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09-04-22
一、在稳定的宗藩关系中，文化思想交流活动是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最早与中原王朝建立直接的册封—朝贡关系的朝鲜半岛古代国家是百济，1东晋义熙十二年(416)，东晋安帝遣使册封百济腆支王为“使持节、都督百济诸军事、镇东将军、百济王”，2可见百济与古代中国中央政权的册封—朝贡关系的建立是在公元5世纪初，甚至更早。
公元6世纪中叶后，朝鲜半岛古代国家新罗积极向外扩张，逐渐强盛，开始直接与中原王朝通贡，时当南北朝时期，新罗真兴王得到北齐武成帝的册封，又通贡于南朝的陈。
新罗之积极主动通贡中国，主要是想得到中央政权政治、军事上的支持，使其在与高句丽、百济争夺朝鲜半岛霸权活动中占据有利的地位。此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学习汉文化的需要。有证据表明，早在6世纪初，新罗人已将汉字作为官方正式文字使用，3到唐代前期(7世纪中叶)，新罗国王决定：“改其章服，以从中华制”，奉唐之正朔，使用“永徽”年号，并全面推行仿唐制的封建制度，对包括儒、释、道在内的汉文化进行全方位的学习和普及，4从而主动进入了古代东方礼义世界，中朝稳定的宗藩关系由此开始，并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长达12个世纪。
中朝宗藩关系是古代东方封建礼法社会的产物，这是一种以封建礼法制度为纽带、以册封朝贡关系为表现形式的宗藩关系。在这种宗藩关系中，朝贡的意义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与原始的物物交换不同，也与奴隶制国家君主们无止境的掠夺欲望不同，也与资本主义崇尚的自由贸易不同，封建帝王们更多关注的是朝贡所带来的政治层面上的意义，宗主国更看重的是藩属国称臣纳贡的礼仪程式而不是贡品多寡，而藩属国不仅在政治、军事、外交甚至经济交流上依附宗主国。更重要的是，由于自新罗到高丽、朝鲜，古代朝鲜半岛国家都自觉地接受、认同以儒家纲常学说为基础的封建礼法制度，也认同古代中国在一统概念下的“天朝礼治体系”，更将儒家学说作为立国之本。因此在中朝宗藩关系中，文化思想的充分交流是建立稳定宗藩关系的前提，而稳定的宗藩关系又为文化思想交流的进一步扩大和深入提供更有利的条件和保障。对于藩属国来说，向中原王朝正统、先进的文化思想学习成为一种必然的需求。这种学习和交流是通过许多方式进行的，其中，定期或不定期派往中央王朝的使团在这一过程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二、文化交流活动是朝鲜使团的重要任务之一
在皇帝权力绝对集中的封建礼法制度中，“人臣无外交”是使者最高行为准则，使者们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向对方转呈文书和物品，他们没有擅自处理问题、决定事务的权力。但是，朝鲜使者们通常有观察清朝政、搜集情报的任务，初期主要是为了尊华攘夷，后来是北学自强。
明清以来，中央王朝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特别是清代，清朝廷和李氏朝鲜均奉行顽固的闭关自守的政策，朝贡贸易成为两国间最主要的经贸渠道，朝贡使团也成为最重要的文化思想交流途径。
