们的国土中生长，愿它到处充分发扬，...... 通过你乐艺的音响，通过我们的玛祖别克、克拉可维亚克（波兰民间舞曲）显示你祖国的荣光。"
这样的送别场面，这样激动人心的词句，使肖邦百感交集，在登上旅途时不禁失声痛哭。
肖邦离国几周以后，华沙就爆发了起义，并获得了成功。据说肖邦听到华沙起义的消息时，心情无比激动，曾拟回国，是他的挚友梯图士苦功他不要回去。当梯图士出发回国参加起义后，肖曾雇了一辆驿车追赶，准备和他一起回国，结果因未能赶上而返回维也纳。这时，肖郑在给华沙的友人马图申斯基的信中写道："为什么我不能相你们在一起，为什么我不能当一名鼓手！！！"
1830年11月的华沙起义，一度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赶跑了俄国侵略军，建立了波兰自己的政权。波兰人民的这一英雄业绩，震撼了整个欧洲，是欧洲革命历史上光辉的一页。可是，在取得胜利后不到一年，就由于波兰大贵族的背叛，使起义的成果被断送。俄国侵略军又重新攻陷了华沙，华沙起义被镇压下去了。又是在一个寒风萧瑟的日子，肖邦在去巴黎的旅途中，听到了华沙重新陷落的消息。这时，他义愤填膺、悲痛欲绝。在写给梯图士 的信中，他表示了对侵略者的无比愤恨："......啊，上帝啊，你是存在的！存在而不给他们报应！你不管莫斯科佬的罪行，或者，或者你自己就是莫斯科佬！我可怜的父亲！我高尚的父亲，可能他在挨饿，他也没有钱给母亲买面包！妹妹也许遭受放肆的莫斯科败类的狂暴蹂躏！帕斯凯维奇（帕斯凯维奇是攻陷华沙的俄国统帅。），这条莫墓列夫的母狗，占领了欧洲那些头等君主国的驻节地！？莫斯科佬将成为世界的统洽者?......啊！为什么我连一个莫斯科佬都不能杀啊！"尽管肖邦 的父亲一再劝告他不要抛弃俄国"国籍"（当时俄国统治下的波兰居民均属"俄国籍")，可是肖邦在维也纳始终不去把他的俄国护照延期，而甘愿放弃"俄国籍"，当一名"无国籍"的波兰流亡者。 同时，肖邦在维也纳也没有动用俄国占领华沙的反动头子康斯坦丁大公写给俄国驻维也纳大使的介绍信，从此和俄国统治者彻底划清了界限。以华沙起义为标志的波兰民族独立运动，好比是一所爱国主义的大学校，造就了无数波兰的民族战士，也哺育了一批波 兰的民族艾艺家。刚离开华沙时，二十岁的肖邦还相当幼稚，可是，华沙起义以后的．二十一岁的肖邦，已被祖国的灾难磨练得坚强起来了。他对祖国的爱和对敌人的恨，也变得更强烈了。
1831年肖邦到达巴黎的时候，法国正处于君主立宪的"七月王朝"时期，王朝代表的是金融资产阶级的利益，金钱统治着社会的一切。法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巴黎，尽管在文化艺术上有着悠久的传统，成为全欧的文化艺术中心之一，可是，正如肖邦在巴黎时所说的："这里有最辉煌的奢侈。有最下等的卑污，有最伟大的慈悲、有最大的罪恶;每一个行动和言语都和花柳有关;喊声、叫嚣、隆隆声和污秽多到不可想象的程度，使你在这个天堂里成为茫然不知所措，也就是说谁也不过问一个人是怎样生活的......。"为了在巴黎站稳脚跟，肖邦和上层社会的人士交往。环境决定了他"非生活在这个圈子里不可。"1833年初，肖邦在给多·泽瓦诺夫斯基的信中写道："我已经进入最上层的社会，与大使、公爵、部长交往，......