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海曙
( 清华大学医学院生物医学工程系)
丁文江是我的二伯父，我是在他去世之后一年才出生的。尽管父亲丁文治是他十分关爱的幼弟，母亲史济瀛又是文江夫人史久元女士的堂侄女并伴随文江伯父、伯母一起生活达十余年之久，但是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我才开始认真阅读丁文江的传记和资料，协助母亲写了回忆丁文江的文章并整理照片和收集文物，聆听了他的学生———黄汲清、李春昱、崔克信等对往事的深情回忆，最近又恭请了 12 位专家 ( 其中 9 位资深院士) 为纪念他诞辰120 周年写了短文或题词。随着了解的逐步深入，我的认识也得到升华，一个感人至深的、值得永远怀念和学习的高大形象已经屹立在我心中。
伯父是 1936 年 1 月去世的，当时学术界给予高度评价。弹指一挥，70 多年过去了，祖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党的领导下迈上了民族复兴的征程。对名人的评价是需要历史检验的。当前，对丁文江同样存在一个再认识、再评价的问题。我学习了近期发表的纪念伯父的文章，觉得在以下两点上，以地学界老前辈为主体的专家们已初步形成共识:
第一，丁文江等先驱当年开拓的事业为此后地质学发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并影响至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刘东生院士在为泰兴市纪念丁文江诞辰 120 周年的题词中写到: “丁文江先生一开始就把矿产资源开发放在中国地质工作的首位和重点，为中国地质科学屹立于世界之林和不断发展打下了思想基础。这就给新中国成立以来地质矿产事业的发展准备了条件，并开拓了不尽的前景。丁文江先生在注意发展地质矿产事业的同时，十分注意与地质学相关的其他学科的发展与应用，促进了地质学的生长壮大，预见性地为地质学未来开辟道路。丁文江特别重视科学发展中人的因素，他的提拔后辈与宽宏大度为中国地质科学历史留下的文化底蕴是中国地质科学宝贵的财富”。国土资源部原部长、中国地质学会理事长孙文盛为纪念活动的题词则是用精辟的语言表达了类似见解，他写道:“学问大家会办事; 奠定基础引潮流”。
第二，丁文江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科学文化巨人，得到了全面的研究和恰当的定位。进入新世纪以来，出版的传记类或评论类专著有: 《丁文江图传》 ( 宋广波著) 、《丁文江传》( 林任申、林林著) 、《少数人的责任》 ( 谷小水著) 、 《科学巨匠丁文江》 ( 丁琴海著) 、《丁文江学术文化随笔》 ( 洪晓斌编) 等多种。中央电视台 《探索与发现》栏目于2005 年和 2007 年先后播出了 《兵马司九号》 和 《仰韶文物现身记》 两部专题片，在介绍历史的同时，突出了丁文江作为领军人物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在国内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在 《中国国土资源报》、《地质论评》、《作家文摘》、《黄桥历史文化研究》等刊物和中国地质学会地质学史专业委员会、徐霞客研究会的论坛上也发表过多篇纪念丁文江的文章。2007 年 11 月，德高望重的王鸿祯院士在 《地质论评》 上发表了 《纪念丁文江诞辰 120 周年》的文章，全面介绍了丁文江的生平业绩，并用 《地学宗师、科坛巨子、文化先锋、政论新声》予以概括。我认为，鸿祯老师从上述 4 方面对丁文江所作的概括和描述是很恰当的。
刘东生老师从丁文江对当代地质事业所作的历史性的贡献的角度，王鸿祯老师从丁文江作为文化巨人所发挥的多方面的作用的角度分别作出了精辟论述，为我学习丁文江精神提供了思考的基础。
我是一名大学教师，1958 年毕业后就留校，长期工作在教学、科研、管理工作的第一线。我现在从事的专业是生物医学工程，虽然不是学地质的，但是我对半个世纪以来高校发展进程和当前状况比较熟悉，经常思考当前科教兴国方面的问题。从这点出发，最令我珍惜的是伯父以自己光辉榜样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的精神财富。经过反复学习和思考，我将它概括为以下 3 个方面: 高尚信仰、博爱情怀和独立思考。
一、树立热爱人民、崇尚科学的高尚信仰