朝鲜向清廷派出朝贡使团始于清崇德二年(1637)。是年初，清太宗亲率大军攻入朝鲜，迫使朝鲜仁宗国王签订城下之盟“丁丑约条”，其中规定：“其万寿节及中宫千秋、皇太子千秋、冬至、元旦及庆吊等事，俱行贡献之礼，并遣大臣及内官奉表，其所进往来之表及朕降诏敕，或有事遣使传谕，尔与使臣相见之礼及尔陪臣谒见，并迎送馈使之礼，毋违明国旧例。”5。此诏敕规定一年五度固定使行，即万寿、中宫千秋、皇太子千秋、冬至、元旦，但实际上中宫千只皇太子千秋之进贺使并未派行，三大节使(万寿、冬至、元旦)加上年贡使，固定使行每年应为四行。顺治初，清帝令朝鲜将贺冬至、元旦、万寿三节及进岁币四行合为一行，一般称为“冬至使”或“正朝使”，每年一度成为定制，直至1894年，从无间断。
除“冬至使”外，规模较大的固定使行还有“皇历赍咨宫使行”，其使命是领取清廷颁发的下一年度“皇历”。除固定使行之外，又有“别使”，是朝鲜方面为完成一项或几项使命而临时派出的使团，其种类很多，主要有谢恩使、进贺使、陈奏奏请使、陈慰进香使、问安使等。清入关前，一岁之中，朝鲜赴清廷使团甚至多至10余次，清入关后，每年平均也有两次以上。
如此频繁派出的使团，构成朝鲜与清朝进行文化思想交流的通畅大道。朝鲜赴清使团规模通常很大，总人数少则200至300人，有时达到400至500人之多，大部分是从役、家丁、商人等，他们多数都有形式不同的文化交流使命，较简单的是购买书籍等文化用品、打探清廷政令名人消息等，而高层次的文化思想交流活动主要是由朝鲜使团中一些地位特殊的成员完成的。
朝鲜赴清使团中地位最为尊贵的官员是“正使”，即朝鲜国王的私人代表，清廷根据正使的品秩高低来决定整个使团的接待规格。“大君”领衔的朝鲜使团是最高规格，“大君”即王子或王弟，其次是“驸马”等王室宗亲“有君号者”，再次是“阁老”即议政府大臣(三公)，最后是各曹判书(六卿)。正使最重要的工作是代表朝鲜国王出席各种礼仪活动，觐见皇帝、呈递国书、领受赏赐等等。副使的地位仅次于正使，并随正使参加所有的正式活动，实际在使团中并无具体的职责。朝鲜派往清廷的正副使中不乏有识之士、饱学之士，很多人留下了纪行笔记。
书状官，或称掌令，其品秩虽低，但统管整个使团的日常事务；回汉城后，书状官还有向国王提交总结报告和“别单”(译官们购得的各种文件和文书)的任务。
译官是朝鲜使团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人数大致在10至20人之间，分为汉、清、蒙学三种，以汉学为主。在朝鲜使臣大都墨守成规、迂腐呆板的情况下，译官们的活动尤显突出，加之他们之中大多数人多次来华，精通语言，熟悉掌故，有良好的人缘，使得他们成为各种使行任务的主要执行者，甚至屡建奇功。仅举一例：
金指南，字秀明，康熙朝多次以译官身份来华。康熙四十九年(1710)，随郑载仑(冬至正使)入朝时，在沈阳：“偶与沈帅松柱语数日，盛陈我国家恪谨侯度。柱后入相，面奏皇帝，自是帝多蠲省于本国。”7康熙五十一年(1712)，清帝令裁减朝鲜岁贡额，虽不能确知其是否因松柱之“面奏”，但译官们有时能发挥比使者们更大的作用却是无疑的。
每行朝鲜使团例备医官随行，如使者有君号或为宗室亲贵，则还加派御医随行。他们的任务除应付使团成员的临时生病医治的需要外，还有一种使命则是采办医书和朝鲜宫廷所用药材：“使之持去乡材，与唐材较准同异，有可破疑者，给价贸来”。7