因为据说高尚的趣味是从这里出发的；假如有人在英国或奥地利大使馆听过你，你马上就有更大的才能了；假使沃德蒙公爵夫人庇沪你，你马上就弹奏得更好。" 由此可见，肖邦在巴黎尽管假快打开了局面、获得了成功，但他是不满意的。上层社会的奢华和虚假，无法安慰一位满怀亡国之 恨的流亡者那痛苦的心灵。1832年底，他写了一封信给巴黎的优美艺术部长："一个不能再忍受祖国的悲惨命运而来到巴黎已将近一年的波兰人——这是我向阁下作自我介绍所能使用的全部头衔——恭顺地向您请求把音乐学院大厅供他一月二十日举行音乐会用......"。这封信清楚地表明了肖邦在巴黎的身分和他的心情。和上层人物交往，日益使他感受到"假发所掩盖的是巨大的空虚。" 唯有和波兰侨胞在一起，他才感到亲切。他热情无私地帮助流亡的波兰同胞，经常和他们在一起交谈、回忆，并为他们不知疲倦地演奏。1836年，被称为"波兰的帕格尼尼"（帕格尼尼是当时意大利最杰出的小提琴家，名扬全欧。）的小提琴家里平斯基要来巴黎演出时，肖邦积极地为他进行筹备，唯一的要求是要他为波兰侨民开一场音乐会。最初里平斯基表示同意，后来却又拒绝了，因为他不久要去俄国演出，如果他在巴黎为波兰侨民演奏，会引起俄国人的反感。这佯的"理由"激怒了肖邦，他愤然断绝了与里平斯基的友谊。1837年，俄国驻法大使以沙皇宫庭的名义拉拢肖邦，要他接受"俄皇陛下首席钢琴家"的职位和称号，并表示这是由于肖邦并未参加1830年的华沙起义。肖邦断然加以拒绝，并义正词产地答复道："虽然我没有参加1830年的革命， 因为当时我还太年轻，但是我的心是同那些革命者在一起的。" 这坚定的回答、傲岸的蔑视，给了北方的暴君一记响亮的耳光。 从这一系列表现可以看出：肖邦没有辜负亲友和老师的期望和嘱咐，他始终保持着一颗忠于祖国的心。
肖邦很快在巴黎成名了。他通过自己的创作、演奏和钢琴教学，赢得了人们高度的尊重。在巴黎，"娱乐变成了放荡，这里金子．龌龊和血腥是混在一起的"。尽管肖邦对巴黎的上层社会有所反感，但他的活动大多局限于上层的沙龙，加上他自己也逐渐地过上了优越的生活，这对他的思想意识也必然产生一定的影响和局制，使他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改革缺乏应有的理解和同情，这和他历来与不少波兰贵族及其子弟关系较密切也有联 系。1831年华沙起义失败后，流亡国外的波兰人有几千名，其中三分之二在法国，大多是出身贵族的知识分子。这些人从政治上 说大致可以分为两派，保守派和民主派。保守派倾向于君主立宪制，而并不热心于社会改革；民主派则主张立即解放农民，反对专制制度。对于在巴黎的波兰民主派人士，肖邦一个也不认识。从思想观点上看，肖邦更多地倾同于保守派。所以，对于1830年 和1848年法国爆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肖邦表现得相当冷淡。 这些都不能不说是阶级局限性在肖邦身上的反映。