1934 年发表的 《我的信仰》( 天津 《大公报》5 月 6 日) 一文中，伯父把自己的信仰归纳为两个方面: 第一，要做能够满足最大多数人最大部分的欲望的行为，就是做有利于社会的行为。第二，要以科学知识作为行为的向导。在这里他回答了人生观的两个基本问题: 要为社会的最大多数人服务，而服务的方法则是要依赖于科学。
伯父自幼仰慕民族英雄，少年时就立下以身报国的壮志。在不息奋斗的一生中，他的心始终是和劳动人民的疾苦、祖国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的。1911 年他 24 岁从英国留学归来，刚刚踏上祖国的土地，就走访了西南边陲贵州的贫苦农民，写下长诗 《黔民谣》，发出 “黔民苦”的悲愤呼喊。1913 年他勘测个旧锡矿，白天下矿井，夜晚和矿工同住，对矿工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悲惨状况做了真实的报道，他写道: “我曾在银洞的伙房 ( 工人住处) 里睡过一夜。终夜只听见工人咳嗽的声音，此停彼起，络绎不断。我听着这种凄惨的音乐，想着在洞里听见的喘声，一直到天明不能合眼”。后来胡适先生对此评论道:“这样描写工人生活的文字，应是可以引起社会抗议喊声同劳工待遇改革的”。20 多年后，已是知名学者的伯父，抱着求索救国真谛的愿望于 1933 年到苏联访问，对于苏联人民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劳动热情和献身精神，表示了同情和称赞。他写道: “为满足少数资产阶级的欲望而牺牲多数劳动者的欲望，……都不是有利于社会的”， “我一方面相信人类的天赋是不平等的，一方面我相信社会的待遇不可以太相悬殊。不然社会的秩序是不能安宁的”，又写道: “近年来苏俄的口号: ‘各人尽其所长来服务于社会，各人视其所需来取偿于社会’，是一个理想的目标”。丁文江将崇高的生活目标概括为这样的座右铭: “为全种万世而牺牲个体一时”， “明天就死又何妨，只要拼命做工! 就像你永远不死一样”。伯父是言行一致的，座右铭首先用来律己，从道德操守到报效祖国，规范着他行动的方方面面。在他生活的年代，野外地质考察不仅自然环境艰苦而且匪患频频，因公死亡比例很大。据报道: “民国时期，恶劣的社会环境吞噬了一些优秀地质学家的生命。中国地质学会设立的 7 项奖章和奖金中，有 5 项是为了纪念在野外考察中牺牲的学者。仅仅中央地质调查所 ( 职员仅数十人) 这一学术机构中就有十多个人英年早逝”( 张九辰，《地质学与民国社会: 1916 ～1950》，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 年，13 页) 。丁文江是在地质考察中不畏征途艰险，带领队伍，率先垂范的第一人。最后，为了备战需要，他以病弱之躯，下井勘察，煤气中毒，不幸殉职，做到了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的去世引起文化界的极大悲恸和震动，专家悼念: “是诚学术之莫大损失、国家之莫大损失、何中国不幸至此! ”。
伯父信仰的另一方面就是在行动中要 “以科学知识为向导”。他这里所说的科学指的是: “用理论的方法把一种现象或是事实来做分类，然后了解它们相互的关系，求得它们普遍的原则，预料它们的结果”。从一般意义来说，他所说的科学知识是指: “来自客观世界，经过理论方法处理之后又能指导实践的真理”。丁文江用这样的思维方式来处理地质科学中的学术问题、学科建设问题、行政管理中的一些问题，取得了骄人的业绩。在帮助青年摆脱封建的、唯心主义的影响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这种注重考察、尊重事实的思维方法也是他能够正视现实、赞成苏联共产主义者的献身精神的原因。当然，就当时中国面对的政局来说，要做本质的分析还需借助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有些问题现在也还在实践、在探索，这是我们不必对他苛求的。
二、具有以人为本、培育青年的博爱情怀
要开创新事业，关键是人才。伯父一贯非常重视人才培养。1913 年地质调查所 ( 我国第一个地质科研单位) 创立，为解决该所对人才的急需，在他的积极倡导下，工商部开办了地质研究班 ( 所) 。他和章鸿钊、翁文灏一起培养出了中国第一批地质人才。著名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认为其教学质量已等同于欧美同样学制毕业生。事实说明，这批人果然不负众望，大多成长为中国地质工作的脊梁。此后，丁文江对于北京大学地质系的建设，亦从引进葛利普、李四光任教、筹措经费等方面予以鼎力支持，并亲自上课。丁文江对我国其他高校中早期成立的地质科系也都尽量关怀和支持。
