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详细介绍和其经典语录。

Question

如题所述

Answer 1

　　曾国藩（1811—1872） 初名子城，字伯函，号涤生，谥文正，汉族，湖南湘乡人。晚清重臣，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清朝军事家、理学家、政治家、书法家，文学家，晚清散文“湘乡派”创立人。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嘉庆十六年（1811年）出生于湖南长沙府湘乡荷叶塘白杨坪（今湖南省双峰县荷叶镇天坪村）的一个豪门地主家庭。兄妹九人，曾国藩为长子。祖辈以农为主，生活较为宽富厚堂(曾国藩故居)裕。祖父曾玉屏虽少文化，但阅历丰富；父亲曾麟书身为塾师秀才

　　“好汉打脱牙，和血吞”

　　“大柔非柔,至刚无刚”。

　　“家勤则兴,人勤则健”。

　　“侍亲以得欢为本”。

　　家庭三致详：“孝致祥，勤致详，恕致详”。

　　“勤于邦，俭于家，言忠信，行笃敬”

　　人德八本：“习勤、崇俭、 谦谨、敬恕 、毋贪、去私 、专一、有恒”

　　“以才自足，以能自矜，则为小人所忌，亦为君子所薄。”

　　“君子之所人不及,在君慧眼善识人”。

　　“仕宦之家,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

　　“霹雳手段,方先菩萨心肠”。

　　“先静之,再思之,五六分把握即做之。”

　　"天下事
　　在局外呐喊议论
　　总是无益
　　必须躬自入局
　　挺膺负责
　　乃有成事之可冀"

　　"人初做事，如鸡伏卵，不舍而生气渐充；如燕营巢，不息而结构渐牢；如滋培之木，不见其长，有时而大；如有本之泉，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 "