肖邦从此一直定居在巴黎，只偶尔去外地旅行。1835年，他曾去德国的卡尔士巴德与父母短暂地相会过一次。同年在德累斯顿认识了波兰贵族沃德津斯基的女儿玛丽亚，和她发生了恋爱。 次年，肖邦向她求婚，但由于肖邦不是贵族，只是"一个音乐家"， 不门当户对，而遭到玛利亚父亲的拒绝。1836年底，肖邦认识了法国女作家乔治·桑，约一年后，他们就同居了，一直到1847年才决裂分手。肖邦经常和聚集在巴黎的各国著名的文艺家交往， 如波兰诗人密茨凯维支，法国文学家雨果、巴尔扎克，德国诗人 海涅，法国画家德拉克罗瓦，匈牙利作曲家、钢琴家李斯特，意大利作曲家贝利尼，法国作曲家柏辽兹等。这些文艺家们尽管各人的风格、个性往往不一致，但他们彼此的交往，使互相间在思想和创作上有所启发，这对肖邦的精神生活是一种慰籍。可是，肖邦后半生在巴黎度过的岁月，仍然充满难以排遣的孤寂感。他乡作客、举目无亲的感受，始终使他悲郁不已。从三十年代中起，肖邦经常患病，身体相当衰弱。举行公开的音乐会，尽管可以带来金钱和荣誉，肖邦却并不喜欢。他最大的愉快还是和波兰同胞在一起。他说："就象不能拒绝给病人服药一样，我从不拒绝给密茨凯维文和诺尔维德弹琴，无论他们当中哪一个人来， 我都会坐下来弹琴，有时始终连一句话也不说。我的音乐不止一次引起他们流泪，这眼泪难道不是民族艺术家最高的十字架(意即报酬)吗?"1841年，肖邦在致友人的信中写道："我们是否仍然会回祖国呢？！或者是完全疯狂了？！我并不替密茨凯维文和索邦斯基担心——这是一些坚强的脑袋，这些脑袋再经过几次流亡侨居的生活也不会失去理智和力量。"从这些话中间可以看出肖邦作为一个"自愿的政治流亡者"在异国的苦楚。但是，他宁愿蒙受这苦楚，也不情愿回波兰去当异族统治下的"顺民"。
1848年，他应邀去英国和苏格兰访问演出，尽管受到热烈欢迎，但他非常反感"英国人评价什么都用英镑，他们喜欢艺术只是因为它是奢多品。"他在英国时这样写道："在我心里，已经什么也不想做了，......我的心里觉得忧愁，可是我麻醉自己，......我感得到一种沉闷的苦痛，......我早已没有体验过真正的快乐了。 我根本什么也感觉不到，我简直只象植物一祥地活着，耐性地等待着自己的完结。"肖邦的最后几年就这样完成了他个人悲剧的终结。可是，对于祖国，对于未来的祖国复兴，肖邦始终念念不忘。1846年波兰爆发了克拉科夫起义，失败后，加里西亚又发生了农民起义。这些事件曾激起肖邦的热情，他在信中欢呼道："克拉科夫的事情进行得极好"；"加里西亚的农民给沃伦和波多尔农民做出了榜样;可怕的事情是不能避免的，但到最后，波兰将是一个强盛、美好的波兰，总之，波兰。"1848年3月，波兹南公国起义，4月即遭到普鲁士的镇压。肖邦对此也表示了极大的惋惜： "我......知道了关于波兹南公国全部可怕的消息。除了不幸，就是不幸。我已经万念俱灰了。"对祖国命运的深切关怀，对祖国未 来的热情憧憬，体现了肖邦对祖国始终不渝的热爱。正是这热爱使肖邦说出了他的遗愿："我知道，帕斯凯维奇决不允许把我的遗体运回华沙，那末，至少把我的心脏运回去吧。"1849年，肖邦逝世后，他的遗体按他的嘱咐埋在巴黎的彼尔·拉什兹墓地，紧靠着他最敬爱的作曲家见利尼的墓旁。那只从华沙带来的银杯中的祖国泥土，被撒在他的墓地上。肖邦的心脏则运回到了他一心向往的祖国，埋葬在哺育他成长的祖国大地中。
贝多芬：
[编辑本段]有关资料
关于贝多芬（丰子恺）
1．英雄的贝多芬
贝多芬的伟大，决不仅在于一个音乐家。他有对于人生的大苦闷与精练的美丽的灵魂，他是心的英雄。他的音乐就是这英雄心的表现。
