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是一部世代累积而成的著作，在其成书过程中，男性英雄始终处于被赞颂的地位，除了男性的母亲和几位少见的贤内助之外，小说中的其他女性大多是贪慕虚荣、自私自利、淫荡无耻的形象。根据《水浒传》的英雄人物对女性的态度，作者在小说中以第一叙述者的口吻对女性发表的评价，我们可大致看出《水浒传》对女性是有偏见的，甚至对女性抱有敌视心理。
原因何在？
1、
《水浒传》中受到作者严重鄙斥的主要女性群体是虔婆、媒婆和妓女。虔婆和媒婆都被塑造成嗜钱如命、寡廉少耻，乃至心狠手辣、周顾他人性命的毒妇形象，而妓女形象，除了李师师帮助梁山受到朝廷的招安时给予了李师师珍贵的赞扬之外，其他的都是无情无义、认钱不认人、水性杨花的无耻女性。
同样是杀人，王婆教唆潘金莲毒死武大遭到法律和人情的严重惩罚，但梁山英雄杀死无辜之人却受到作者的褒奖。在第七十三回中，李逵不由分说杀死狄太公之女和奸夫王小二，在此回开头前也附上了作者所作的诗：“狄女怀中诛伪鬼，牛头山里戮凶徒。”诛伪鬼和戮凶徒明显带有表扬李逵替天行道之意。
这样的例子在其他回目中也有许多，如武松杀嫂、杨雄杀妻、宋江杀阎婆惜、卢俊义杀妻、张顺杀李巧奴等等，其中以杨雄惩罚潘巧云的手段最为凶残。杨雄先是叫石秀剥了潘巧云的衣服，然后将她的舌头割掉，再“一刀从心窝里直割到小肚子上，取出心肝五脏”。
如此凶残的杀人手段在作者眼里却是常态，他认为女性只要稍有出格行为就应当得到男性的报复和惩罚，“须知愤杀奸淫者，不作违条犯法人”，是作者对英雄好汉杀人的最好解释。周作人曾指出：“《水浒》中杀人的事情也不少，而写杀潘金莲杀潘巧云迎儿处都特别细致残忍，或有点欣赏的意思，在这里又显出淫虐狂的痕迹来了……一夫多妻的东方古国最容易有此变态在文艺上都会显示出来，上边所说的只是最明显的一例罢了。”
施耐庵是一位至情至孝，慷慨仗义之人。因此，在他的笔下，母亲成为最受梁山好汉尊敬的群体。梁山英雄标榜忠义仁孝，小说中的男性英雄几乎个个都爱母敬母，李逵因痛失母亲而打死老虎，雷横因母亲受辱而打死白秀英，这些行为都受到作者的极力称赞。
另外，作者对贤妻形象也是表示赞许的，但前提是她们必须服从丈夫，时刻维护丈夫的利益，如何九婶、何涛老婆在小说中的出现都是为了帮助丈夫渡过难关。那么为何作者一方面要贬低女性，另一方面又要称赞贤妻良母型的女性呢？
原因在于《水浒传》描写的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既描写了奸官当权的黑暗统治阶级，又描写了竭力维护自身利益的普通市民阶层，而最重要的是描写了以义为宗旨的绿林文化。作者认为绿林好汉必须要远离女色，因为女性是阻挡他们事业的绊脚石。对于有了家室的好汉，他们要求妻子或妾室对自己绝对忠诚，否则就以会残忍凶狠的手段惩罚她们。其他的社会女性也是如此，如果损害了梁山事业的利益，好汉们就会让她们得到相应的惩罚。
《水浒传》中的一些女性被残忍杀害都是因为她们背叛了梁山好汉或是损害了梁山的利益。如李巧奴以及她的虔婆本与梁山毫无关系，就因为宋江生病需要安道全去治疗，李巧奴阻止了安道全前往梁山，就遭到了张顺的杀害。至于贤母形象受到梁山英雄的尊敬主要是因为孝道是绿林好汉们奉行的一个重要信条，他们认为孝是整个社会都需要遵守的道德底线。
另外，其他几个少数的贤妻形象主要是针对市民阶级的普通市民，这些贤妻与梁山文化没有多大的关联，基本上都是普通百姓之家的妻子，如何九婶、李小二妻子。这是作者个人情感倾向的不自觉流露，他认为妻子应该贤良淑德，应该全心全意为丈夫或家庭付出，这样才能受人尊敬和赞赏。因此，敌视女性的是提倡远离女色的绿林文化，在十分崇拜绿林文化的作者笔下，女性自然逃不开这种观念的毒害。
2、
中国古典小说种类繁多，从题材上可分为历史演义小说、英雄传奇小说、神魔小说、世情小说、侠义公案小说等等。《水浒传》是一部典型的英雄传奇小说，更是一部男性小说。小说主要以梁山英雄为描写对象，极力赞颂了他们替天行道的义举。在一百零八位好汉中有三位女英雄，这三位女英雄不论是武艺或胆识都不输男性，但是在排名次上她们都位于后面。就单单从题材上来看，女性就己经处于被轻视的地位。
梁山好汉的人员组成比较复杂，既有因各种因素被迫逼上梁山的官吏，如宋江、秦明、林冲、呼延灼、杨雄；又有一些武功高强的社会闲散人氏，如阮氏三兄弟、李违、石秀、二邹、二解；还有一些是本就占山为王的强人，如王英、燕顺。
不论他们是何种身份，作者都竭力让这些英雄好汉聚集梁山，替天行道，带有非常浓厚的绿林文化。《水浒传》这部英雄传奇小说实际上是绿林文化的杰出代表。绿林，最早是以地名的含义出现在《汉书·王莽传》和《后汉书·刘玄传》中，《汉书·王莽传》曾记载：“南郡张霸、江夏羊牧、王匡等起云杜绿林，号曰：下江兵，众皆万余人。”《后汉书·刘玄传》记载：“新市人王匡、王凤为平理净讼，遂推为渠帅，众数百人。于是诸亡命马武、王常、成丹等往从之；共攻离乡聚，藏于绿林中，数月间至七八千人。”这就是著名的绿林起义，因此绿林又泛指结伙聚集山林之间反抗政府或抢劫财物的有组织集团。