　　◎ 勿扬人过，反躬默省焉，有或类是，丞思悔而速改也。

　　◎ 士有三不斗：毋与君子斗名，毋与小人斗利，毋与天地斗巧。

　　◎ 独立之行，不徇流俗，然怨不可不恤也。高义之事，弗避小嫌，然累不可不虑也。

　　◎ 吾常见夸己者，以要誉而受嗤也；吾常见媚人者，以求悦而招鄙也。夫士处世，无为可议，勿期人誉，无为可怨，勿期人悦。

　　◎ 甘苦自得。

　　◎ 文人富贵，起居便带市井。富贵能诗，吐属便带寒酸。

　　◎ 忧时勿纵酒，怒时勿作札。

　　◎ 能食淡饭者方许尝异味，能溷市嚣者方许游名山，能受折磨者方许处功名。

　　◎ 薄福之人过享其福，必有忽然之祸。贯贫之人不安其贫，必有意外之忧。

　　◎ 失意事来，治之以忍，方不为失意所苦。快心事来，处之以淡，方不为快心所惑。

　　◎ 素食则气不浊；独宿则神不浊；默坐则心不浊；读书则口不浊。

　　◎ 甜酸苦竦宜尝遍，是非好恶总由人。出死入生宁不易，各宜努力去修身。

　　◎ 和可消人怨，忍足退灾星。

　　◎ 善观人者观己，善观己者观心。

　　◎ 轩冕而敬，伪也。匿就而爱，私也。

　　◎ 多躁者必无沉毅之识，多畏者必无踔越之见，多欲者必无慷慨之节，多言者必无质实之心，多勇者必无文学之雅。

　　◎ 爵禄可以荣其身，而不可以荣其心。文章可以文其身，而不可以文其行。

　　◎ 功名官爵，货财声色，皆谓之欲，俱可以杀身。

　　◎ 诚无悔，恕无怨，和无仇，忍无辱。

　　◎ 巧辩者与道多悖，拙讷者涉者必疏，宁疏于世，勿悖于道。

　　◎ 绮语背道，杂学乱性。

　　◎ 知足则乐，务贪必忧。

　　◎ 广积聚者，遗子孙以祸害；多声色者，残性命以斤斧。

　　◎ 立身之道，内刚外柔；肥家之道，上逊下顺。不和不可以接物，不严不可以驭下。

　　◎ 口腹不节，致疾之因；念虑不正，杀身之本。

　　◎ 古之人修身以避名，今之人饰己以要誉。所以古人临大节而不夺，今人见小利而易守。

　　◎ 君子出则忠，入则孝，用则知，舍则愚。

　　◎ 智大心劳者狂，力小任重者踣。

　　◎ 善人种德，降祥于天。恶人种祸，贻殃于后。

　　◎ 沽虚誉于小人，不若听之于天。遗货财于子孙，不若周人之急。

　　◎ 利可共而不可独，谋可寡而不可众。独利则败，众谋则泄。

　　◎ 一念忽略，便有错言错事。

　　◎ 越自尊大，越见器小。

　　◎ 好胜人者，必无胜人处，能胜人，自不居胜。

　　◎ 君子但尽人事，不计天命，而天命即在人事之中。

　　◎ 才智英敏者，宜加浑厚学问。

　　◎ 恶莫大于毁人之善，德莫大于白人之冤。

　　◎ 事以急败，思因缓得。

　　◎ 能甘淡泊，便有几分真学问。

　　◎ 只是一个见小，便使百事不成，亦致百行尽堕。

　　◎ 信算命，信风水，皆妄念所致。读书明理人以义命自安，便不信也。

　　◎ 尖酸语称快一时，当之者终身怨恨。

　　◎ 聪明外露者德薄，词华太盛者福浅。

　　◎ 好饰者，作非之渐。偏听者，启争之端。

　　◎ 傲人不如者必浅人，疑人不肖者必小人。

　　◎ 姑息必成大忍（过），面誉必至背非。

　　◎ 甘让君子其志卑，不让小人其量浅。

　　◎ 人该省事，不该怕事。人该脱俗，不可矫俗。不该顺时，不可趋时。

　　◎ 因循二事，误尽一生。鼓舞精神，方破此弊。

　　◎ 与多疑人共事，事必不成。与好利人共事，己必受累。

　　◎ 受不得穷，立不得品，受不得屈，做不得事。

　　◎ 好谈己长只是浅。

　　◎ 居心平，然后可历世路之险。

　　◎ 才觉私意起，便克去，此是大勇。

　　◎ 清高太过则伤仁，和顺太过则伤义，是以贵中道也。

　　◎ 各安共分而天下平矣。

　　◎ 法者，天讨也，以公守之，以仁行之。

　　◎ 知天地万物于一体，则能爱矣。

　　◎ 人伦明，则礼乐兴。

　　◎ 二十年来治一怒字，尚未清磨得尽，以是知克己最难。

　　◎ 到老始知气质驳，寻思只是读书粗。

　　◎ 事事顺吾意而言者，此小人也，急宜远之。

　　◎ 人之所学，不可为人所容，为人所容则下矣。

　　◎ 人要为善，先要明善始得。

　　◎ 气忌盛，心忌满，才忌露。

　　◎ 凡读无益之书，皆是玩物丧志。

　　◎ 常沉静，则含蓄义理而应事有力。

　　◎ 以举世皆可信者，终君子也。以举世皆可疑者，终小人也。

　　◎ 富贵家宜劝他宽，聪明人宜劝他厚。

　　◎ 世间极占地位的，是读书一著。然读书占地位，在人品上，不在势位上。

　　◎ 今人计较摆布人，费心心思，却何曾害得人？只是自坏了心术，自损了元气。

　　◎ 决不可存苟且心，决不可做偷薄事，决不可学轻狂态，决不可做惫赖人。

　　◎ 当至忙促时，要越加检点。当至急迫时，要越加饬守。当至快竟时，要越加谨慎。

Answer 2

容摘要：曾国藩，自1851年5月上疏指责咸丰帝“苟责礼仪细节，不求国家大计”始至1872年3月死于两江总督衙门止，与清政府的关系迭宕多变，错综复杂，矛盾纷呈。其中矛盾最集中表现在曾国藩一切以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为目的的忠君思想和清廷对他的畏惧猜忌及至最后的疏远。认真研究双方矛盾关系演变的经过、结果和原因，既可以进一步了解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集团与清廷的矛盾又可以了解清政府中满汉民族之间的矛盾。
关键词： 矛盾关系 忠君 猜忌 演变