在贝多芬稍前的时代，欧洲乐坛上的大圣是莫扎特。然莫扎特的音乐的价值，毕竟止于一种“音的建筑”，即仅因音乐的“美”而有存在的意义而已。至于贝多芬，则更有异彩，他的音乐是他的伟大的灵魂的表征。莫扎特的音乐是感觉的艺术，贝多芬的音乐是灵魂的声响。
他的全生涯中最伟大的作品《第九交响曲》，是全聋后的所作。聋子能作音乐，已是妙谈；而况所作的又是世间最伟大的杰品！可知这全是超越的灵的产物，只有能超越人生的大苦闷的精神的英雄，乃能得之。又可知命运对于人类，只能操纵怯弱懦夫，而无可奈何这伟大的精神的英雄。贝多芬的耳疾起于28岁的时候（1798年）。自此至57岁（1827年）逝世，其间的二十余年的日月，全是聋疾为祟的时期。然而大部分的作品却在这时期产生。直到入了全聋期，站在演奏台上听不见听众的拍掌声的时候，他仍是继续作曲，终于作出了最伟大的《第九交响曲》而搁笔。临终的时候，他口中还这样叫叹：
“唉！我只写了几个音符！”
在这句话中可以窥见他的抱负的伟大。
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标题为《命运交响曲》。贝多芬自己曾经指这曲的第一乐章的第一主题说：
“命运来叩门的声音，正是这样的。”
2．狂徒的贝多芬
贝多芬对于世故人情，疏忽得很，又往往专横独断，藐视一世。表面看来简直是一个狂徒。所以除了能十分理解他、原谅他的人——以外，贝多芬没有知交的朋友。且对于寓居的旅舍的主人，常常冲突，至于激烈，故一年中必迁居数次。评论家形容他这横暴的性格，有这样的话：
“贝多芬是独自生活在无人的荒岛上，而一旦突然被带到欧洲的文明社会里来的人。”
这话把贝多芬的一面说得十分透彻。自来艺术家往往有浪漫不拘的行为，而贝多芬竟是一个极例。当时欧洲有名的钢琴家车尔尼有一天去访问他，看见他耳上缠着重重的纱布，蹲伏在室内。车尔尼出来对人说：
“这人不像欧洲第一大音乐家，倒颇像漂流在荒岛上的鲁滨孙。”
他常常用棉花蘸黄色药水，塞在耳中，外缠纱布。他额上的须常常长到半英寸以上。头发似乎从来不曾接触过梳栉。麦束一般地矗立在头上。他曾经为了一盆汤做得不好，大动怒气，拿起来连盆投在旅舍主人的身上。他常常拔出蜡烛的心子来当牙签用。又在上午，街上正热闹的时候，穿了寝衣，在靠街的窗口剃胡须，不管人家的注目与惊讶。有一次为了动怒，拿起一个开盖的墨水瓶来，投在钢琴的键盘上。他弹琴的时候，因为长久之后手指发热，常常在钢琴旁边放一盆冷水，弹到手指发热的时候，就把两手在冷水中一浸，然后继续弹奏。然而他的动作很乱暴，每逢弹一回琴，必洒一大堆的冷水在地板上，这冷水从地板缝中流下去，滴在下面的住人的寝床中。楼下的主人诘问这旅舍主人，旅舍主人对贝多芬说了几句话，贝多芬就动怒，立刻迁出这旅舍。
贝多芬的姿势极为丑陋。头大，身短，面上不容易有笑容，动作又极拙劣。有一次他也想学跳舞，然而他不会按了拍子而动作。据传记者说，他的相貌的表情常常是冷酷而苦闷。身长五英尺四英寸，肩幅极广，面上多痘疮疤，脸皮作赤茶色而粗糙，鼻硬而直。指短，且五指长短略等，手的背面长着很长的毛。头发多而黑，永不梳栉，永不戴帽，常常蓬头出外散步。起风的日子，他的头发就被吹得像火焰一般。人们在荒郊中遇见他，几疑为地狱中的恶魔。
……
凡此种种强顽怒暴的习气，都是因了他心中所怀抱的大苦闷而来的。而他的苦闷的源泉，全在于他所罹的聋疾。
3．苦恼的贝多芬
贝多芬在1797年的冬日的日记簿上这样记录着：
