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在中国经济中一直占有支柱地位，但运营效率低的痼疾也一直难以改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一共进行了四次国企改革。
第一次是1978-1992年，通过利税改革、承包经营责任制等手段，扩大了企业自主权，但是所有权与经营权不分，资源难以优化配置，政府与企业经常相互扯皮、侵权。
第二次是1993-2002年，建立以产权改革为核心的现代企业制度，开展“抓大放小”，实现了国企脱困目标，但造成了严重的国有资产流失。
第三次是2003-2012年，通过成立国资委实现国企归口管理、强化国资监管体系；通过股改、上市和央企重组，实现了国企股权多元化和做大做强。但是这一阶段的改革浅尝辄止，如虽然建立了法人治理结构，很多公司的董事会职权并未落实。
总结过往的国改脉络，不难看出管理方式改革——产权改革——监管体制改革的演进脉络。本轮国企改革不同以往，从一开始就有较为完善的顶层设计，涵盖监管层——股权层——经营层，并以1+N政策体系为实施指引。
2019年，在目前所处的大变局之下，要围绕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这个目标，以国企改革为中心，深化“四梁八柱”性质的改革，增强微观主体活力为重点，推进国资监管改革，克服面宽缺少突破、虚而不实两大顽疾，使得国资国企改革在2019年走深走实。2019年，将是啃硬骨头、打硬仗的一年，国资国企将呈现九个方面的改革趋势。
趋势之一：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为中心，带动财税金融、土地、市场准入、社会管理等领域改革，四梁八柱，整体推进，形成相互促进的局面。财政部门与国资部门一同承担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改革重担，财税金融更大规模减税、更明显降费，有效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部分国有资本用于充实社保基金，应相应降低这类企业上缴“五险一金”负担。
趋势之二：坚持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的方向，推进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赋予企业更多的经营权。出台权力和责任清单，确保职能定位更准确清晰、监督管理更规范高效，大幅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凡是市场能自主调节的就让市场来调节，凡是企业能干的就让企业干。
趋势之三：央企集团层面全面建立规范董事会，增强董事会决策能力和整体功能。在继续探索建设规范董事会的同时，董事会运行机制将逐步完善，外部董事来源渠道也将更加多元。中国铁路总公司进入公司制、股份制与董事会建设的实质推进阶段，重点是经营权下放。
趋势之四：数十家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改组将开始，新组建一批国有资本运营公司，使得国资体制框架形成，并且探索新的运营机制。对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和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在考核指标体系、考核周期、董事会决策事项及流程等方面，制定不同于产业集团的考核和监管模式。
趋势之五：混改的分层分类推动，四批试点与百家行动，使得混合所有制改革向更大规模、更深层次发展，重心由“混”向“改”转变。积极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如对于追责制度必须要有相对应的措施和手段来调和，着力引入多层次多维度多形态的社会资本。
趋势之六：中央企业整合重组，从“国内竞争为主”向“国内外竞争并重”“国民产业融合”转变。稳步推进装备制造、煤炭、电力、通信、化工等领域央企战略性重组，持续推动煤炭、钢铁、海工装备、环保等领域资源整合。兼并重组、交叉持股、财务投资、战略联盟等多种合作模式将大量涌现。
趋势之七：加强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深度合作，强化国企、民企公平竞争环境，国企与民企共同进步。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产业链条的组合，国企将向着中小企业血脉相连命运相依的生态发展。
趋势之八：加快国企供给侧结构改革，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有效提升产业链水平，包括稳步推进企业优胜劣汰，巩固“三去一降一补”成果，推动更多产能过剩行业加快出清。
趋势之九：国企资本活跃，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国家发展现阶段投资需求潜力仍然巨大，在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方面，要减少闲置资本，发挥投资关键作用，加大制造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