随行的医官担负特别的任务。如雍正六年(1728)，应清廷之要求，朝鲜极择“例率医官之外针医”，随谢恩使团前赴北京，为皇子及十二王之子治病。8朝鲜史籍中还有朝鲜使团医官成功地为清阁老松柱等治病的事例。
由于学习修改历法的需要，顺康时，朝鲜不定期派出观象监官员参加使团，前往清朝，向清朝学习天文历算，购置有关书籍。乾隆朝中，朝鲜国王令观象监官员“三年一次入送”清朝。9
朝鲜使团中还有一种称为“伴倘”或“子弟军官”的，大都是三使臣的亲属子弟，或随行观光，或侍奉左右，洪大容、朴趾源等著名朝鲜文士都是以这个名义随访中国的。他们在两国文化思想交流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朴趾源说“东方慕华即其天性也”，10洪大容觉得自己“言语尚不免夷风为可愧”。11朴洪二人都是朝鲜实学大师，乾隆年间随使团访华，怀着极大的兴趣游历中国、走访士人，回国后著书立说，对朝鲜权贵和腐儒的“性理学说”的僵化和卑陋进行猛烈的抨击，倡导“经世致用”、“利用厚生”，学习清朝先进的文化思想和生产技术，掀起“北学”思潮，对朝鲜士野影响甚大。
三、朝鲜使团的文化思想交流活动
起初由于朝鲜对满族的政治偏见，朝鲜使者将出使清朝视为“饮冰之役”，除例行的政治活动外，较少进行文化交流活动，随着清人统治地位的稳固，中国出现了空前的大一统局面，朝鲜人不得不面对现实，更多的士人参加到朝鲜使团中，加强了使团在文化思想交流方面的活动能力，实学派的兴盛、北学思想的繁荣都是朝鲜使团文化交流活动的巨大成果。
(一)书籍文物器具的采买
购置汉文典籍书章是朝鲜使团的例行任务之一，早在新罗时期，朝鲜人就有将大批汉文典籍运回本国的习惯，至明代均是如此。清初，由于士人的缺席，采买书籍文物主要由商人、译官们来进行。“朝鲜人最好书，凡使臣入贡，限五、六十人，或旧典，或新书，或稗官小说，在彼所缺者，日出市中，各写书目，逢人遍问，不惜重值购回，故彼国反有异书藏本也。”12朝鲜人买书有两大特点，一是不论经史子集、小说异书都要收购；二是“不惜重值”。
清初清廷对书籍的出口有所限制，“凡外国贸易，不许收买史书”。13但仍无法遏制朝鲜人对书籍的渴求。康熙年间，朝鲜使团人员因私购《一统志》，被山海关清方官员查获，清帝甚至派出查使前往汉城，追究国王及使团官员的责任。这种情形至乾隆朝初仍有发生，但此后清廷显然放宽了这方面的禁制。而在此阶段，朝鲜官方对使团人员购置书籍是持鼓励态度的，特别是对以下两类图书：天文历法和清廷文书。
天文历法类：
仁祖朝，观象监提调金堉购得汤若望所著“数术诸书而归”；
孝宗朝，日官金尚范购得《时宪法》(《时宪历》)；
肃宗朝，观象监官员许远购得《天文大城》、《天元历经》等册；
英祖朝，观象监官员李世澄购得《交食算稿》二册、《月历》一册、《万年历》四册。
这类书籍有的是“彼中禁物”，朝鲜王廷除照数报销购书款外，还将购书人及参与购书的译官们“一体论赏”，进行“加资”。
清廷文书的购置在康熙朝曾盛极一时，其种类包括：各部题本、各部密题本，甚至有“批下原旨”，还有各种塘报、京报、时报、边报及清朝官员的奏章誉本等。而此类“文书虚实有难的知”。清朝通事们将此作为一条财路：伪造大量文书转卖给朝鲜使团，而朝鲜使团的译官们也不问真伪一概收买，回国要赏。
承担官方采购书籍任务的，除译官和观象监官员外，还有使团里的医官和画官，给医官的指令是：“买取院中(指王廷御医院)所无医书之最紧者以来。”14
部分中国医学典籍流入朝鲜后，被翻刻刊印得到广泛传播。如《外科精要》、《瀛奎律髓》、《永类铃方》、《十药神书》、《妇人良方补遗大全》、《救急方》、《脉诀理玄秘要》、《医学》等。15