“身体无论怎样弱，我的心一定要征服他。我今年25岁了。我必须尽我所能，成遂一切愿望。”
写了这段日记之后，不久就达到了剥夺他的后半生的幸福的肉体上的大苦痛。他的聋疾发生于1798年的夏日。
贝多芬的艺术生活，在十八九世纪的交代期起一大变化。以前即是海顿和莫扎特的影响的时代，以后是自己的乐风独立的时代。十八九两世纪之交的数年间，贝多芬正在埋头于作曲中，对于自己的健康状态差不多全不注意。因这原故，耳疾愈加重了。到了1801年，他在剧场中必须坐在第一排椅子上，方能听见歌手的唱声。
他在写给一个知友的信上这样说：
“你所亲爱的贝多芬，完全是一个不幸的人，他已经在和自然与神相冲突了！我常常诅咒神明。因为神明在拿他的所造物来当作自然界的极细微的事故的牺牲品。又在破坏人间可成为最美的事业。我所最宝贵的耳，今已听不出大部分的音了。这是何等可悲的人生！我所亲爱的一切事物，今已离去我了。像从前的没有耳病，是何等的幸福！倘得与从前一样地健听，我真要立刻飞奔来告诉你。然而我决不能得到这欢喜了！我的青春已经长逝，青年时代的希望的实现，艺术上的铭记的完成，在我都已不可能。我只得悲极而放弃我的一生了。……
到了次年，即1802年，他的耳疾更加深起来，又常常耳鸣。他是自然爱好者，野外散步是他的最大的慰安。这时候他到野外，听不出农夫的吹笛的声响，顿时又起悲观，写了“遗言”寄送朋友。然而他终于是强者，用不屈不挠的态度，来同这聋疾战斗，他曾经对人说：
“我一定要克制我的命运。”
从此以后的生活，全部是对于聋疾的苦战了。1809年，拿破仑军队侵入维也纳，炮弹飞走空中的时候，贝多芬恐怕炮弹的声音增进他耳疾，用两手指紧紧地塞住自己的耳孔，满腔忧闷地躺在床上。
聋疾是贝多芬的生涯中的一大悲哀。他的作品常是生活的反映。他能在黑暗中打出光明。故在贝多芬，音乐是苦恼的赴诉处，同时又是苦恼的逃避所。
罗曼·罗兰和《贝多芬传》（傅雷）
贝多芬传存世已无虑几百种之多，流传最广的要数罗曼·罗兰所撰的这薄薄一本，为其别出诸家而自成一书，不溺于繁枝细节而以宏显传主精神取胜。随着科技的进步，物质的丰富，人类的生存状况渐趋舒适，“扼住命运的咽喉”以反抗苦难作为其生存方式的贝多芬精神，时下已稍显疏阔，但是，生活不会总是一帆风顺，挫折与忧患还是需要我们直面的人生课题，故贝多芬的榜样于我们仍能有所感悟。
文学史家朱东润先生推许罗曼·罗兰《贝多芬传》为世界三大传记之一，不失为值得一读的好书。
隐遁在自己的内心生活里，和其余的人类隔绝着，他只有在自然中觅得些许安慰。特雷泽·特·布伦瑞克说：“自然是他惟一的知己。”它成为他的托庇所。1815年时认识他的查理·纳德，说他从未见过像他这样的爱花木、云彩、自然……他似乎靠着自然而生活。贝多芬写道：“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的爱田野……我爱一株树甚于爱一个人……”在维也纳时，每天他沿着城墙绕一个圈子。在乡间，从黎明到黑夜，他独自在外散步，不戴帽子，冒着太阳，冒着风雨。“全能的上帝！——在森林中我快乐了，——在森林中我快乐了，——每株树都传达着你的声音。——天哪！何等的神奇！——在这些树林里，在这些岗峦上，——一片宁谧，——供你役使的宁谧。”
（选自《贝多芬传》，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