曾国藩，原名子城，字居武，后改名国藩，字涤生。按照他的解释，“涤”即“涤其旧染之污”，“生”即“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1]这无疑表示曾国藩要涤除旧习，焕然新生，做一个藩屏封建国家的忠臣，幻想“夜半霹雳从天降”成为国家栋梁， 期望清政府出现“中兴”局面。
一
我们可以把曾国藩与清政府之间的矛盾关系通过四个时期来说明。
第一阶段：曾国藩于1840年授翰林院检讨至1852年，在京师为宦十二载。他广泛涉猎各种思想，尤其致于经世思想，立志要成为地主阶级的一代圣贤，要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要将平生所学付诸实践，以挽回封建统治阶级日趋衰落的形势。在京为宦时期，他看见清朝政府吏治腐败，廷臣的“唯阿之风”曾多次向咸丰帝上谏，但从未被采纳，他感到彷徨和愤懑，他在信中写到“书生之血诚，徒供胥吏唾弃之具，每念及兹，可为愤懑” [2]，正是这种对地主阶级和清政府的一片“血诚”，使曾国藩在困难面前不肯退避，不怕得罪权贵官僚，敢冒触犯龙颜的不测风险。于是在1851年5月他再次上疏《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其锋芒直指咸丰皇帝，结果咸丰批阅未毕即“怒摔其折于地，立召军机大臣欲罪之”[3]，后因别人为他求情而免于受罪。从此他不敢在奏折中批评皇帝及对其施政方针表示不满之语，这使曾国藩对京宦生活深感乏味，并发出“补天倘无术，不如且荷锄”[4]
第二阶段：镇压太平天国时期，这是曾国藩最重要的时期，也是他与清政府之间“忠君”与“猜忌”表现最明显的时期。曾国藩出于对清廷的忠心，为尽快恢复封建统治秩序，于1853年办团练并开始为期十年之久的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为了扑灭太平天国革命的烈火，他不惜自己的生命。湘军出师不久，因战役失利，他两次企图自杀，以身“殉国”，可见其忠心不贰。在1854年秋，曾国藩攻陷武昌不但未获得封疆大权，且不时受到清廷责难。与此同时，清廷又在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周围组成江南、江北大营，其目的是以“湘军出力，江南、江北大营收功”[5]，使其六、七年内一直处于客军虚悬的地位，“不获大行其志”[6]。曾国藩进一步看透了清政府对他的猜忌心理，时怀警惧，处处谨慎，有时甚至感到悲观和伤心。因此于1857年奏请在家守制三年，咸丰觉得太平天国势力日趋衰落有无曾国藩无关紧要，遂批准他的请求，使其陷入难言之苦。直到1860年4月江南大营覆灭后，举国之武装惟有湘军可恃，清廷才授予曾国藩两江总督实权并以钦差大臣身份节制江、浙、皖、赣四省军务。但并不意味清廷放松了对曾国藩及其湘军的猜忌之心。早在湘军围困天京之时，调僧格林沁屯兵皖鄂之交，冯子才、富明阿分守镇江、扬州，官文驻武昌，长江中下游三大军事重镇皆屯兵陈粮，名为预防太平军，实为控制湘军，使其在攻下天京之后，不敢胡作非为，肆意北上。清廷不时利用湘军的内部矛盾来分散曾国藩权势的过度膨胀。1863年，左宗棠被超擢为闽浙总督，两万余人从湘军中分离出去。左氏升迁如此之快，蕴含有清廷以此牵制曾国藩的意图在内。更为突出的是，在曾国藩于1864年春夏间与江西巡抚沈葆桢互争江西厘金税收的问题上，清廷竟置正在合围金陵的嗷嗷待哺之数万湘军于不顾，采取两掣其平的手法，谕准户部所奏江西厘税半归本省，半归湘军。面对清廷此种态度，曾国藩甚感伤心失望，“心中郁闷殊甚”[7]，“因饷事十分恼怒，而又念兵事无休无了，己身之力小任重，抑抑不自得，久不成寐。”[8]因此，曾国藩在表面上“有督帅之授”，实际上是受命于危难之间。清廷正是采取扶植曾国藩部下将领的手法，使其若即若离，达到分而制之的目的。