官方采买之外，更多的是使团人员的个人采买行为，并且他们并不仅仅在北京琉璃厂采买书籍和文化用品，而是沿途搜刮换贸，大抵自沈阳至北京途中，朝鲜人一般都有自己的采办代理人。
曾三次使华的朝鲜朗善君李俣，其父于顺治朝初年使华时就开辟了丰润县王氏一家作为据点，每次李俣使华多要作客王家，王氏每“觅纳书册及斑砚”，李俣则“酬以黍皮、技三、剑竹、银刀等物”，亦有街坊邻里闻讯来卖书帖者，则“或购或还给”。16
到了北京，朝鲜商人也用不着满街搜买，自有书商、古玩商找上门来，甚至“开其所居，为之陈列，以供清赏”，称为“借排”。而有资格得到清商“预入物货”的，当然也是老主顾了。与朴趾源同行的赵主薄就是这种最受北京商人欢迎的一位，因为他：“燕行二十余次，以北京为家，最娴汉语，且卖买之际未甚高下，故最多主顾。”再看朴氏所见其借排物品：“户前列二余盆花草，俱未识名。白琉璃瓮高二尺许，沉香假山高二尺许，石雄黄笔山高尺途。复有青刚石笔山，有枣根天成魁罡，以鸟木为跗座，价银为花银三十两云。奇书数十种，《知不足斋丛书》、《格致镜源》，皆值太重。”17
此当乾隆四十五年(1780)，时朝鲜正宗四年，正宗国王臣事清朝最为诚谨，与“十全天子”乾隆帝一唱一和，相互吹捧，甚至“进而把两国的关系，变成一个大家长和一个小家长的私相授受的游戏了”。18在这种情形下，朝鲜使团的购买书籍文物的活动也达到了最高峰，但其副作用也是明显的，除了白银大量流失、难以为继外，更让朝鲜王廷不能容忍的是异端邪说的大量传入：“近来燕购册子，皆非吾儒文字，率多不经书籍。左道之炽盛、邪说之流行，职由于此。”19由于此类书籍“乖世道而害正学”，朝鲜王廷将此纳入禁条：“凡燕书籍之涉于左道，不经异端妖议正之说，及杂术方书，一切严禁。”20此后朝鲜政府曾掀起数次“教狱”，迫害大批天主教徒，并一再申令“邪书邪具”的禁令，但天主教仍在朝鲜部分士人中开始流行，这也可以看作是朝鲜使团文化思想交流活动的成果之一。
朝鲜使团在将大量汉文典籍带回朝鲜的同时，也将部分朝鲜优秀文化成果带到了中国，并得到流传和应用。例如朝鲜著名的医书《东医宝鉴》。21朴趾源于乾隆四十五年入燕京时，在书肆竟发现了此书：“我国书籍之入梓于中国者，甚罕。独《东医宝鉴》二十五卷盛行，版本精妙。”22其所见是乾隆三十一年刻印本，售价为“五两纹银”，虽然朴氏因“余家无善本”，而“甚欲买取”，可惜囊中羞涩，只得“赍怅而归”。
(二)朝鲜文士访华及其与中原文士之交往
在中朝文化交流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朝鲜使团中的文士，他们通常不是使团主要成员，是以朝鲜使臣的子弟亲属名义作为“伴当”随行来华。与商译辈相似，他们也对中国文章典籍乃至笔墨文物有极大兴趣，但让他们更加怦然心动的却是清朝所有先进的科技文化和先进思想。
清朝初年，使团的官员们甚至是抱着敌对清朝的心态上路的，与清政府官员接洽时“率以亢简为致、恭谦为辱”，此时文士们还没有加入至燕行队伍中来。这一阶段传世的燕行录主要是使团三使臣(正副使书状官)所著：
两次任正使来华的郑太和著有《饮冰录》两种；
三次任正使来华的朗善君李俣则著录了三种《燕京录》；
两次任正使来华的南九万著有两种《燕行杂录》。
其他还有沈之源(正使)的《燕行日乘》，姜鲵年(副使)的《燕京录》，南龙翼(副使)的《燕行录》，朴世堂(书状官)的《使燕录》，闵鼎重(正使)的《老峰燕行记》，申■(副使)的《燕行录》，韩泰东(书状官)的《燕行日录》，金锡胄(正使)的《梼椒录》，任相元(副使)的《燕行诗集》，洪受畴(副使)的《燕行录》，尹弘离(书状官)的《沈行录》，李颐命(正使)的《燕行杂识》，闵镇远(副使)的《燕行录》。