梁山事业就是典型的绿林，一百零八位英雄也就是典型的绿林好汉。绿林文化既受墨家侠义思想的影响，又融合了儒家和道家的思想，忠孝仁义是他们必须遵循的价值观，其中义又是最重要的，兄弟义气是维系他们共同谋取事业、共同生活的纽带。他们一般都视钱财如粪土，经常仗义疏财、慷慨解囊、劫富济贫，这是他们心中义的另类表现。绿林文化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排斥女色。这个特征在《水浒传》中发挥到了极致，他们认为近女色不是好汉该干的勾当。
宋代学者黄大光在《积善录》曾说道：“大抵妇人女子情陛多淫邪而少正，易喜怒而多乖。率御之以严，则事有不测，其情不知，其内有怨，盖未有久而不为害者御之以宽，则动必违礼，其事多苟，其心无惮，盖未有久而不乱者。”这句话主要表达了女性天生多淫乱，不守礼法的观念。梁山好汉也是认同这种观点的，他们认为男性之间的很多祸患都是女性引起的，沉迷女色不仅伤身，而且还会耽误自己的大业。
《水浒传》中很多英雄都是间接或直接因为女性被逼上梁山。林冲本是八十万禁军教头，其前途不可限量，却因为妻子的美色被陷害乃至差点丧失性命；卢俊义本是家缠万贯的大员外，却因妻子与管家勾结被陷害关进大牢；史进也因为妓女李瑞兰的背叛陷入东平府。这些男性英雄都受到女性的连累遭遇大祸，这样就以不争的事实表达了女人即祸水的观念。作者的这种情节安排既符合英雄传奇题材所宣扬的绿林文化排斥女色的价值倾向，又让英雄好汉顺理成章地走上梁山，女性就十分自然地成为了其中的牺牲品。
同样是以男性为主角的《三国演义》，作者在塑造女性形象时却并没有刻意将女性丑化，《三国演义》只是以客观的角度描写每个女性人物，虽然其中也不乏有与他人私通的女性，如云英、李春香，但是作者在描写这些反面女性人物之时只是轻描淡写，没有对私通之事进行主观的负面评价。《三国演义》既是一部历史演义小说，又是一部政治权谋小说，贯穿整篇小说的是统治阶级思想，因此作者对女性采取淡薄态度，让女性在小说中为男性的政治斗争谋取利益，为男性服务。
《水浒传》作为一部英雄传奇小说，充斥全篇的是绿林文化，在对待女性时，除了带有作者个人的主观情感之外，还要符合绿林文化对女性的看法和态度。对女性的轻视和敌意是《水浒传》绿林文化中的缺陷之一，到了清代后期，这种缺陷逐渐被人摒弃，出现了侠骨柔情的侠义小说。
3、
外在文化因素是造成《水浒传》敌视女性的间接原因，主要是指社会文化环境对《水浒传》女性观的影响。其中男尊女卑的传统思想对《水浒传》轻视女性起到了间接的作用。从母权制转变为父权制之后，男性地位一跃而上，成为社会的主体。传统社会一向认为男为阳，女为阴，阴气太盛会对社会产生不利。这些观念在理学家的发展之下变得更为严苛，程颐在《二程集》中曾明确地提出过男尊女卑的思想：“恒，长男在长女之上，男尊女卑，夫妇居室之常道也。”这些观点的提出让男尊女卑思想有了明确的理论基础，大多数女性在这些条规的束缚下丧失了个人人格和价值。
《水浒传》中的女性要么是处于需要被男性保护的弱势状态，要么便是需要服从丈夫的妻妾，要么便是被严重异性化的女英雄。不论她们处于何种身份，都在男性的支配之下。女性在其中起到的最大作用就是衬托男性英雄的义，如宋玉莲一家三口的出现就衬托了宋江的仗义疏财，金翠莲从困境中得以逃生也衬托出鲁智深的侠肝义胆，贾氏和潘巧云都间接衬托出燕青和石秀的心思缤密、聪明才智以及对父对兄弟的义气。
《水浒传》最终成书于元末明初，此时“男尊女卑”思想己发展了数百年，成为很多人心中亘古不变的真理，这也是当时的时代思潮。作者生活在那个时代，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时代思潮的影响。不光作者如此，普通市民阶层也带有浓厚的男尊女卑思想。
《水浒传》是一部世代累积型小说，在最后成书之前，水浒故事就己经流传了很多年。在《大宋宣和遗事》中就记载了杨志卖刀、宋江杀阎婆惜以及晃盖等人智取生辰纲等情节。南宋时期，说书、演剧等勾栏瓦肆活动为水浒故事的盛行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这些文艺活动的进行让水浒故事家喻户晓，市井百姓对水浒故事也是津津乐道。长期受社会思想影响的市民阶层也认为女性应当服从于男性，对于出轨背叛丈夫的不节女性应受到严重的制裁。
《水浒传》是在这些零散的水浒故事基础上进行再创作完成的，作者在《水浒传》中也继承了市民阶层对女性的处理态度，再加之自身的情感色彩就使得《水浒传》贬斥女性的特征非常严重和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