对于曾国藩的嫡系部队，清廷更以严密监视。曾国荃“以一人而统九十余里之围师，困数十万之悍贼”[9]，未免有争功之意，时刻促使清廷对其加以警惕。在攻陷金陵之前，上谕一再申儆：“倘曾国荃骤胜而骄，令垂成之功或有中变，致稽时日，必唯曾国荃是问。”[10]其实，这是希望李鸿章、左宗棠、彭玉麟等人共同协力，速竟全功，以免功归一人，从而出现无法控制的结果。攻陷金陵后，清廷谕令曾氏兄弟追查天京金银下落，提出严重警告：“曾国藩以儒臣从戎，历年最久，战功最多，自然能慎终如始，永保勋名。惟所部诸将，自曾国荃以下，均应由该大臣随时申儆，勿使骤胜而骄，庶可长承恩眷。”[11]这一峻厉之谕，一扬一抑，使得曾国藩如履薄冰，由此可见清廷时刻对曾国藩及其湘军嫡系怀有戒备防范之意。因此，在天京失陷之后，曾国藩权倾一时，成为“中兴之臣”之首，且清政府封曾国藩太子太保衔，赐封一等侯爵，世袭罔替，这是何等的恩赐和荣耀。但实际上清廷对曾的猜忌更加强烈，有暗伏杀机的危险。曾国藩最终出于对清政府的忠义，避免清廷的猜忌和不安，也使自己不陷于“狡兔死，走狗烹”的境地，做出停解部分厘金，裁撤湘军，并为曾国荃陈请开缺回籍的决定。
第三阶段：“剿捻”时期 在遭受一系列打击之后，曾国藩大有看破红尘之感。他曾说：“国家堪忧，残喘余生，安得即归去，遁迹山林，不阅世事也！”[12]然而，在1865年5月，“剿捻”主将僧林格沁被击毙，清廷发出五道谕旨，而此时曾国藩正值心情不佳。因为4月时，那拉氏亲拟谕旨，斥责曾国藩妄自尊大，目无君上，暗使离间，诸多协制等等，曾国藩为此事“坦然寡欢”，“忑然不安”[13]。虽然他感到自己渐为清政府所冷淡和疏远，但是他出于对革命人民的仇恨和对统治阶级的忠诚，抱着老病之躯，奔赴战场。最终，曾国藩“剿捻”失败，他“惭惧不堪”“焦愤成疾”[14]，上疏请求辞职。实际上，这时曾国藩还没有最后下定走的决心，他仍认为清政府或许会象以前那样，降温旨慰留，令其继续为“剿捻”立功，最后将捻军镇压下去。然而他得到的是严旨切责，令其回两江本任，授李鸿章专办“剿捻”事宜。虽然“剿捻”最后成功，但是整个清朝如粪墙朽木，曾国藩的“中兴”希望至此落空，使他陷入悲伤和苦恼之中。
第四阶段：天津教案时期 “剿捻”之后，曾国藩忧思过度，身体愈衰。但是接到清廷谕旨，令其前往查办“天津教案”。他再次出于对清政府的一片赤诚之心，成为镇压中国人民反侵略的刽子手。在曾看来，民族的安危，人民的利益都是次要的，只有保住清王朝的封建统治才是最重要的。因而他权衡利害，采取了“曲全邻好”“媚外求和”坚决与革命人民为敌的方针，最终受到舆论的指责，成为千夫所指的罪人。此时他希望清廷能稍加维护，不料，那拉氏为了推卸责任，竟然也责其“文武全才惜不能办教案”[15]， 并派李鸿章复查“天津教案”。这等于公开宣布，“天津教案 ”完全是曾国藩个人办坏的，由于他的软弱无能，才使清政府不得不中途换人。至此，“英雄末路”的曾国藩由天津回到江宁仅一年多的时间，由于隐痛太深忽然死去。
二
清政府对曾国藩由猜忌到疏远的原因何在？首先清朝封建王朝自建立后，满汉矛盾一直存在。因此满洲贵族在入主中原以来，在严厉实行文化高压政策、牢牢牵制人们思想观念的同时，又在政权和军权上对汉人采取不信任，不予重用的态度，尤其在军事上，“以驻防兵钳制天下，不轻以汉人司兵权”[16]。因此，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捻军过程中，不得不起用曾国藩等汉族官员以及湘、淮军为之效力卖命，但自始至终都怀有畏惧猜忌之心。其次，清廷之所以对曾国藩由猜忌到疏远，主要是因为在天京攻陷之后，湘军内部矛盾重重已经分崩离析，而这时淮军的势力强大起来，这就为清政府对曾国藩开刀提供了难得的契机。