这些纪行除《梼椒录》有二卷外，其余均只有一卷，文字简略，只是使团行程的一般性记录，且字里行间反映了他们作为使者出使清朝的复杂而又痛苦的心情，他们并不愿臣事清朝。
17世纪末(康熙中叶)，实学思潮开始在朝鲜流传，至18世纪前半期，朝鲜著名实学思想家李瀷的“经世致用说”得到许多有识之士的认同，他们终于在实学思想里找到了调整与清人关系的依据，这就是舍虚务实、经世致用。其后发展为以朴趾源为代表的“北学派”，主张“利用厚生”，向中国乃至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富国强兵。在朴趾源眼里，清廷仍是夷狄，但他同时批判空谈“大义名分”的两班士大夫。在这种背景下，朝鲜有识之士争先恐后地加入到赴燕使团中，在乾隆朝中后期达到最高潮。
加入到使团中的士人们，其目的就是为了与清朝士人交流，因此“使行到彼时，军官书记诸人中，或有稍解文字者，则必以寻访彼人为高，致笔谈，或唱和，甚至于求得诗稿弁首之文。及其出来之后，必因使行、历行，往复书札，彼以香茶，此以楮管，语言不择于忌讳，赠遗贻同于馈问，互相效尤，转辗成习”。23此段文字正是朝鲜士人与清朝文士频繁密切交往的真实情形。”
最早随使团来华并产生巨大影响的朝鲜士人是金昌业。金昌业(1658—1721)，号老稼斋，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初)，随朝冬至使团来到北京，其兄金昌集是该使团的正使，他二人是清初以斥和抗清而著称的金尚宪的曾孙。金昌业在北京逗留46天，期间考察清朝各种制度、方、物，并与清朝文士有较多的交往。回国后，其述著六卷《老稼斋燕行录》对清朝的富庶与繁荣进行了全方位的介绍，引起朝鲜士人极大震动，因而得到广泛流传。
真正与清朝文士进行了思想文化交流的先驱者则是朝鲜著名士人洪大容。洪大容(1731—1783)，号湛轩，字德保。乾隆三十一年(朝鲜英宗四十二年，1766年初)，洪大容作为其叔父、使团收状官洪檍的子弟军官，随朝鲜冬至使团入京，洪大容赴燕：“所大愿则欲得一佳秀才会心人，与之剧谈。”24他在北京终于得偿所愿：结识了自杭州来京会试的文士严诚、潘庭筠、陆飞三人，尤与严诚交谊深厚。洪回国后，他们仍始终书信往来。后严诚染病去世的消息传到朝鲜，洪为之设位焚香以吊，并将吊辞转寄严氏族人，甚至多次写信教导严诚之子。洪去世后，其友朴趾源将其亡讯转托友人传知于江南。江南士人时称“洪严之交”为生死断金之交。
洪严等人由于言语不通，只能进行笔谈，而“会必竟日而罢，其谈也，各操纸笔疾书，彼此殆无停手，一日之间不啻万言”。他们的谈话内容则题材广泛，涉及政治制度、伦理道德、哲学思想、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社会人情风俗等各个方面，是两国实学思想的一次大交流，并因洪大容的六卷本《湛轩燕记》的广泛流传，对朝鲜北学派实学思想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正是受洪大容等人卓有成效的文化交流的鼓舞，朴趾源这位实学派大师带着强烈的探求心欣然踏上了清朝的土地。