20 世纪初丁、翁、章等在地质教育上的成功，是其后几十年间我国地质学科中卓越人才层出不穷的一个重要原因。最近报道: “1938 年至 1946 年间，西南联大的理学院和工学院中，按教师和学生总人数计算，平均每 12 位师生中产生一位院士”。其中又以地学 ( 地质、地理、气象) 三系院士成材率最高，达到 8∶ 1 ( 罗雪挥， “寻找西南联大”，《中国新闻周刊》，2007 年 11 月 5 日出版，46 页) 。
丁文江在培养人才方面所做的工作可归纳为以下 3 点。
第一，竭尽全力为青年的成长创造条件。考古学家李济说: 丁文江 “牺牲了自己的兴趣，想法子造出一种环境，使来者可以享受到他享受不到的工作机会。到现在，至少在地质学方面，年轻有为的都有一条康庄大道可走”。在这里，我们要学习丁文江牺牲自我造福青年的奉献精神，要学习他克服困难创办教学机构的奋斗精神，还要学习、借鉴他按教育规律办事所采取的许多举措。例如: 制定宽口径、重基础的培养方案; 注重实际工作能力的培养; 在主要学科方向上聘请高水平教师; 开展广泛国际合作; 树立严谨的学风，等等。
第二，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引导青年全面发展。
丁文江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表现在许多方面。以下仅从他在弘扬徐霞客精神，并言传身教地号召地质界树立一代新风来予以说明。徐霞客是我国明末的一位伟大的地理学家。在丁文江之前，人们虽然注意其著作的文学、游记价值，但是真正用现代地学的方法编订《徐霞客游记》并使其广为传播的，丁文江是第一人。丁文江自己说，他推崇徐霞客的目的是要说明: 早在 280 年前徐霞客已具有今天欧美人这样的求知精神，我们今天的条件总比明朝要好，青年们若不知奋进，就愧对先人了。在弘扬徐霞客精神的同时，丁文江更忘不了某些外国人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嘲讽和藐视，并立志用行动来回答。德国地理、地质学家李希霍芬说: “中国知识分子出门必坐轿子、从来不跋山涉水”，“中国文人性情懒惰”。“丁文江对这一诽谤反应十分激烈，7 年以后他把李希霍芬的语录刊登在一篇反驳文章的开头，这篇文章就是他为创刊的中国地质学技术杂志所写的序言” ( 夏绿蒂·弗思著，丁子霖等译，《丁文江: 科学与中国新文化》，湖南科技出版社，1987 年版，35 页) 。当然，更重要的是，丁文江和几代中国优秀知识分子以自身的奉献精神和奋斗成果对外国人的质疑给予了有力的回答。
丁文江不仅在技术上是科学巨人，而且认为用崇高的生活目标和科学的思想去唤醒社会、教育青年是自己的责任。1923 年为了警惕张君劢等用玄学把青年引入歧途。他在《努力周报》上主导开展了著名的科学与玄学的争论。其实，丁文江与张君劢私交甚深，这次论战完全是为了捍卫真理，为了教育青年。1935 年，针对社会上某些人以 30 年前封建没落的观点贬低和指责青年，丁文江又一次站出来支持进步青年的前进方向。他首先提出了评定青年是否进步应当有个标准，要 “把现在青年的体格、知识、能力和道德与二三十年前的青年比一比看”。接着，他在批判 “文弱书生”、 “八股试帖”和 “读死书”的基础上 对体育、智育的标准赋予了正确的内涵。讲到当前青年的道德状况时，他称赞道: “现在的青年家族的道德观念比过去的青年淡薄，但是对社会和事业的责任心则只有增加，没有减少”，他并且以青年地质学者赵亚曾、王恒升为国尽忠的事迹举例予以说明。在这里，丁文江又一次宣传了自己的价值观: 只要真是在为大多数人谋利益，不管是科学家还是革命家，都应当得到肯定和支持。