曾国藩一生忠君原因又何在？首先，他出生于封建地主家庭，这个家庭保持着十分浓厚的礼教传统与森严的封建秩序，培养了曾国藩对封建礼法的忠诚信仰；再说，曾国藩是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同曾国藩及其家庭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其二，在曾国藩生活的时代，“修，齐，治，平”的儒家传统思想仍是中国文化的核心，而且在长期的苦读和从军从政过程中，曾国藩逐渐成为一位集中国传统文化于一身的大成者、理学经世派和“旷世济世”的情怀，使他一直恪守忠君敬上的人生信条。在曾国藩的一生中，他以对清王朝的一片赤诚之心，历尽艰难困苦，忍受侮辱折磨，始终为维护传统礼仪纲常重新规范社会秩序，达到“立功”“立言”“立德”的人生境界而奋斗不止。其三，与他本人修身养性的人生哲学密切相关，曾国藩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人的一生，既要自强不息，奋斗进取，建功立业，又要自我克制，寻求“惜福之道，保泰之法”。他特别重视“刚柔互用”之术，主张“趋事赴公，则当强矫，争名追利，则当谦退。”[17]在“强矫”方面，他特别强调的是自胜，而不在胜人。这是因为能自胜者，才是真强、真硬。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克己”，颜子所说的“不贰过”。在“谦退”方面，他特别强调为人处世必须谨小慎微，做到“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他曾以自己的实际经历作出结论说“孝以施于上，信以施于痛列，歉以施于同列，浑则无往不宜。大约与人忿争，不可自求万全处；凡人是非，不可过于武断，此浑字之最切于实用者而。”[18]遵循这一思想原则，曾国藩在具体行动上尤其注重对谦和、忍退的实际运用。当官位愈高，权势愈大时，他时刻提醒自己对清廷更加忠诚，并常存冰渊坠坠之心。他在日记中写道：“凡人我之际，须得看平，功名之际，须砍得淡，庶几胸怀日阔”[19]“以庄子之道自怡，以荀子之道自克。”[20]用顺从天命的态度看待工人的利害得失和成败祸福，这种拘谨深沉而又保守的气质，对于他循规蹈矩走正道，忠于清廷起到很重要的影响。正如费正清说：“它非常适合于坚持反叛逆和反道德放任的路线。”[21]第四，曾国藩的“忠君”思想又与清廷的拉拢政策而加强。曾国藩在仕途上的发展是颇为一帆风顺的。从道光二十年授翰林院计起，到二十九年升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十年七迁，连升十级，这对于“出身寒门”的曾国藩来说，真可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他在升内阁学士时写信对他的弟弟说：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22]，曾国藩认为，自己有如此机遇，主要是“荷皇上破格之恩”，对于皇恩浩荡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1862年，当他与劳宗光互争粤厘洲，清廷抑劳而重用他，并指出：“环顾中外，才力气量如曾国藩者，一时亦实难其选。”[23]而且清政府对于李秀成被擅自处死之事以及幼天王逃走之罪未于深究。清廷对他越信任重用，越使他愧怵战兢，只图报效，所以“忠君之忿重”，“立名之志浅”[24]，“唯有竭尽勇锐，以办江介之事，此外非所敢知也”[25]，这是促使曾国藩即使遭到清廷猜忌和疏远，也一直忠心耿耿地为清廷一次又一次的卖命。

综上所述，曾国藩成为维护清朝统治的封建忠臣，无论是在不被重视，被猜忌还是最后被疏远，他对清王朝的一片“血性忠诚”之情始终没有改变。曾国藩终因成为千夫所指的罪人，抑郁而死，结束了他一度辉煌而又困惑的一生。他始终没有摆脱不幸的政治命运，正所谓“命运是被情势所改变和扭曲的生存态”[26]。曾国藩的忠君思想，让人可敬又可悲，他的一生不愧是“忠毅人生”。