朴趾源(l737—1805)，字仲美，号燕岩。其堂兄朴明源是朝鲜英祖驸马，正宗朝数次出使清朝。乾隆四十五年(朝鲜正宗四年，1780)，朴明源任进贺兼谢恩正使出使清朝，朴趾源作为“伴倘”随行，先到达北京，又奉皇旨赴热河为乾隆帝贺七十大寿。期间，他仔细考察了清朝的城墙、烧窑、制砖、车辆、道路等形制，提出自己的结论和建议。他在热河大学、北京朝鲜馆逗留期间，结识了清朝名士严嘉铨、鹄汀等人，常作竟夜笔谈。
朴趾源来华正当清乾隆朝鼎盛时期，虽然朴趾源说“东方慕华即其天性”，却仍将清人看作是“寄居中国”的夷狄，但清朝的富庶繁荣给了朝鲜使者们巨大的心理冲击，我们可以在其字里行间清楚地感受到这一点。他对重要城邑、驿站都有生动的描述，使我们今天仍然能够清楚地了解当时朝鲜人行走在清朝土地上时那种复杂的心态。以下是他对北京的一些描写：“朝阳门，其制度一如山海关，但目不暇视，缁尘涨天，车载水桶，处处洒道。”“琉璃厂：共有二十七万间。自正阳横亘至宣武门有五巷，而皆琉璃厂，海内外货宝之所居积也。”“紫禁城，高二丈，石址砖筑，覆以黄瓦，涂以朱红，壁面如绳削，光润如倭漆。”25
回国后，朴趾源完成了其巨著《热河日记》，内容不但有纪行、笔谈录，还有大量评述、散文、小说。他在书中以自己亲身考察的实践，阐述其“利用厚生”的实学思想，对当时朝鲜士人产生巨大影响。
与洪大容、朴趾源一道推动北学派大潮的还有朝鲜的一帮新锐士人，朴齐家、柳得恭、李德懋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都得到朝鲜正宗国王的特殊提拔，担任过正宗国王特设的奎章阁检书官，也都曾随团访问过清朝。
朴齐家(1750—1815)，字在先，号楚亭，又号贞蕤，他在清乾隆末至嘉庆初曾4次来华：
乾隆四十三年(朝鲜正宗二年，1778)，蔡济恭谢恩使团；
乾隆五十五年(朝鲜正宗十四年，1790)，黄仁点圣节兼谢恩使团；
乾隆五十六年(朝鲜正宗十五年，1791)，赵尚镇谢恩使团；
嘉庆六年(朝鲜纯宗元年，1801)，赵尚镇谢恩使团。
李德懋(1741—1793)，字懋官，号炯庵，又号雅亭，他在1778年与朴齐家一起访问了燕京。
柳得恭(1749一?)，字惠甫，号冷斋，曾3次来华：
乾隆四十三年(朝鲜正宗二年，1778)，李溵沈阳问安使团；
乾隆五十五年(朝鲜正宗十四年，1790)，黄仁点圣节兼谢恩使团；
嘉庆六年(朝鲜纯宗元年，1801)，赵尚镇谢恩使团。
此三位朝鲜青年才俊均于1778年首次来到中国，正当乾隆盛世，清朝强大的国力给他们极大的震憾，燕京盛京繁荣的文化也让他们倾心，而清朝士人也对这些东国学子表示出了极大的热情，研读学问，赠答诗文，以至建立深厚的友谊。
柳得恭与朴齐家最后一次相携来华时，他们交游名录包括：“沈阳书院诸生十三人；燕中缙绅、举人、考廉、布衣共四十一人；琉球国使臣四人。”26这其中包括著名诗人纪昀、李鼎元等人。纪昀时任礼部尚书一职，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的交往乃至结下深厚的友谊，互赠诗集、书籍，唱和诗赋。
名单里还有著名画家罗聘、沈刚、陈森等人。更让柳、朴受益匪浅的是与学问家陈箓、钱东垣(钱大昕之侄)、黄丕烈等人的交往。
在与清朝硕儒名家的密切交往中，这些异国学子大开眼界，更在思想学问上产生了飞跃。归国后，他们均有著述，述其行程，载录事务，但更重要的是鼓吹北学，较为客观地为当时的朝鲜人展示了清朝繁荣的盛世景况。
李德懋写下了《入燕记》，柳得恭则著有《滦阳录》和《燕台再游录》，但影响最为广泛的是朴齐家的《北学议》。朴齐家在这部名著里公开向陈腐的“华夷论”宣战，正是4次访华对中国政治经济制度、文化典章建立了坚定的信心，给了他这份勇气。