第三，惜才、爱才，对学生充满爱心的关怀。在清华校园的荷塘旁，有一座闻一多的高大石像，刻记闻先生的名言: “诗人的主要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我认为，这句话可以借用在丁文江身上， “教师的主要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学生”。下面举两个例子。为征集题词，我走访了1935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的、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的崔克信研究员，他是丁文江直接教授的学生。虽然 98 岁高龄，但对往事记忆犹新，他说: “我是一个成绩优秀但家境贫寒的学生，在校成长的每一步都得到丁文江老师的关怀，标本画得好老师在身旁鼓励我; 回家没路费老师资助我; 我因家庭困难，是老师为我联系奖学金使我顺利完成学业; 毕业后又是老师介绍我到地质调查所工作”。“丁老师是我的恩人，对他的早逝，我非常悲痛，多次想起来就暗自流泪”。再一个例子是赵亚曾。他 1923 年毕业于北大地质系，研究中国地层学和古生物学，由于业绩突出，被丁文江誉为 “地质学的天才”，非常器重。1929 年 11 月在地质考察中，不幸被土匪杀害。对他的死，丁文江非常悲痛，几乎哭了一整夜，说是 “遭了平生最大的打击”。此后他对抚恤家属、扶养遗孤尽了最大的努力。我记得，在抗战胜利后的 1946 年，母亲带我从重庆乘飞机复原回到南京，开小车到飞机场接我的就是赵亚曾长子赵松年。当时他亲切地叫我妈是大姐，并且说他当了飞行员，身上中过日本人的子弹。后来我才知道，丁文江把松年视为己出，度假时带在身边，我妈也陪伴丁文江夫妇，所以他们很熟，以姐弟相称。
二伯父虽然已经远去，但是他对学生、对朋友、对家人的那片赤诚之爱心仍然留在人们的记忆中。这也是我们要铭记和学习的。
三、营造独立思考、开拓创新的学术氛围
我是一名长期工作在高等学校基层的教师。报刊上针对当前科、教领域的现状的批评文章总是一次次触动我的心。当诺贝尔奖颁发时，人们就问，“诺贝尔奖为何再次全落美国?”当人们称赞我国经济改革成就时，就指出大学体制存在的弊端，认为 “大学问题破坏了改革共识”。当老教授们聚会时就会呼吁 “重温西南联大传统”。有的院士向温总理当面陈词，指出教育决策中的一些失误。问题症结何在? 关键之一是要营造一个自由的学术氛围和民主的决策机制。丁文江在与他们那一代人的创业经历中，独立思考、直言争辩、肝胆相照、从善如流，民主决策，已是一种风格。下面举几个例子。
对如何用汉文表达地质名词这样的纯学术问题，丁文江、翁文灏、章鸿钊各执一词，经争论最终服从翁。
对于教育部要搞 “相同学系归并”的决策问题，丁文江说: 且慢，“这是一件很重大很不容易的事”，必须有调查，有标准，不可以几个人说了算。
对于思想领域中的 “科学与人生观”问题，他主导开展的论战，批驳了那种认为“科学发展导致道德堕落”的错误观点，引领崇尚科学的思潮。
为了建立宣传阵地，伯父参与创办 《努力周报》、《独立评论》，并大量撰稿。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健在的老专家仍然怀念胡适、丁文江创办的起名为 《独立评论》的刊物，呼唤当年的学术氛围。1933 年 《独立评论》先后曾登了两篇文章，第一篇作者是清华大学工学院院长，著名的顾毓琇教授，题目是 《我们需要怎样的科学》，他主张:“现在世界上已有的发明已经够中国受用了”，“我们目前最需要的不是科学的新发明，而是已有科学发明的应用”。顾院长认为只要学习国外就够了。后一篇文章针对院长论点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驳。作者是清华大学化学系当年新生孙增爵。《独立评论》不但发表了两篇文章，胡适在孙文之后还写了按语。这件事情距今已 70 余年，孙老先生把这两篇文章发给了清华校友通讯，并在函中说: 我 “这篇文章可以充分表示那个时代的学生言论相当自由，思想上有本人自我的见解，不盲从 ‘名人’的指引”。此事已刊登在 2007 年 7月出版的 《清华校友通讯丛书》第十二辑上。孙老是一位清华老校友，90 多岁了，至今仍然企盼着母校能继承当年独立自由的学术气氛，其赤子之心，让我肃然起敬。丁文江、胡适等先贤倡导的 “独立评论”精神应当世代传承。这既是繁荣学术的需要，又是科技创新的需要，亦是民主决策的需要。
精神财富是一个民族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世代传承和教育后人的意义。丁文江的精神是教育后人的生动材料，并且在许多方面符合党的十七大的精神。这是因为，在这些精神中都强调了为人民服务、为他人献出一份爱心的价值观; 倡导要以科学来指导行动，指导社会发展。这还因为，支持个人独立思考将极有利于学术繁荣、技术创新和民主决策，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是取得胜利的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