嘉庆朝中，来华访问的朝鲜著名士人有金正喜、赵寅永等人，他们与清朝士人的交流偏重于金石考古学问。金正喜，字秋史，号阮堂。清嘉庆十五年(朝鲜纯宗十年，1810)初，随其父金鲁敬(冬至使副使)来华，时年仅25岁。就学于著名学者翁方纲、阮元等人，深受他们的学识、学风的影响，并带回大批考古学著作，开创了朝鲜金石考古学，被后世誉为“阮堂大师”。
(三)清廷对朝鲜国王和使者的赏赐
清廷在文化思想交流活动中有时也采取主动的态势，利用朝鲜使团向朝鲜输出汉文化，主要通过向朝鲜国王和使者赏赐大量汉文典籍、匾额和文化用品来实现。
朝鲜使团在京进行朝贡或其它谢恩、陈奏等使命时，清廷不但要对朝鲜国王(有时还有王妃、世子等其他王室成员)进行赏赐，也赏赐使团成员银两和各种物品。在崇德至康熙年间，这种赏赐也被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正官均有定额，从人被分为有赏者和无赏者，后来扩大到整个使团。赏赐物品种也从最初的几种发展到数十种。到乾隆年间，清帝对藩属国朝贡者的赏赐达到极其繁琐的程度，特别是乾隆末年，对朝贡使者的加赏常达十余次之多。在原银两、鞍马、锦缎等惯常赏赐品之外，又增加了许多品种：
御书类：御制千叟燕诗、御书福字等。锦缎裘皮类：漳绒、八丝缎、五丝缎锦、闪缎、章绒蟒缎、大卷缎、倭缎、回子缎、回子绸、回子布、洋花缎、云缎、貂皮。金银玉器类：元宝、金鞘小刀。用品类：大荷包、小荷包、酒盅、寿杖、鼻烟壶、火镰、各种笔墨纸砚。器具类：玻璃器、瓷器、漆器、象牙器。御用品：茶叶、鼻烟、各种水果、食物。
康熙五十六年(1717)，朝鲜国王因眼疾令其使者求购空青(御用药物)，康熙帝为之特遣敕使赍空青往赐，属于“特赐”之例。雍正、乾隆帝与朝鲜国王开始了进贡与回赐的拉锯战，这榭情况一直持续到嘉庆、道光朝。这一阶段的赏赐品种类极其繁多，试将其做一分类：
印诰：玉钮金印、诰命；御书：御笔福字、寿字、匾额等；书籍：御制诗、《仿宋板五经》等；笔墨纸砚：宋澄泥仿唐石渠砚、端砚、梅花玉版笺、仿澄心堂纸、宣纸、花笺、福字花笺、花绢、徽墨、湖笔等；裘皮：黑狐皮裘、黑貂皮、貂皮等；锦缎布匹：大蟒缎、小蟒缎、织金缎、八丝缎、红羽缎、石青缎、龙缎、采缎、大缎、妆缎、锦缎、倭缎、闪缎、素缎、帽缎、彭缎、青缎、漳绒、宁绸、宫绸、春绸；江绸、线绸、纺丝、纱等；金银玉器珠宝：金元宝、银元宝、金钱、银钱、金铃、银铃、玉如意、玉香炉、玉笔洗、珊瑚珠等；装饰器具：玉器、瓷器、玻璃器、洋瓷法琅器、雕漆器等；马具军品：一等鞍马、二等鞍马、弓箭撒袋、玲珑案辔等；日用品：荷包、十锦扇等。
可以看出，赏赐品一般以锦缎布匹为主，辅以笔墨纸砚和其它器具物品。加赐御书字、匾额及汉文典籍，是清帝给朝鲜、琉球、安南等国的殊荣，具有浓厚的文化思想交流意味。
这一阶段加赐朝鲜国王的御书匾额计有：乾隆八年(1743)“式表东藩”，乾隆四十三年(1778)“东藩绳美”，嘉庆十年(1805)“礼都绥藩”，道光九年(1829)“缵服扬休”。
清廷通过朝鲜使团赐予了朝鲜大量的汉文典籍，以雍正、乾隆朝最多。
雍正所赐有：《周易折衷》、《朱子全书》、《康熙字典》、《性理精义》、《诗经传说汇篡》、《韵与阐微》等。而乾隆则屡有大手笔：除经常赐予御书“福”字笺、御制诗章、御制匾额外，《四库全书》、《仿宋版五经》、《明史》等都曾作为特赐礼品送给朝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